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街头又有抗议，西班牙年轻人抱怨房租，意大利人要求涨工资，欧洲多国公共服务也不断承压。各国导火线不同，但背后有一个共同问题：欧洲原来那套生活方式，越来越贵，也越来越难维持。
这件事首先不必怪川普。法国学校缺老师，不是川普造成的；西班牙住房不足，也不是华盛顿审批的；意大利工资长期增长乏力，更有自己的经济结构原因。外部冲击当然存在，但一个社会每遇到能源、战争或者贸易变化，就同时暴露财政、产业和公共服务压力，首先该检查自己的结构。
最根本的问题是增长太慢，而承诺太多。
欧洲高福利体系并不是凭空运转的。养老金、医疗、教育、补贴和失业保障，都要靠经济持续创造财富。可欧洲生产率增长长期落后于美国，投资、创新、能源成本和市场分割等问题一直存在。
与此同时，欧洲政府本来已经花得很多。2024年欧盟一般政府支出约占GDP49.1%；其中社会保障就占19.6%，医疗7.4%，教育4.8%，国防当时约1.5%。也就是说，政府现在已经控制和支出了接近整个经济的一半。
难处还在后面。
IMF估计，人口老化带来的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增加国防投入以及能源与气候转型，到2040年可能使欧洲政府年度支出在现有水平之上再增加约GDP的4.5至5.5个百分点。这不是这些项目总共花5%，而是在今天已经接近GDP一半的公共支出基础上，再找相当于整个经济约5%的钱。IMF甚至指出，这一新增压力大致相当于欧洲国家今天整个教育预算的规模。
钱从哪里来？
继续加税，企业和中产承担；继续借债，利息和债务压力上升；削福利，群众上街；增加国防，就必须从其他地方找钱。
这不是左右之争，首先是算术。
欧洲第二个问题，是过去几十年享受了一个异常有利的国际环境：俄罗斯提供便宜能源，中国提供廉价商品和市场，美国承担欧洲安全体系中的大量军事能力。欧洲因此可以把更多资源用于国内福利和公共开支。
现在三个条件都变了。
廉价俄国能源大幅减少；中国同时成为汽车、机械、电池等产业的竞争者；美国也越来越要求欧洲自己承担更多安全成本。过去能够同时得到“安全、廉价能源、廉价商品和高福利”的组合，越来越难维持。
第三个问题，是欧洲非常擅长制定规则，却未必同样擅长创造新的增长。
环保、劳工保护、数据监管、产业规范，每一项都有理由。但一个条例增加一点成本，一个审批多几个月，一个能源政策增加一些价格压力，累积起来就是企业面对的现实。
美国企业不断扩大科技投资，亚洲制造业迅速迭代，欧洲很多企业却要花越来越多资源应付能源、审批和监管。欧洲当然仍有强大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但如果一个经济体越来越擅长分配、监管和保护，却没有同样速度提高生产率，最后一定会碰到边界。
可分的东西越来越多，新增的财富却没有同步增加。
最后还有政治问题。福利一旦形成，就会被视为权利；退休年龄提高，会有人反对；削医疗预算，会有人反对；减少补贴，又会触动另一批利益。民主社会当然允许这些表达，但如果每个群体都要求自己的待遇不能下降，同时又没有足够的新财富增长，政府最后只能加税、借债或者拖延改革。
拖一年容易，拖十年以后，就成了今天的局面。
所以欧洲街头的不满并不奇怪。普通人不会天天研究劳动生产率和债务可持续性，他们只会看到工资涨得慢、房租更贵、学校和医院更挤，而政府不断说财政吃紧。
这种不满是真实的。
但解释不满，与解释问题是谁造成的，是两回事。
欧洲今天的大量困境，是几十年来自身选择累积的结果：增长不足，福利承诺沉重，人口老化，能源战略受挫，投资和创新不足，而政治体系又越来越难让任何群体承担调整成本。
外部冲击只是让问题提前暴露。
真正的问题不是谁害了欧洲，而是欧洲能否接受一个最简单的经济规律：
一个社会可以长期分享财富，却不能长期只讨论怎样分享，而不讨论怎样创造。
街头抗议可以迫使政府多花一笔钱。
但如果下一笔钱仍然不知道从哪里来，下一场抗议迟早还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