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镇江文人梁栋因为一首诗，被人告上官府，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
梁栋颇有诗名，其弟在三茅山（今镇江句容茅山）当道士，梁栋常上山探望。某次，梁栋登上大茅峰，在山壁上题写了一首长诗，有几句是：“大君上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沉。安得长松撑日月，华阳世界收层阴。”
梁栋平日恃才傲物，口无遮拦，得罪人多，其中有一个也是三茅山上的道士，看到此诗，觉得报复机会来了，便抄下来到句容县衙告密。
告密者是怎么说这诗“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的，史料不载，但我以小人之心度之，“大君上天”、“小龙入海”影射宋末三帝的结局，后面的“松”谐音宋；“收层阴”之“阴”，暗讽蒙元统治是天地间的阴霾。
接到举报，句容县令不敢擅自处置，上报州府；州府转送行省，行省再呈报给中书省。中书省命句容县令凿下题有诗句的石壁，封装后跟梁栋一起押解上京受审。梁栋拒不认罪，说我只是写首诗，根本没有讥讽朝廷的意思。
案子拖了很久都没能定案。后来，礼部官员给出处理意见：
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
诗人只是抒发内心感情，不可诬为讥讽朝廷。就算这首诗真有讥讽之意，堂堂天朝，也不至于容不下。
最终，元廷赦免梁栋，让他返回江南。
没想到吧。
事见元代文人孔克齐的笔记集《至正直记》。
梁栋是被仇家深文周纳了，比起在诗文中直接骂蒙元政权的，他这首诗真不算什么。
福州连江人郑之因，原是宋朝太学生，性格耿直。元兵南下攻临安，他伏阙上书，呼吁拼死一战，犯禁被斥，朝野瞩目。宋灭之后，他愤而改名“思肖”，字“忆翁”，号“所南”——思肖即思“趙”，忆、南，都表示义不忘宋，不跟北方来的政权姓。
后来他隐居苏州，生活清贫，坐卧必朝南，绝不向北，每逢时节必出门望南痛哭，一拜再拜。平日绝不跟北方人交往；偶尔在朋友聚会中听到有北方口音，即拂袖而去。时间长了，当地人都知道他的狂狷高洁，不以为怪。他擅长画墨兰，但不轻易赠画给人，当地县令屡求不得，听说他名下有三十亩田，便以增加田赋劳役要挟他送画，没想到，郑大怒，斩钉截铁说：“头可砍，画不可给！”县令也拿他没辙。
其事见元代文学家陶宗仪的历史笔记《南村辍耕录》。
《元史隐逸补》还说，郑所南“闻北语必掩耳亟走”，在路上听到北方口音，必捂上耳朵远离；他还在家门上挂一匾“本穴世界”，玩的是拆字游戏，将“本”字下面的“十”移到“穴”字之下，就是“大宋世界”。他画墨兰不画土根，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反问：“地为番人夺去，汝不知邪？”国土都被蛮夷夺走了，你不知道吗？
著名书法家赵孟頫[fǔ]，跟郑所南原是知交，后来赵孟頫应忽必烈之召，出仕蒙元，成为翰林学士，郑所南立即将他删除拉黑，并在微博上——哦不对，那时候没有微博——并公开斥其失节，此事闹的尽人皆知。
在他被广为传抄的诗中，类似“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
这样的人，迟早要被收拾的吧。
错，郑所南在苏州活到八十几岁得善终。
梁栋只是一首诗就被立案，郑所南这么“猖狂”，为什么反而安然无恙？
首先，梁栋是被仇家告发，官府不得不审理，而郑所南从没被人告发。更重要的是，前面说过，蒙元统治者有“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的大度，根本不把你们这些只会含射的弱鸡文人放在眼里。
这不是孤例，《元史隐逸补》收录大量此类遗民事迹，没人因诗文被治罪。
所以，推翻了蒙元的朱元璋说：“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明太祖宝训·卷一论治道》）我看元朝之所以会失天下，问题就出在管控太宽松。
奇怪的是，翻《元史》却不难发现，刑法中的文化管制条款，跟“宽松”完全相反。比如：
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
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四·禁令》）
