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1日上午，中共4艘海警船袭扰金门水域，海巡署巡防艇并航监控，阻挡中共海警船深入金门水域。（中华民国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提供）
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委）10月22日公布《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26》，宣称2025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造船、海洋工程、海上风电、深海探测，一项项成绩排列下来，颇有海洋强国指日可待的气势。
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有一个北京不愿多谈的问题：中国经济在陆地上遇到的麻烦，难道到了海上就能迎刃而解？
经济陆地遇麻烦向海洋求解？
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务沉重、内需严重不足、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这些都不是多建几座港口、多造几艘船便能解决的。过去，中共依靠土地财政、基础建设和出口制造拉动增长，如今传统行业发展停滞，整个国家都在下注“新质生产力”，其中一个举措便是走向海洋——既要创造产值，又要带动技术升级，还要支撑大国地位。
习近平早在2013年就提出“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2018年又要求“向海洋进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强国是早已确立的政策，不是经济放缓后临时想出的退路。
然而，当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北京是否正把更多希望押注在海洋上？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中共不只想发展海洋产业，还希望借此扩大海上力量，改变自身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困境。
海洋与内陆不同。内陆的道路、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主要受中共自身政策支配；但是海上的航道、港口与资源，却牵涉众多国家的权益。北京可以决定扩建自己的船厂，却不得不面临菲律宾、日本等西太平洋周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其海上力量的遏制。
南海就是一面镜子。中共声称维护自身海洋权益，但其与菲律宾在争议海域的海警对峙、船只碰撞及水炮事件，已使马尼拉更加依赖美国的安全支持。北京希望减少外部力量干预，结果却可能把更多美国力量引向周边海域。
这张由西菲律宾海国家特遣部队（NTF-WPS）于2024年12月4日拍摄并发布的图片显示，一艘中共海警船（右）在南海有争议水域的黄岩岛（Scarborough Shoal，斯卡伯勒礁）附近向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BFAR）船只“达图帕格布亚号”（BRP Datu Pagbuaya，左）发射水炮。(Handout/National Task Force for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NTF-WPS/AFP)
中共想要发展海洋经济，却将经济发展与地缘政治扩张绑在一起，反而损害了原本可透过贸易与合作获得的利益。
美国的反制
根据白宫2025年公布的资料，中国约占全球商业造船产量的一半，美国则不到1%。这本是中国制造业规模优势的体现，如今却成为华府推动海事产业振兴的动力。
2025年4月，美国发布《恢复美国海事主导地位》行政命令；2026年2月又公布《海事行动计划》，要求改善船厂设备、培养技术工人、重建船舶零组件供应链，并吸引日本、韩国等盟友投资。8月，白宫进一步要求改革海军造舰与维修制度。
虽然美国船厂缺少工人、成本高昂、建造周期过长，都是现实难题，但是重点在于华府把中国造船业视为国家安全问题，使原本的商业竞争逐渐演变为产业政策与供应链的对抗。
国际航运市场也出现类似变化。
2025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条款，提出向部分中国相关船舶征收港口费用。这项措施后来暂停一年，至2026年11月9日为止。暂停不等于争议消失，而是说明港口费用已成为白宫在贸易谈判中可以运用的工具。
对中共而言，美国市场非常重要。倘若航运企业必须重新考虑船舶来源、港口成本和供应链风险，中国造船业即使保持产能优势，订单与市场也会遭遇重大影响。
美国还在港口设备、物流资讯及关键基础设施方面加强安全审查。北京过去把海外港口建设视为扩大贸易网络的主要方式，如今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潜在军事用途的角度重新评估这些投资。
中共希望以海洋经济扩大国际影响力，美国则试图把这种影响力的扩张转化为需要接受审查、付出成本的经济活动。
中共扩大海军规模周边国家与美联盟更紧密
军事上的较量更为直接。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截至2026年5月1日，美国海军拥有291艘战斗舰队舰艇。中共海军近年则持续扩充规模，美国国防部先前估计其舰艇数量已超过370艘。
舰艇数量不能直接代表战斗力。美国在航空母舰、核动力潜舰、远洋补给和盟友合作方面具有长期累积的能力，仍然保持着全面优势。
北京的问题在于，舰艇可以持续增加，地理环境却无法改变。从日本、琉球群岛、台湾到菲律宾，第一岛链不是一条可以单靠造舰突破的线，而是一连串具有自身政治选择的国家与地区。
美国正在这一点上加强与传统盟国的合作。2024年，华府宣布提供菲律宾5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协助提升防卫能力。美国2026财年相关法律又编列至少1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补助，并透过联合演习、海上监视与后勤合作，强化双边安全关系。
北京认为只要海军规模不断扩大，周边国家终究会接受其海上主张，但是却低估了邻国对自身国家安全的考量。中共的海上施压越频繁，部分邻国寻求外部支持的意愿就可能越强。与美国和地区联盟的合作就会愈加紧密。
2026年7月21日至25日，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军队在南海举行了一次海上联合演习。(SSg Manzano, Cpl Mancawan/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中共的死穴——海洋航道
中共的能源进口与出口贸易，必须依靠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及南海等国际航道。北京可以投资海外港口、建造远洋军舰，却无法将这些海域全部纳入自身控制范围。
一旦美中发生严重军事危机，航运保险、能源价格、港口营运和全球物流都将受到冲击。中共越是依赖海洋经济，就越是难以置身这些风险之外。
这使中共的海洋强国战略出现一个颇为讽刺的局面：北京希望透过走向海洋，减少外部制约；但海上活动越广泛，与其它国家的利益冲突就越多，面临的外部制约也就越大。
中共或把原有困局带向更广阔、也更昂贵的战场
这也正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中共走向海洋希望取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就必然引起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美国的警觉及反制。
但北京明知海洋扩张将引起美国反制，仍不断提高海洋强国的战略地位，就不能只计算造船产量、海洋产值和舰艇数量，而不计算外交摩擦、军备成本与地区安全。
最值得批评的，是中共在内部经济问题尚未获得有效解决之际，仍倾向以更大的国家工程与战略目标展示治理成绩。
11万亿元的海洋生产总值，看起来十分耀眼，却回答不了中国居民消费为何不足、地方财政如何改善、民营企业信心如何恢复等问题。
中共可以把走向海洋描绘成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却不能保证海洋会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出路。倘若内部改革停滞，外部对抗又不断升级，这场海洋突围最后可能不是突破困局，而是把原有困局带向更广阔、也更昂贵的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