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0日，上海，游客站在外滩滨海步道上，眺望黄浦江和浦东新区的天际线*
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简称SCMP）近日刊登了对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简称中金公司/CICC，总部位于北京）联合创始人、厚朴投资（Hopu Investments，总部位于北京）董事长方风雷的长篇专访。他声称，“中国不可投资”的论点“站不住脚”，而关于中国是否“值得投资”（investability）的这场争论“根本就不成其为争论”（no debate at all）。
方风雷曾参与建立他如今所捍卫的这套金融体系，过去40年来也一直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国金融体系有密切关联。这位被视为“专家”的人士，本身就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
以下分析不局限于方风雷在专访中的说法，将检视他未曾提及、甚至刻意模糊处理的其它事实，揭示中国投资环境所呈现的“共产主义特色”。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他的个人商业经历。
完全在体制内建立的职业生涯
方风雷的事业，建立在一段关键人脉关系，以及他长年身处的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之上。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河南省经贸局工作，在那里结识了后来官至国家副主席的中共高官王岐山。后来，方风雷说服王岐山于1995年创立了中金公司（CICC），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方风雷也成为了王岐山的副手。
此后王岐山一路晋升，先后担任北京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纪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直至2023年3月卸任国家副主席一职。他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两人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年）时期。因此，方风雷发迹之路上的贵人，正是这位后来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两三位大佬之一的王岐山。
从中金公司出来后，方风雷陆续担任与国有企业相关的职务：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Bank of China International，简称中银国际）香港投资银行首席执行官、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简称ICBC）高管，并于2005年出任高盛高华有限公司（Goldman Sachs Gao Hua）董事长，该公司是他一手组建的合资企业，旨在将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引入中国大陆。他最引以为豪的成就是促成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其中包括中国移动（China Mobile）、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中国联通（China Unicom）、中国网通（China Netcom）、中国石油（PetroChina）和中国石化（Sinopec）等中国各大行业巨头。
他凭借与一位曾参与管理该体系的人士的友谊，在如今他所捍卫的这个与国家紧密相连的体系中建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他说“中国不可投资”的论点“站不住脚”时，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和那段关系辩护——这显然存在利益冲突。
中金公司并非独立银行
香港《南华早报》的采访称方风雷是“帮助创建”中金公司的那个人。从技术上讲，这没错，但却忽略了中金公司后来的发展以及当时的掌舵人。
美国金融巨头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总部位于美国纽约）于2010年减持其创始股份后，中共政府成为中金公司的主导力量。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CIC）旗下的中央汇金（Central Huijin，总部位于北京）持有约40%的股份，是最大的股东。如前所述，王岐山是中金公司的首任首席执行官；中共前总理朱镕基（1928—2026年）的长子朱云来曾担任中金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直至2015年。
方风雷所宣称、视为市场化重大突破的这家机构——即为摩根士丹利等合作伙伴打开中国资本市场大门的机构——实际上是由主权财富基金控股的。该机构由习近平最亲密的副手之一创立并担任主席；一位总理的儿子后来执掌该机构十余年；如今，中共的经济政策决定着它的薪酬。这家机构根本不是能独立判断中国是否值得投资的评估者！
方风雷未提及的数据
方风雷以高科技投资增长4.6%、高科技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仅”上升1%，以及中国药企对外授权药物开发权的交易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等数据，主张中国正处于健康的经济转型阶段，而非走向衰退。
这些数字看来并无错误。然而，这场专访忽略了经济的另一面，而其中许多相关数据，恰恰在专访刊出前后公布。
2026年7月，中国的青年失业率（16至24岁，不包括学生）升至17.9%，创下三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升至5.2%，情况比往年毕业季的平均状况更为严峻。
方风雷所称的通胀“趋于稳定”，实际上是指物价涨幅有所回升。2026年8月，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按年上涨0.8%，高于7月的0.5%。这波涨幅主要由能源价格推动，而非需求回暖所致。
与此同时，中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已连续第39个月按年下跌，8月跌幅达3.0%。房地产市场的暴跌已持续近40个月，但方风雷却将这场下跌描述为有序的三年调整，并称调整已大致结束。
债务问题则呈现真正的双面性，这也让专访对相关数据的遗漏更加值得注意。过去两年，北京当局透过规模达10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置换计划，将地方政府的表外隐性债务削减了一半以上。
然而，同一时期，政府债务总额却升至102.5万亿元人民币，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也从68.7%升至73.2%。这是因为官方借贷增加，以弥补房地产市场低迷及消费疲弱带来的经济缺口。
换言之，隐性债务并未消失，只是转移至官方账簿上；而政府债务总额仍在持续攀升。
他所称在房地产市场调整后承接释出资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同样呈现出过度建设的问题。地方政府竞相兴建由政府补贴的人工智能（AI）数据中心，但这些中心的实际使用率往往只有20%至30%，远低于原定的60%以上目标。因此，北京当局开始制定最低使用率规定，并叫停利用率偏低地区的新建项目。
贵州省是中共重点打造的数据中心枢纽之一，但至今仍未实现盈利；在债务负担重压下，其GDP排名位居全国第22位。习近平也曾警告，要避免“鲁莽决策和仓促投资”。
这并不是向“新的增长动能”平稳转型。由债务推动的过度投资曾造成房地产危机，如今同样的问题正在一个新兴产业中重演。
结语
这篇专访的问题，并不在于内容是捏造的，而在于它出自一名终身身居中共央企要职的内部人士之手。方风雷透过与王岐山的私人关系，以及中金公司（CICC）的股权结构，与中国共产党党国体制的最高层有着密切联系。他挑选了那些吹捧自己参与建立的体制的统计数据，却省略了那些足以削弱其论点的数据。
最后，方风雷以“崩溃论VS威胁论”（collapse theory versus threat theory）作结，这并不是真正的论证，而是一道修辞上的挡箭牌。方风雷声称，西方对中国的看法陷入了两个极端之间，阻碍了人们对中国真实发展道路的理解。这种说法将有具体数据和资料来源支持的问题——例如通缩、房地产危机、青年失业及资本管制——漫画式地贬为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偏见，借此回避对相关数据本身的讨论。
事实很简单明了：2026年9月公布的数据，并不支持方风雷所声称的“中国是否值得投资的争论已有定论”的说法。
作者简介：
斯图‧克沃尔克（Stu Cvrk），曾在美国海军服役30年，担任过各种现役和预备役职务，在中东和西太平洋等地区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退役前是一名上尉。他毕业于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接受了古典的自由主义教育，具有海洋学家和系统分析员的教育和经验，这些为他此后的政治评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原文：Financial Expert Says China’s‘Investability’ Debate Is Over. The Record Says Otherwis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