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自由化就悄悄启幕，共产世界骨牌似地纷纷倒向自由经济，而改革开放就是手段。自由化的同时，国际化像是连体婴地出现，而“自由化、国际化”在1984年更是台湾执政当局所公开提出的政策方向，一时之间，类似“立足台湾、胸怀大陆、放眼世界”等等宏观视野的动人口号响彻宝岛。直到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后期，即将蜕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之际，“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更宏观、更动人的名词又窜了出来。随着两岸几乎同时在2001年末和2002年初加入WTO成为会员国之后，全球化更是两岸住民人人必得正视的潮流及现实。
不过，尽管“全球化”已是耳熟能详，它的内涵究竟是啥、它的到来究竟会有什么冲击、所有的地球人要如何因应、每个活生生的“人”应该怎样安身立命等等现实课题，纵然有无数篇章累牍，但眼花撩乱的结果，似乎无法拨开挡在眼前的层层迷雾，又是充满期待，又是害怕遭受伤害的矛盾情结相信充塞众多住民的心头。可不可能找到解惑之钥呢？
全球化会是世界大同吗？
打从孩提时候，“促进世界大同”就被灌输在小脑袋里，而〈礼运大同篇〉也生动地描绘出大同的境界。那么，全球化的宣告来到，是不是就告诉我们，世界大同不再只是口头襌或虚拟幻境，而是摆在面前的实景呢？
记得好多年前有一部非常卖座的电影，片名叫做“上帝也疯狂”，以非洲蛮荒为背景，一位非洲土著为了拣到的一个可口可乐瓶罐，跑遍大半个非洲搜寻其源头。全球化的结果是不是这类的事情都会走入历史呢？全球人士无论身处天涯海角，不只是“天涯若比邻”，而且消费的东西都会没有差异呢？全球化的来到，除了物质层面会有趋同趋势外，精神层面会不会也有相同的演变呢？
很明显的，全球化的来到无疑与“自由贸易”紧紧相扣，贸易也者物品相互交易是也。我们知道，当前的贸易指的应是“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易”，所谓的“互通有无”就是传神的比喻。其实，溯其本源，国家间的贸易还不是无数活生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易吗？那么，人际间的交易往来原本是自愿的或是被逼迫的？追本溯源，“自愿的”应是共同标准答案吧？而“互通有无”也道尽了“为的是促进彼此间福祉提升”之目的。交易结果虽是互利的，但交易的发生却存在林林总总的成本，举凡寻找交易对象、交通、言语沟通、交换比率等等都需费时费力。因此，即便每一个地球人都能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从事自愿性交易，还是有无限的“交易障碍”必须克服，于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以利更多交易行为的顺利出现和进行”就成了追求幸福人生的一种自发性举动。运输工具、通讯技术、资讯媒体、交易媒介等等“有形”的工具之创造发明固然应运而生，就是无形的诸多“组织、制度”也都不断出现。汽车、轮船、飞机、电话、收音机、电视、电灯、自动化生产工具不断推陈出新以及货币的发明固不待言，为了达到“分工合作”这个“神圣目标”所需要的各种团体组织，原本也都是为了“增加交易行为、减低交易成本”，终而促进人类彼此间的生活福祉。
二百多年前已有全球化举动
历史如果照着这种理想方式演进，不只全球化早已实现，就是天涯若比邻的世界大同境界也早己来到。事实上，在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出版《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之际，大英帝国所标示的“日不落国”，或者中国郑和下西洋，以及几个极为兴盛的朝代，都已有几分全球化的味道在。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经过两百多年的倒退、甚而死寂之后，到二十世纪末，全球化又如排山倒海的到来呢？
虽然二十一世纪初，由于美国总统川普祭出“关税牌”，让某些专家们大喊“全球化已死”，但实际上“全球化”只会是表面上“短暂受阻”，终究还是沛然莫之能御的，而且川普的“重建世界”也还是全球化呢！
