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下午，波兰裔格热戈日‧帕夫利克（Grzegorz Pawlik）在犹他州政府大厅参加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的活动。（林雨荷／大纪元）
1981年12月13日，星期日上午9点。在波兰罗兹（Łódź）一栋混凝土公寓楼里，还是个孩子的格热戈日‧帕夫利克（Grzegorz Pawlik）打开电视，等着看儿童节目《Teleranek》，萤幕上什么都没有。
邻居家的电视和收音机也一样哑了。人们挤在楼梯间猜测。一位老教师说，她昨夜睡不着，听到大街上传来奇怪的声响，没有人当回事。有人说，也许是莫斯科那位人人痛恨的勃列日涅夫（Brezhnev）终于死了。“我们几乎要开始庆祝了。”帕夫利克对记者说。
不久，电视里出现了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他穿着军装、戴着深色墨镜，宣布全国戒严。人们这才明白，老教师昨夜听到的，是开进城里的坦克。
45年后，2026年11月6日，帕夫利克站在犹他州议会大厦的圆形大厅里，面对一群美国人，包括青少年，讲述他成长的那个国家。他如今住在犹他县Vineyard，在一家香氛蜡制造商上班，过着普通美国郊区居民的日子。
他说，看到今天一些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着迷，他感到害怕。
这一天的活动，是犹他州一年一度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日”。2019年，犹他州通过由众议员凯‧克里斯多福森（Kay Christofferson）提案的H.B.116法案，将11月7日定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日。
中文教师丽莎‧菲菲尔德（Lisa Fifield）自2022年起每年在州议会大厦举办纪念活动，今年以波兰为主题。
中文老师丽莎‧菲菲尔德（Lisa Fifield）和犹他州众议员凯‧克里斯多福森（Kay Christofferson）在活动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林雨荷／大纪元）
活动办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去年12月，波兰宪法法庭一致裁定波兰共产党违宪，下令立即解散，理由是宪法禁止以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等极权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组织。裁决前后，世界各地数十个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在波兰驻外使馆前示威。
今年秋天，法国爆发大规模抗议，据福克斯新闻（Fox News）调查，参与协调和推动欧洲抗议的组织已达9个国家的101个，其中包括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
对亲身经历过共产统治的人来说，这些画面似曾相识。
一模一样的沙发
对许多华人读者来说，波兰也许比较陌生。二战结束后，波兰在苏联扶植下建立共产政权，成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由共产党一党执政四十多年。和中共一样，它实行计划经济、控制媒体、监控人民；不同的是，波兰人始终拥有一个强大的天主教会，日后成了抵抗的力量。
格热戈日‧帕夫利克在罗兹的一个“新社区”长大。那是1970年代为安置不断增加的工厂工人而兴建的数百栋混凝土大楼，美国人常把这种地方叫做“苏联式社区”。他家住在333号楼118号，一间小公寓。
“每一间公寓几乎都和其余的没有两样。”他说。去朋友家拜访，看到的是同样的沙发、同样的桌子，墙上甚至挂着同样廉价的复制画。大家看同样的节目，只知道国家媒体给的那一个版本的新闻。
电视、收音机、洗衣机、录音机、衣服，还有汽车——对少数幸运拥有一辆的人而言——品质都很低劣。如果还能在商店里找到卫生纸，那是深灰色、粗糙的。东西坏了修，修了又坏。楼房的墙壁开裂，沾满附近工厂飘来的煤烟，从来没有重新粉刷；草坪无人照管，楼梯间满是涂鸦，连古老的历史建筑也任其破败。
Grzegorz Pawlik小时候和家人在教堂团聚后在他们家附近。（Pawlik提供）
在帕夫利克看来，这不只是贫穷，而是一种心态的结果。几乎一切都归国家所有，人们的想法是：国家夺走了我们的一切，我们没有任何义务支持它。员工只做老板要求的最低限度，而且只在有人盯着时才做。
“人们没有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好的动力”，他说，“因为无论我们怎么工作，我们永远都会是穷人；除非认识党内或管理阶层的人，否则根本没有晋升的希望。”
他说自己从小被“两种对立的宗教”拉扯：父母和本堂神父教他基督教价值观，学校和国家电视台则宣扬马克思主义。官方总说，长期短缺、通货膨胀、环境灾难和腐败只是暂时的挑战，罪魁祸首永远在外面——黑市、美帝国主义、天主教会。