不从事农业生产，专门唱戏教戏，聚众讲脱口秀，甚至表演杂耍等，都在严禁、惩罚之列；作词作曲含沙射影的，判流放。
够严了吧。
还有，至元十二年(1275)，朝廷又下了一道更莫名其妙的诏令：禁唱货郎。
在都唱琵琶词《货郎儿》人等，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男女相混，不唯引惹斗讼，又恐别生事端。蒙都堂议得，拟合禁断，送部行下合属，依上禁行，奉此施行。（《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卷之十九》）
货郎，挑货担走街串巷叫卖的小零售商，叫卖声很上头，民众都喜欢听，后来便发展成一种说唱艺术（德云社传统相声《叫卖图》可了解），经过艺人加工，也成为曲牌，如琵琶词《货郎太平歌》《转调货郎儿》等。
货郎既能繁荣实体经济，又能繁荣民间文化，为什么也要禁？
细读禁令不难看出，禁的主要不是货郎唱的内容，而是他们在表演时常常聚拢大批民众，堵塞整条街道，男女扎堆，不但会引发人群争执斗殴，还会滋生其他更严重的治安隐患。
关键就在于“聚众”。
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军事不可谓不强，但骨子里依然跟所有王朝一样，对民众聚集有着莫名的恐惧。
比这更荒唐的诏令还有，如至元十八年(1281)的《禁治妆扮四天王等》：
今后不拣甚么人，十六天魔休唱者，杂剧里休做者，休吹弹者，四大天王休妆扮者，骷髅头休穿戴者，如有违犯，要罪过者，仰钦此。（《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卷之十九》）
今后不管什么人，都不准在杂剧里吹拉弹唱跳“十六天魔”，也不准扮演四大天王，不准戴骷髅头演戏，违者必究。
所谓“十六天魔”，是当时流行的艳舞，由十六个穿超短裙、透明装、头戴佛冠的美女表演擦边——如果真为“正风俗”，把这样的歌舞禁了，也还在“扫黄”的范围内；同样，穿戴骷髅面具，装神弄鬼会吓到花花草草，下令禁止，也还能稍稍理解一下；匪夷所思的是，不能演四大天王，难道来自西方的多闻、广目、持国、增长是蒙古人的老祖宗还是民族英雄？
不明觉厉。
这些就足够让人凌乱了——蒙元的统治，到底是严苛还是宽松？
还真的不好下定论。只能这么说，就目前看到的史料，立法严，执法松，有多少艺人真的因为扮四大天王、戴骷髅面具、聚众说相声而被惩罚，史料中还真的找不到。
要知道，《元史》是推翻了蒙元的明朝官修的，若有这些能证明蒙元统治黑暗腐败的证据，修史者怎么可能放过。
另一个反证则是：戏曲艺术在这个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元曲，得以跟唐诗宋词并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个创作高峰。
这又再次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律法明文规定“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另一方面，关汉卿等曲作家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揭露政治黑暗的曲词，如“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关汉卿《窦娥冤》）；以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等，不胜枚举。但是，终元一代，这些曲作家的作品从没被禁过，也没有人因文艺创作而入狱。
一个可能，便是游牧民族跟汉族文人之间有文化隔阂，不懂汉语中的“微言大义”，没有精力、意识去解读汉语诗文中的含射，更重要的是，没有必要，因为他们是马背上得天下，以“天朝”自居，有充分的权力自信，怎么会怕这些手无缚鸡之力、只会口炮的文人。
所以，元明清三代，在文化管控上，就出现了很吊诡的情况：
蒙元：立法严，执法宽，纸上法律主打一个吓，吓不到你，他们也懒得理。
大明：朱元璋指出元朝太宽之后，高调声明要反着来，以严刑苛法纠正元朝的弊病，而且说到做到。
满清：乾隆嘴上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清实录》《圣训》），实际上却将文字狱推向了高潮。
你看，是不是又当又立最可怕？
2026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