2006年6月26日，广东深圳市一名警察对展示的毒品拍照。中共最高法院统计显示，2005年1月至2006年5月，中共法院审结了45,587件毒品案，共有53,205名被告人被判刑
（接上篇）陈玉琦：公安如何炮制禁毒战果（上）
脚镣取下以后
在上诉审查、死刑复核和后续重审中，案件的疑点逐步得到处理。三起案件反复出现的关键人物缺席，也成为追查的问题。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理由发回重审。对于戴着脚镣的人，这首先意味着仍有机会活下去、继续解释自己，距离真正回家却还远。
2002年3月，荆爱国案被发回重审，脚镣被取下。他请求到放风的院子里跑几圈，所长默许了。荆爱国后来回忆，那天跑得轻松、畅快。无罪判决还没有到来，他先在院子里跑了起来。
2002年4月28日，杨树喜的一审死刑判决也被省高院撤销，发回重审。消息传到看守所，狱友们为他庆祝。他后来回忆，心情舒畅了一些，觉得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撤销死刑没有使他立即回家。2002年11月、2003年4月，检察院先后两次让他指认租车人，他都认出了马进孝。那个背下二十八条法律条文、开庭时却晕倒的司机，终于有机会指出把包交给自己的人。从撤销死刑到获释，他又在看守所等了一年多。
到2003年5月，距杨树喜被关押已经二十二个月。郝惠英接到了领回丈夫的通知。
她带着裹尸布去了公安局。到了那里，才知道丈夫还活着。
那一天，杨树喜在看守所院子里剥大豆。管教告诉他可以回家，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缓过神后，把被子等个人物品分给狱友，没有带行李。检察机关已经撤诉。
家里的纸钱是为迎回遗体准备的，回来的却是杨树喜本人。撤销死刑、继续羁押、指认交包者、最后撤诉，这些程序节点走完后，一个家庭仍带着准备后事的理解前来领人。
荆爱国、彭清后来也获判无罪。彭清在看守所度过了三年多，获释时连儿子的年龄都记错了，需要丈夫纠正。孩子在她看不见的地方长大。
追责判决划下的界线
彭清获判无罪后，追究办案者责任的判决又留下了一道不能略过的界线。据后续责任审判的记载，法院确认办案人员隐瞒马进孝真实身份、贻误查证，造成错捕错判；对于合谋造案的指控，法院认为马进孝的供述缺乏其它证据印证，且与部分证据相互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而未予认定。赵明瑞、倪兴刚被以滥用职权罪判刑。荆爱国案已有共同制造假案的裁判认定，两者的责任证明不能混写。
彭清获释以后，2004年8月11日的一审责任判决，分别判赵明瑞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倪兴刚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彭清的三年多被关在看守所，而办案人员受到的则是附有缓刑的刑罚。刑罚不能按受害者失去的岁月简单折算，但这样悬殊的实际后果，仍使追责的充分性成为问题：个人受了什么处罚，机关又解释了哪些责任，都应同被害人的代价一起公开。
法院拒绝以缺乏印证且与部分证据矛盾的供述定案，这本身符合严格证明的要求。问题在于，被告已经遭到错捕错判，关于合谋造案的指控却被认为没有得到充分证明。秘密合作由公安机关掌握，受害者很难自行取得其中的任务和联络纪录。刑事证明应当严格，公安机关对自己行为的说明义务也应当严格；合谋指控未被法院确认，并不使已确认的隐瞒和错判变得轻微。
释放之后
这组案件的伤害，也没有随释放一起结束。与马进孝有关的第四起假案涉及十公斤所谓毒品，马有奴四（编者注：东乡族人名）在其中被羁押近一千四百天，最终无罪释放；同案司机袁旺（化名）则在更早的2001年，被羁押十二天后释放。
