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7日，立冬日。清晨的北京，尚处黎明前的黑暗。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某登机口，正在候机南下的我，突遭十几名特警围捕，众目睽睽之下，他们将我拥出厅外，扣上背铐、蒙上头套，推上警车，驶往不知所终的密押之地，开启了漫长的天牢苦旅。
我，一个在京城闯荡了十八载的“北漂两者”（记者学者），就此陡然升成了中共首脑钦定的政治要犯。
何以惊变？这是一场看似偶像实则必然的劫难。连着中国二次浩劫与我的家国情怀。
殷殷情怀，与生俱来。抚今追昔，话说从头。
每个特殊国度特别年代的生长者，都或多或少带着时代的烙印。1968年夏至日，我降生在内蒙古毗邻东北一个小镇的邮电之家（父母是邮电局双职工）。其时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伴随着我幼年成长，直到学龄春暖花开。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通过父亲在文革中的命运起伏，早早刻下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法无天、命如草芥的人祸伤害。
1976年秋，在我步入小学课堂的同时，毛泽东寿终。自然规律结束了暴君的统治。中国政坛起了变化。然后才有事在人为的大众意愿体现。多灾多难多人祸的中国终于迎来中共统治最不坏的十年:八十年代。生长在自由空气里的孩子是有幸的。很庆幸，这正是我理想人格成型的青少年时代。大环境的政治开明、小环境的博览群书，厚植了我深深的家国情怀。人间正道，天下为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由是，亦强烈感觉到，政治对国家及国民命运的决定性影响。政治，你不关心它，它却无时无刻地在影响你。什么是政治？上则为管理众人事，下则就是人们的生活处境。一个国家换谁管理都一样吗？不！哪怕是统治者内部首脑更换，邓时代的中国也与毛时代的中国出现了不同的人间。
即使腾鸟换笼，也使久经束缚的中国人，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惊喜好大鸟笼改开的我，也视为广阔天地尽情翱翔。阅读思考，人文理念，英雄崇拜……油然而生。
1987年应届高考，我以内蒙古全区小语种（日语）榜眼成绩考入东北第一学府吉林大学。高中毕业典礼上，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言，谈的不是高考成绩，而是强调我们年满十八岁，成年了，是公民了，有了宪法赋予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两年后，即1989年春夏之交，大二的我在那场全民民主运动中脱颖而出，在吉大外语楼，第一个贴出悼念胡耀邦诗篇，在校图书馆公共厅第一个站出来发表反思五四运动演说。在赴一汽游行中队伍中站到最前列，喊出民主自由口号。在长春新华广场与同学战友挑灯坚守，跨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六四被镇压后，我是最后一个在外语系被解除审查的学生头。
那场运动，虽没使中共丧失政权，却令官方信仰彻底破产。人民不再相信，他们及他们宣扬的主义代表中国未来。作为幸存者，我虽没有丧失人身自由，但却断送了毕业前程，毕业时打回老家发落。
断送了毕业前程的我，并未甘心落乡落魄，而是潜心杂文创作。十年后跳出落乡，步入北京新闻界，继续致力于心中的理想。正如我在个人博客所言：理想与忧患并存，激情与锋芒永在。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它并不总是一帆风顺。记得二战结束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意大利反法西斯作家莱维在著作《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愤然发问:一个小丑为什么能够统治伟大的德意志民族长达十二年？而文革结束后，中国被迫害致死的翻译家傅雷之子傅聪从海外归来，手持父亲遗作《傅雷家书》幽幽地地问道:那样的浩劫还会在中国上演吗？
现在他们的疑问都在现实中国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又一个小丑出现了，又一场浩劫上演了。