如上文所言，追求生活福祉的人，原本是崇尚“自由交易或贸易”的，在自由贸易下，“市场”很自然地产生，参与交易者经由市场所反映出来的讯息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市场讯息愈正确，行为人犯错的概率就愈小，最能反映市场讯息的就是“市场价格”这个指标，如果每个行为人都能有自由空间去做行为，一定会设法让自己的宝贵资源作最有效率的使用。人人都如此的话，市场就可达到最灵活运作。由于每个行为人先天禀赋有别、后天环境又各异，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是很正常的，而在价格机能充分运作下，市场竞争力量就会奖赏努力上进者，而偷懒不努力者就被淘汰。不过，此时被淘汰者不是从此就消失了，若能记取教训重新奋起，新机会随时等着。其实，这种市场竞争力的淘汰过程，就是个个行为人寻找自己“比较利益”的动态过程，环境愈自由，变化愈快，宝贵资源的使用也较有效率，人类的福祉也就不断提升了。
诚信是人际间分工合作要件
在各个市场自由运作下，人际间分工合作愈细密、复杂，如果不能推心置腹、相互坦诚地诚信往来，交易便受到阻碍。由于某些人“自私”心理作祟，以为损人得以利己，于是私心自用、甚至搞权谋害人，市场运作就碰到层层障碍。一旦各个团体间此种“为私”扩大，“保护”、“管制”也就一一浮现，最明显的是“国家主义”之兴起，如果再夹杂着“民族主义”作祟，国与国间的各种限制就更蓬勃起来，再加上人类缺乏耐性，很难忍受“短期性”的调整，于是予有心人士可乘之机，而各种保护论调乃如雨后春笋般窜起。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机能受到政府管制的戕害，官商勾结、特权泛滥逐渐严重，资本主义受到扭曲、污蔑，终而共产主义崛起，这些国度内市场全面窒息，经过七十年的荼毒才在1970年代末被摒弃。在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家，虽没有共产国家的铁幕锁国，但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恐慌，却不幸被解读为“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保护的凯因斯主义全面抬头，有形无形的贸易障碍普遍在各国实施。到1980年代，当时英国的柴契尔夫人和美国雷根总统携手进行自由化运动，配合GATT、NAFTA等等区域组织的推动，逐渐扭转保护情势。之后全球化虽蔚成风潮，但反动力量却仍遍存每个角落，未来的进展将如何呢？
上文的简单描述，无非在点出全球化的本质是“自由化”，以自由贸易或交易为特质，本来是人类自发性行为，却不幸被扭曲、压抑，而后又重新拾回。其间的故事，断断续续都有文献出现，日裔美籍趋势专家大前研一在1990年以《无国界的世界》一书描述企业全球化；五年之后的1995年在《民族国家的终结》一书中，再以四个“I”，即投资（investment）、产业（industry）、资讯（information），以及个别消费者（individual consumers）来突显民族国家中介角色逐渐消失，全球化的无国界世界逐渐浮现。
民族国家可能终结吗？
大前研一的预测方向没有错，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也依然难挡。不过，全球化虽然难挡，但国界还是迄立不摇，民族国家依然健在，欲迎还拒的阻力仍不可小觑，未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呢？身处此洪流的现代人，如果能够更清楚看到全球化的内涵及其各层面的变化，当能更笃定。这本由两位伦敦《经济学人》杂志资深记者在千禧年撰写的《完美大未来》（A Future Perfect）为世人描绘并剖析了此种远景。他们比大前研一更为宏观，涵盖观察面更广、更深入。
记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 Buchanan）在《自由经济的魅力－明日资本主义》（Tomorrow, Capitalism）这本书的英译版序文中比较了欧洲和美国的记者，他说：“……这本书，一方面显示出作者对经济理论的深切了解，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个经济理论具有现代政治哲学的含义。至于美国的记者，我担心他们会在理论的丛林中迷失方向，同时又摆脱不了以往的经济学教育所灌输的观点，顽固地抱着一些陈腔烂调，而不去追究在哲学层面上有无内在矛盾。……我们的记者大都缺乏一些必要的正确观念，而我们的学人又大都缺乏文字表达的技巧。现在我们很高兴遇到李甫基这样一位经济记者，既具备冷静精深的经济学知识与合乎逻辑的政治哲学知识，又具有表达这些知识给广大读者的能力。”布坎南的这项推崇话语也可原封不动地加在本书两位作者的身上，而这两位作者在本书所显现的功力，也正凸显出《经济学人》这本老牌杂志之所以历久不衰，且备受世人推崇的原因所在，这两位记者也同样具备冷静精深的经济学知识与合乎逻辑的政治哲学知识，以及拥有表达这些知识给广大读者的能力。