在马进孝事后供述所呈现的经过里，十公斤案还牵出另一场交换。他的儿子因涉嫌盗窃摩托车被关押，马进孝找到禁毒部门，希望以做成毒品案件换取放人。相关案情记载，他随后同警方人员把儿子从看守所接出，又找人安排了所谓十公斤毒品的运输。
马进孝的供述不能直接确立每名警察的罪责，但它所说的交换，与较早马宏宝一案中的放人换线索形成了需要追查的关联。释放谁、让谁进入下一宗案件，可能由经营合作关系的人私下议定。马有奴四近一千四百天的羁押，使这类安排所能造成的伤害有了具体尺度。
袁旺夫妻后来回忆，电视新闻反复出现他的面部特写，以及码放在他面前的二十五块、共十公斤的所谓毒品。妻子不敢打开电视，担心再次看到丈夫被作为涉毒人员展示。他回到日常生活后，朋友疏远，周围仍有人认定他是花钱脱身的大毒枭。
袁旺还回忆，释放那天，他问办案警员，被关了这些天，公安该有什么说法。得到的答复是：“接受调查，这是公民的义务！”他就这样离开了看守所。强制权力造成的损失，被这句话转写成公民应当承受的义务；公安需要说明的责任，却没有随他的释放一同落实。
电视让指控先于核验进入公众记忆，释放却没有自动消除那幅画面。公安能够拘捕、展示和释放一个人，失真的指控留下的社会后果，却不会随这些决定一同撤回。
杨树喜说，长期羁押和死刑判决的折磨损害了记忆，他已难以继续开出租车。获释使他保住了性命，却没有把生活送回2001年7月26日出车以前。
还没有走完的责任链
案件后来进入责任审判，结果也各不相同。马进孝被以诈骗罪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2006年上诉被驳回。张文卓被以徇私枉法、滥用职权两罪判处十年；丁永年因徇私枉法罪，一审被判六年，二审改为三年。边伟宏一审被判三年、缓刑四年，后续案情记载他此后失踪。这些不同人员、不同审级的结果，不能合并成一句“全部受到惩处”。
撤销判决、复检、重审和赔偿确实救回了被告，造案者也受到了程度不一的处罚。仍须追究的是，公安提供的虚假材料为何能够穿过起诉和一审，把无辜者推入死刑程序。
这需要解释公共经费怎样支付、奖励怎样发出、物证怎样获信、关键人物怎样被隐藏，以及如此多的环节为什么没有及时保护被告。无罪判决、撤诉和涉案人员获刑，不能使这条责任链就此停止接受检查。
公安教材中的秘密关系
《高墙有耳》继续追索的，是在这些案件里反复起作用的秘密关系。马进孝在司机面前是乘客，在交易中是介绍人，在警方那里又是可以联络的特情来源。理解这些身份怎样被使用和保护，需要同时阅读案件与中共自己的教学材料。
较早的公安相关教材对秘密人力来源有成体系的讲解。它主要讲政治安全领域的秘密人力工作，不能直接当作马进孝所涉刑事禁毒工作的操作记录；它呈现的是秘密关系怎样被组织和保护的。
在保护来源的部分，教材要求，来源指出材料位置后，搜查要给人造成侦察人员偶然找到的印象。行动还可以借用其它检查的外观，使对象以为自己偶然暴露；书中也讨论制造群众检举的假象，隐藏真正的信息渠道。
这类保护会改变审查者所看到的事件。即便查获物真实，秘密来源也可能参与决定警方在哪里、何时查找，以及怎样让行动显得与他无关。来源报告引出搜查，搜查生成记录，记录再被用来支持报告；数份貌似相互印证的材料，可能依赖同一个未经独立检验的起点。记录增加，并不等于可信度增加。马进孝案要求追查的，正是被最终“查获”遮住的安排。
教材还把来源保护延伸到预审：侦察和预审人员事先配合，研究怎样使用材料揭露对象而不暴露来源，控制报告的使用，并把对象的怀疑转向其他知情人或关系人。关系的隐匿可以贯穿材料进入审讯的过程。杨树喜能够背下条文，却无法从条文里知道交包者接受过什么任务；这类记录是否进入审查，决定了辩护能够追到哪里。