八九后的中国，无论经济泛出了怎样繁荣的泡沫，可政治从未好过。它早已丧失了大是非与正当性，一直在开倒车。到了中共第五代头领接班，现出了红卫兵原形，第二场浩劫不由分说地再度上演了。
2017年秋，十九大后的中国，黑云压城，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到了2019年，高压云层越积越厚，已经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恐怖向每一个未因恐怖而停止思考的匹夫袭来。而身兼《法律与生活》杂志社主编、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主讲人的我，巡讲“以史为进”正酣，并未弃船上岸，也未天寒加衣，而是有感于统治者的倒行，反而加快“妄议妄动”步伐，于是危险便不期而至了。
2019年10月下旬，七十国庆刚过，中纪委驻司法部调查组便空降杂志主办单位法律出版社，对我这个连党员都不是的人物进行突击讯问。主要核实我遭举报的“妄议”录音，内容涉及时政首脑数百段。为首的组长，典型的小人嘴脸，面对我的“你们要搞文革那套吗”的诘问，声色俱厉:“我们就是要搞恶人治法！”并故作神秘地说:“你知道这是从哪里批下来要查办的？”俨然一副奉旨办案的神态。见我不为所动，拒不配合，转而又换了另一副腔调，称：我们这是挽救你呢，免于老毕（央视毕福剑）的下场。结果呢，半个月后，如临大敌、大动干戈的抓捕便开始了。纪检调查组定调，公安专案组抓人。他们先是去机场围捕南下开研讨会的我，然后封锁了法律出版社整个办公大楼，进行地毯式清查，拉下了“意识形态安全”大整肃铁幕。
恶人治法兴罗织，遑遑鬼话岂可信？！
那么，我的那些“妄议”录音是谁录的？怎么上报中共中央、直达“天廷”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拜小人所赐。记得佛教有云：小人是你的逆行菩萨。而我以为，说他们是你取经路上的小鬼则更为妥当。其实个体或底层的小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小上尊位，上下皆小，小小联动。
我的此番落难，就是上下皆小、一拍即合的结果。
首先是国家出现了宵小，“毛”病未除，积恶成“习”。“恶习”攫取最高权力，以高压治国，以恐怖为常态，鼓励告密。其次是身边出现了宵小，两个道德败坏、监守自盗的一对内部采编蛀虫，被我主管的部门解除工作、清理门户。这对宵小平时对我在单位例会等场合的政治言论进行了偷录，此时挟私报复、沆瀣一气整理黑材料到处告状。前期无人受理难成气候，于是最后乱投到中纪委信箱，竟然中了。且一路上传、抵达习办。据后来专案组预审透露，三个以上正国级都做了批示。我于是与之对质，当面推断三人，是时任中纪委书记的赵乐际，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甚至不排除习近平本人，他们不置可否，等于默认。
那么到底是我的哪些“妄议”引起他们的恐慌、产生这么大震动？依讯问笔录小结，最敏感的主要是三段论。一是流氓政权论（中国之所以人祸不绝，就是因为流氓上位，天下为私，暴力专制，丛生野蛮政权。而中共是有史以来最暴力最野蛮政权）。二是亡国之君言（亡国之君的主要特征，就是志大才疏，缺乏自知之明，自认伟大领袖，喜欢瞎折腾。我发现现在这个人很像崇祯皇帝）。三是拼命反抗说（他们不怕你个体反抗，跪着造反。他们怕的是你拼命反抗、群体造反）。
专案组说，这些话不怕你自说，就怕传到社会，引起众人的反响。
原来如此，人虽微，言却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事已至此，不亦悲乎，不亦壮乎？！
神州大地，丛生渊薮。三流暴君，祸乱华夏。既诩志士，家国不幸。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吾往矣！
我被投入了“铁棺材”里，一关就是两个月，一年半，一年八个月，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零一个月，经历了十八层地狱的逐层考验。
《最寒冷的冬天》是我在密期间所看到的第一本书，也是我人生迄今最艰苦岁月的真实写照。专案组给我罗列了很多罪名，最终以非法经营（新闻出版物）罪判刑六年。我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有限的时间里发出最后的陈述：只有公正的法律才能经得起时间与正义的检验。
囹圄之中，死寂的虚空，幽深的长廊，械具加身，瘟疫肆虐……我身受煎熬，神饮甘泉。
天牢组歌记录了我六年来的天路历程。
当我被与世隔绝，所谓监视居住，我吟诵《志士吟》：