自发性的理想共产生活
此外，这两位作者一方面具宏观视野，另方面又观察细微，将“全球化”这么复杂的故事讲得令人动容。最动人心弦之处在于深入“人心”，兹举书中两个例子就可清楚、明白，第一个例子就是＜前言＞中一开始所记述的纽约上卅布得贺夫（the Bruderhof）人之生活，表面上实施“共产主义”，但他们所实施的是“基督教式共产主义”，禁用收音机和电视，禁止离婚和同性恋，禁止私产且集体扶养他们所生下的小孩。看起来的确与共产世界十分类似，但“有神”的宗教信仰却是最大的不同，也就是此种特质，他们不排斥现代科技，且只在工作上“利用”科技，由于发自内心的自动自发，将日本式的管理技术及分工合作发挥得淋漓尽致。简言之，一般的共产主义是“强制式的”，而布得贺夫却是由宗教信仰产生的“自动式的”，换句话说，关键点在“人心”，而“强制是改变不了人心的”，如何让人人“由衷”地作无私的奉献就是全球化顺利与否的精髓。
第二个例子是作者们对凯因斯（J.M. Keynes）这位总体经济学开创者的精彩描述。在本书第一篇第一章就以凯因斯拉开序幕，借着凯因斯的生活轨迹巧妙地传达出活生生的“个人”对全球化的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凯因斯坚决地拥护全球化的重要象征“自由贸易”，到1920年代后期，他却成为保护主义份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因斯又小心翼翼地重新拥抱全球化。借由凯因斯的精彩生命历程，作者们生动地讲述全球化的故事。在故事里显示出的是“人的私心”之可怕威力，尤其对某些掌控绝对权力者来说更是如此。凯因斯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政治权力，但他在“思想观念上”发挥无远弗界的无形威力，提供给政府掌权者锐利的“干预”、“保护”利器之理论基础，此即当今世人都习以为常的总体经济干预政策。即使在自由化带动，全球化被公认是不可挡趋势的21世纪，还是无法完全消除管制、干预的保护政策，怪不得本书作者在全书一开始就以“完美的大未来？”的疑问式作为标题。
发展的目的在扩展个人自由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裔的圣恩（Amartya Sen），是一位非常关怀社会弱势族群，并重视伦理与道德的人道学者，在1999年将其在世界银行的演讲集结成《经济发展与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阐述经济发展不该只是所得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个人福利的增进，更精确地说，“发展的目的是要扩大个人的自由”。他利用历史经验、实证资料与严谨有力的分析来显示，发展的正确意义绝不是与自由为敌，而是在于自由的增进。圣恩认为人们一旦脱离不自由的束缚，便有能力自行争取更多的福利，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专制独裁，计划僵硬的政府，却往往与此背道而驰。毕竟经济发展没有所谓的公式，而珍惜民主自由才能创造美好的发展环境。由于圣恩幼年亲历孟加拉大饥荒，他的观察才更值得重视，“发展即自由”或有自由环境才得以发展的主张才更铿锵有力。
政府管制是全球化的最大阻力
自由贸易是自由的重要一环，全球化更与自由息息相关，当网际网路新科技蓬勃发展，人类的自由活动空间应当更为广阔，但二十世纪却未能如此显现，关键所在就是“人为阻碍”。不只是共产、法西斯的专制独裁，社会主义者和凯因斯主义者也脱不了干系，追其根源还在“人心的私利及伦理道德的败坏、沈沦”。二十世纪的故事在这本书有着精彩陈述，而二十一世纪虽有“全球化终结”的声音出现，但其实还是难挡的。而其能否顺利，以及所需支付的代价到底几何，端视人心的净化是否可能以及程度如何，尤其各国掌权者对自由这个基本观念的领悟力如何及私心自用能否淡化而定。如果更多人能阅读这本《完美大未来》，或许阻力会减少，人类支付的代价会降低，甚至于得以“反转”为促进自由化、全球化的无形助力呢！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