“套在脖子上的绳子”
教材对建立来源的说明，揭示了关系的另一面。除了政治争取和金钱收买，书中还讨论控制使用：以刑事处境或足以损害名誉、地位、财产的私人秘密迫使合作，并写道：“像一根绳子套在敌对分子的脖子上”。
这一比喻把强制写得很清楚。国家掌握惩罚和秘密，让一个人相信，只有继续为当局工作才有出路。将隐私变成把柄、将正常生活的延续变成服从任务的条件，是权力勒索。来源即使表示同意，也不能使这种关系自动具有自由合作的性质。
有的来源逐利，有的来源先被强制控制，两种处境都可能进入伤害他人的过程。参与者应当对具体行为负责，指挥机关更应对它设定的任务和强制负责。最先出现在受害者面前的熟人，只是关系的一端；能够决定他继续合作还是遭受惩罚的人，掌握着更大的权力。
被借用的信任
书中要求单线领导，限制来源横向联系，缩小机关内部的知情范围，甚至规定特情这一名称只在部门内部使用，不应让来源本人知道。一个人知道自己在帮助机关，未必知道自己被怎样正式界定，递交的材料会被怎样保留和使用。被接近的人所知更少——他可能始终以为自己面对的是同事、朋友或者顾客。
秘密利用社会身份，调用的也是普通人对关系的信任。司机愿意接单，朋友愿意谈话，互助者愿意回应求助，这些正常行为都可以成为行动条件。遭到利用的人可能责怪自己轻信，权力却借此避开了更应被追问的事：究竟是谁设定任务，使一段日常关系承载国家的秘密行动。
教材还有一种转移怀疑的办法：公开传讯对象或其关系人，谈无关事项后放走，让他难以向同伴解释，促使彼此互不信任。书中把它限定在十分不得已时使用，仍然将制造内部猜疑列为了可供选择的手段。
这里，连没有担任来源的人也可以被安排承担内线嫌疑。被传讯者无法说明，其他人不断猜测，真正来源继续隐藏。机关保护一段秘密关系的代价，被转嫁成一个群体的相互怀疑。朋友的信用和共同体的信任，被当作能够消耗的行动资源。
袁旺面对的是涉毒指控留下的猜疑，教材讨论的是转移内线嫌疑，两者并非同一种操作。它们都把解释自己处境的困难留给了被推到人群眼前的人。机关能够影响谁被怀疑，受到怀疑的人却未必取得足以澄清的材料；怀疑因而可以持续，权力的作用则可能继续隐藏。
当党的统治成为安全目标
司机因一趟生意成为被安排的人，政治侦察还要追到更前面的选择：谁被界定为敌人，谁的交往首先成为国家秘密介入的对象。马进孝案属于刑事禁毒领域，《高墙有耳》完整研究的中心则是境内政治侦察。
教材把秘密力量置于鲜明的政治敌我框架，要求服从党的路线、政策与党委领导。当维护执政党的统治需要被纳入安全目标，和平言论、信仰和结社就可能先成为秘密掌握的对象。危险从被界定为需要监视的人开始，甚至早于任何具体犯罪指控。
公安相关教材还按政治身份划定工作边界：党内问题交由党的组织处理，党内严禁搞侦察，党委机关内部严禁使用特情；对被划入敌对范围的人，则可以展开秘密侦察、控制和争取。书中也说明，党内若出现敌探嫌疑，可以报请党委批准，采取调离侦察等办法。决定是否进入侦察的关口，仍掌握在党组织手里。被谁界定为敌人，因而决定一个人会面对怎样的权力。
这些规定把党组织放在划分敌我、决定侦察边界的位置。公安服从的政治领导，也成为决定谁应被保护、谁可被秘密控制的权威。政治身份先于平等的公民地位，一个人被划入敌对范围，可能在不知情时就被秘密侦察和控制，也无从质疑自己是怎样被划进去的。这样的秩序维护的是统治者对社会的支配：法律和程序照常运转，适用到谁身上，却先由政治身份决定。
从言论到报告
新青年学会案呈现了另一种关系：李宇宙向国安报告朋友的活动，相关材料后来进入对朋友的诉讼。此处不展开案情，只指出这类案件需要检查私人讨论怎样被记录、概括并赋予组织性质和政治意图，以及来源接受过什么任务与反馈。
