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迫害犹太人的主要战犯（Courtesy of USHMM）
1946年10月16日凌晨，纽伦堡司法宫监狱的体育馆里亮着灯。1点过后，前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接下来，十名纳粹要犯被依次绞死。原本排在名单最前面的戈林，前一天深夜在牢房里服氰化物自杀，没有等到这一刻。
轮到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时，他走向绞刑台，喊了一声“希特勒万岁”。据国际新闻社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的现场报导，他站上台后转过身，瞪着在场的见证人，突然尖叫：“普珥节1946！”有人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喊的是：“布尔什维克总有一天会绞死你们。”黑头套罩下去以后，人们听见他闷声说了一句：“阿黛尔，我亲爱的妻子。”
在场的美国军官，多半不懂“普珥节”是什么意思。这是犹太人的节日，纪念《以斯帖记》里的一段故事，波斯宰相哈曼图谋灭绝犹太人，最后他和他的十个儿子都被挂上了木架。那天夜里被绞死的，恰好也是十个人。施特莱歇尔懂这个典故，他的报纸早在1934年就登过长文揭秘“普珥节”。到了最后一刻，他眼里的世界仍然只有一种读法。
一份周报的分量
施特莱歇尔不是军人，也没有参与策划大屠杀。他握过的权力并不小，1925年到1940年当了十五年弗兰肯大区领袖，1933年4月1日主持了全国抵制犹太商店的行动，1938年8月10日拆毁了纽伦堡的犹太会堂，这些都写进了判决书。但在1940年2月，他被指私吞“水晶之夜”后没收的犹太人财产，又散布戈林的谣言，因此被撤掉全部党内职务，只留下一个大区领袖的空头衔。从那以后到战争结束，正是东方的犹太人被成批屠杀的几年，他手里剩下的主要是《冲锋报》。
这份周报是他在1923年创办的，一直出到1945年，1935年发行量达到60万份。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写道，他“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用反犹主义的病毒感染德国人的头脑，煽动德国民众积极参与迫害”。判决书还列出，1938年到1941年间，《冲锋报》上有23篇文章鼓吹把犹太人“连根”灭绝，其中一篇把犹太人称为“必须为了人类利益而被消灭”的寄生虫和病菌。法庭判他共谋发动侵略战争的罪名不成立，送他上绞刑台的是反人类罪，理由是在东方的犹太人正以最可怕的方式被杀害的时候，他仍在煽动谋杀和灭绝。
同一份判决书里，戈培尔宣传部的广播负责人汉斯‧弗里切被判无罪。法庭认为，他的广播虽然有很强的宣传色彩，但无法认定其意图是煽动德国人对被占领地区的民众施暴。两份判决放在一起看，纽伦堡划下的线相当清楚。说话本身不是死罪，在屠杀正在发生的时候，明知后果，仍然一遍又一遍地把一个群体描绘成必须清除的害虫，这才是死罪。
这条线划得很克制，正因为克制，才经得起80年的追问。
他们想作为军人被枪决
和施特莱歇尔一起被绞死的，还有德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和作战部长约德尔。他们在法庭上的辩护几乎一样，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来自元首，自己只是执行。
这条路在开庭之前就被堵死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8条规定，被告依照政府或上级命令行事，不能因此免除责任，只有法庭认为符合正义时，才可以作为减刑的考虑。到了判决凯特尔时，法庭连这道减刑的门也关上了，判决书写道“没有任何可以减轻的情节”，这样骇人而广泛的罪行，是有意识地、无情地、毫无军事理由地犯下的，“上级命令，即便对军人而言，也不能作为减刑的考虑”。对约德尔，法庭说参与这样的罪行从来不是对任何军人的要求，他不能躲在“军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服从”这个神话后面。
判决之后，凯特尔、约德尔等人请求改为枪决。按照宪章，有权减刑或改变刑罚的是盟国管制委员会，委员会没有批准。他们到最后都想以军人的身份死去，绞索给他们的身份是罪犯。
不到两个月后，美国军事法庭在同一座司法宫开审另一批被告。23名被告大多是医生，案件涉及在集中营囚犯身上进行的冷冻、低气压和感染等人体实验，以及所谓“安乐死”杀人计划，被告的辩护理由仍然是国家需要、战时法令、上级指示。法庭逐个审查每个人的角色，最后7人被判死刑，也有7人被判无罪。这场审判留下了《纽伦堡守则》，第一条写的是，受试者的自愿同意绝对必要。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把纽伦堡确立的原则整理成文，第4条说，依照政府或上级命令行事的人，不能因此免除国际法上的责任，“只要他在事实上有作出道德选择的可能”。
最后这半句话写给后来的每一个执行者。
穿白大褂的执行者
1999年7月，中共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这个以“真、善、忍”为核心理念的信仰群体，在那之前每天清晨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公园里，炼功、打坐。镇压由专门成立的“610办公室”统筹，从电视台到派出所，从劳教所到法院，每一道环节都有人在执行。此后二十多年，关押、酷刑、强制转化以至迫害致死的个案被大量记录在案。
宣传走在了镇压前面。1999年夏天，央视连续多日密集播出批判节目。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的“自焚”画面，至今仍是许多中国人对法轮功最深的印象。这段画面疑点不少，《华盛顿邮报》记者当年到开封走访，死者刘春玲的邻居说从没见过她炼功。剪辑这些画面、撰写那些解说词的人，当时知不知道真相，知不知道被他们描绘成“危害社会”的人正在劳教所里挨电棍，法庭在施特莱歇尔身上问过的，正是这个问题。
1995年夏天，乌鲁木齐一家医院的年轻外科医生安华‧托帝，被两位主任叫进办公室，问他想不想“干点刺激的”。第二天早上，他带着助手和护士，坐上一辆只放了一张床的“救护车”，开上山路，到了城外的刑场。他是车上唯一的少数民族，一路上都害怕要被处决的是自己。到了才知道，他的任务是一排被枪决的犯人里最边上的那一个。那人胸口中弹，还没有断气。托帝按照指示，取下了他的肝脏和两个肾。
他后来回忆，那一刻他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倒在地上的不是他自己。1998年，他离开中国，最后定居伦敦。很多年以后，他第一次当众讲出这件事，后来又讲给媒体和美国国会听。那天被摘取器官的是一名死刑犯，没有人征求过他的同意，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托帝讲出的是一个起点，后来的规模要大得多。2019年6月17日，设在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China Tribunal公布裁决。这个法庭由曾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主导起诉米洛舍维奇的杰弗里‧尼斯爵士担任主席，采用刑事审判“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庭认定，中国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构成反人类罪，法轮功学员是器官来源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主要来源。法庭还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这一做法已经停止。它是民间法庭，没有警察，也没有监狱，裁决没有强制力，它做的是把证据按刑事标准过一遍，然后把结论放在世人面前。
这样规模的事情，几个人是做不成的。抽血、配型、转运、手术、记账，每一道工序都需要一个具体的人去完成，每一个人都会说，自己是奉命。
纽伦堡在80年前给出过答案，那半句“道德选择的可能”至今有效。在中国，这个选择的空间很窄，窄到可能只剩下不签一个字、不转一条视频、不进那间手术室，但它窄并不等于没有，托帝后来也找到了属于他的那一点。施特莱歇尔在绞刑台上喊出普珥节的时候，以为自己看见的是又一次对他的迫害，他至死没有看见的，是自己的报纸一周又一周印出来的那些字。
命令是别人下的，手术刀握在谁手里，判决书上写的就是谁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