志士忧国，语惊红魔，天牢地狱，赤炼三观。自由之魂，生生不息。大亮出建，小亮出燃。
当我被打入天牢，心头默念《真士隐》：高墙并不能铸成心牢，铁窗也构筑不了灵狱，放飞心海的我，视之为隐居之地。只要我的爱有自由，灵魂是自由，那么只有天使，才能活得像我这般超脱静谧。
万马齐喑的现实，令我悲创诗歌《哀华夏》：
当我梦回六四广场，不能想象自己仍是个奴隶。
英雄的琴弦早已沉寂，如今竟沦落到由我的手上弹起。
曾几何时，我们不畏强权,拥自由女神占据了皇家广场，又从几何时，我们蜕变成一群羔羊，不让出门不出门，不让回家不回家，不让说话不说话，只要让活怎样都行。<
究竟什么东西作祟，令我们丧失了血性与高贵，一次次被野蛮征服，任由华夏年轻母亲用乳汁抚育一个个奴隶？
僵尸在这里能有什么作为？
官逼民反民不反，因为碗里还有半口饭；
对牛弹琴无效还对牛弹琴，因为书生手无缚鸡力。为华夏人蒙羞，为大中华流泪……
六年的天牢生涯，从我面前流过的囚徒数不胜数。因为身处其中，我深知哪些人需要救赎，哪些人需要约束。世间最大的罪恶，不是杀人越货，而是制造黑暗。而监牢的可怕，不在于令人心碎，而是将心石化。每一个带着怨恨出去的人，都等于兜里揣了块石头回归社会。一棵罪恶之树结下的果实，最后一定是坏到不能吃了。彻底的根治，不是修果，而是治树；不是救人，而是救世。
回顾过去，有些救世的志士，因为勇敢先我们而死，而侥幸活下来的志士，活下来的意义，就应该是继承他们的遗志。作为六四幸存者，八九天骄，我坚定地以“六四党人”自居。记得当年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时，有学友曾做过清醒的预测：如果这场运动失败了，中国政治要倒退二三十年，当时众人皆以为悲观。不料，如今一语成谶，时光一逝迄今已近四十载，现实比我们的想象更加残酷。如果只是默默等待，什么也不做，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
正如我在《夜祭》悲怆感言：
三十几载春长逝，今日祭日谁祭君？六四一屠丧信勇，惟待我辈慰英灵。
天牢六载，我至大的收获只以两字可涵盖，那就是：得道。何谓得道？它不是升官发财的青云之志，也非浪得虚名的一夜爆红，而是寻到真理，获得天启。天赐创室，可以立说。天赐道场，增益其所不能。我明确了内心已存在的真理，创作了开拓灵魂的监狱日志、立论了中国永绝人祸、实现自由之政道。一个国家崛起也好，复兴也罢，强国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包括民主在内的所有手段，它们都该为这样一个目的而服务：让本国进入自由世界大家庭，让每个国人活得自由无惧。
我是何等不幸，又是何等幸运。就在天牢苦旅第三个年头，老母亲在疫情封控非常时期猝逝。三年前的中秋共度，一别竟成母子永诀！临终母亲还在叫我乳名，他去哪啦？何其不幸的母子诀别！但所幸我还有爱的天使厮守，还有上帝一直在给路。何由不拼？！小乐大苦，俗欲已矣，除却天职，夫复何求？！
如今，我已脱离了小监之牢，冲出了大监之国，开始了流亡生涯。弃国前夜，为了免于连累与我政见无关的家人，我将狱中书作手稿化为电子版，然后将之一页页撕掉，那滋味就像将自己的心片片撕碎。然后，我去超市购了一些出行必备之物，最后体验了一次母语世界的人间交流，阵阵乡愁隐隐作痛。
而今的我辗转漂泊，并未完全脱离险境。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自由发声、更有力地反击，早日昂首归国。
为了我们的后代子孙免于恐惧，免于为自由交出昂贵学费，今天的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不要让我们的子孙日后发出如此诘问：当初的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该醒来不醒来，该愤怒不愤怒，该反抗不反抗？
我知道，就像没有人喜欢被人奴役一样，也没有人天生喜欢苦难，但如果苦难与思想理想连在一起，那么我愿意承受它，并在其间继续做着实现理想、自由思想的美梦。
希望我所受的苦后人不必再受，这不仅需要个人的思想、理想与意志，更需要众志成城的激活与抗争。我坚信，天堂不应只在天上，在心里，在他乡，它更应该在人间，在现实，在本邦实现。
我辈归来，世将不同。
(作者简介:程万军，中国资深媒体人、历史学者，原《法律与生活》杂志社主编、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主讲人。2019年因言获罪入狱六年，现流亡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