政治报告也可能令选择的真实材料失真：保留激烈言辞，略去随后的否定；记下一个设想，省略它未形成决定；罗列朋友的联系，却不说明实际关系。这些是需要防范的报告偏差，并非对某个案件已经查实的概括。被记录者若不知道报告存在，连自己的话被怎样解释都难以纠正。
对未来危险的判断，还可能形成无法被反证的循环：没有行动，被解释为潜在危险；停止活动，被解释为转入隐蔽；没有发生事件，又被解释为控制成功。没有明确界限和独立检验，这种预防性权力会让和平生活成为没有终点的侦察对象。
出租车司机需要解释包的来路，朋友之间的政治讨论则需要解释话语和报告的来路。引出讨论、组织见面、概括言论，都可能影响最终材料的含义。来源参与安排，国家就已经参与事件；只呈交结果，把自身的作用留在保密档案里，等于让国家同时控制指控和对指控的解释。
数字技术也不能代替这种审查。位置记录可以准确，截图可以真实，关系图可以细密；仍要查清谁安排见面、谁提出话题、谁选择截图、谁赋予政治意图。更强的技术接在错误的目标定义和封闭的来源管理上，可能只是让失真的解释保存更久、传播更远。
保密的边界
英国2022年的秘密人力来源规范提供了一个值得对照的标准：公权力暗中操纵关系，即使没有取得传统意义的私密信息，也可能侵入私人生活；授权需要考虑必要性与比例性。（见规范第2.16—2.17段）朋友、同事和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本身就有应受保护的价值。
能够保护来源安全的制度，也必须让独立审查者接触国家的任务、利益和行动，让承受不利后果的人有实际机会挑战材料的形成过程。保密可以有具体、受审查的理由，不能变成机关对自身构陷、诱导和隐瞒行为的永久豁免。
追究这种权力，也需要拒绝它向社会散布的无边界猜疑。一次举报、立场相近、事后获益或同场被捕，都不足以单独证明某人是特情。具体任务、联络、报告和行动，才是追索责任的依据。把没有证据的内线指认散向受害群体，会使机关制造的不信任继续替它发挥作用。
回到裹尸布
回到郝惠英带去的裹尸布，问题已经足够具体。她接到了领人的通知，却以为丈夫已经死去。一个家庭为仍活着的人准备后事，是造案与审查失效落在人身上的后果。
杨树喜终于活着回家。那个把包交给他的乘客、预先等候的警察、接受材料的程序，以及后来打开案件的审查，都必须放在同一条责任链上看，公民有权要求国家解释自己怎样被送上被告席，也有权要求国家证明它对现场做过什么。任何单位的成绩，都不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自由和性命来结算。
以党的统治需要划分敌我，秘密调用社会关系，再把核验和责任封闭在机关内部，这套极权暴政把公民置于统治权力之下。支配可以被称作保护，构陷可以被记作战果，强制造成的损失可以被说成义务。纠正几起案件、救回几个被告，不能为这样的支配关系赋予正当性。公民的自由应当约束公安权力，而不能等候公安在需要时重新交还。（全文完）
教材与制度参照
- 公安相关教材，秘密人力来源的建立、使用、管理与保护相关内容。
- 案发时施行的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订文本，第43—44条及死刑复核、执行相关条款；核验采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收录的英译本。
- UK Home Office, Covert Human Intelligence Sources Code of Practice 2022, December 13, 2022，尤其第2.16—2.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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