帕夫利克说：“与此同时，每天晚上，电视上播放着美国电影，那些电影大多充满暴力和不当内容，但它们也展示了一家人（美国人）住在附有车库的房子里、开着昂贵的汽车、在摆满各式商品的商店里购物、或是开飞机。”他说：“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是什么模样。”
“我们基本上生活在一个悲伤的地方。”帕夫利克说，“到我出生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清楚：我们生活在一个与铁幕另一边完全不同、而且更糟糕的世界里。”
人民对政府彻底失望
1970年代末，希望曾短暂出现。一位波兰籍枢机主教当选为教宗；格但斯克（Gdańsk）列宁造船厂的“团结工联”罢工，点燃了全国的罢工与抗议。政府被迫改善工作条件、调降食品价格，放宽言论。
1981年12月13日那个寒冷的早晨，这一切划上句点。数百名团结工联积极分子在当天被捕，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晚上11点后不准外出，儿童晚上8点后不准外出；电话受到监听，音乐会、戏剧和电影全部取消。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波兰人，他都会告诉你，那一天他身在何处、怎么听到戒严的消息。”帕夫利克说，“那一天，共产党政府永远失去了波兰人民心中仅存的最后一丝同情。”
从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人们说起时只剩下厌恶。几年后，政权的垮台已不可避免。共产党与团结工联谈判，同意举行战后第一次有竞争的选举，换取共产党人不必上法庭受审。
那场选举在1989年6月4日举行，团结工联大获全胜。
同一天，在几千公里外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两个共产国家，在同一天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中国谁来定义“合法”？
对帕夫利克来说，那个世界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但在当天的听众里，有人刚刚从那样的世界走出来。
维克多（Victor）在2023年持学生签证从中国来到犹他州读研究生。他说，读书是一个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以及参与地下家庭教会活动被警察带走的经历。
维克多（Victor）因为在中国参加地下基督教会曾经被抓。（林雨荷／大纪元）
“名义上说你们作为基督徒拥有宗教自由，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去合法注册的教堂进行宗教活动。”他说，“那谁来定义合法和非法？这个定义权不在宪法，是共产党决定谁合法谁非法。”
被抓之后，他原本只想低调一些，偷偷地继续信仰。让他下定决心离开的，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夕，中共媒体一面倒地为俄罗斯掩护，渲染乌克兰是美国的傀儡。
“中国是一个被侵略过的国家，在整个国家系统都在为侵略者辩护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国家不能再待下去了。”到了犹他州后，他申请了政治庇护和宗教庇护。
看到西方年轻人在抗议中挥舞共产党旗帜，维克多认为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这种意识形态，只是需要一个象征来表达不满。“在某种情况下，年轻人只是想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时尚单品”，他说，“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意识形态有多么危险。”
毕业后在美国教育系统工作的维克多观察到，许多美国孩子从小生活在物质充裕的环境中，从未经历过匮乏，因此很难想像，一个承诺平等的共产主义制度，最后会带来什么。
他说，中国网络上对此早有一句讽刺：“你们这么喜欢共产主义，要不我们换个国籍？各取所需。”
那面旗帜该退休了
另一位波兰裔听众亚历山大‧希尔（Alexander Hill）的家族，在1970到80年代离开缺乏机会的波兰，移民美国追寻“美国梦”。希尔在英国长大，2018年移居美国。他说，家族在共产体制下经历了系统性的去人格化迫害，被迫离开家园，在零下低温与饥饿中求生。
波兰裔亚历山大‧希尔（Alexander Hill）认为共产主义不是让生活变美好的答案。（林雨荷／大纪元）
这样的经历，也写在今年活动送给学生的书里。《A Polish Girl in Siberia》今年3月出版，作者是一位共产主义幸存者，用波兰文写下她年幼时被迁徙到西伯利亚的遭遇；她的美国籍孙女把书译成英文，并补充了历史背景。主办方每年选一本书，由作者签名后送给到场的年轻人。
希尔理解许多人对现状的不满，但他认为，共产主义不是答案。
“它始于一个美好的想法：我们能不能分享？是的，这很好”，他说，“但一旦你开始说‘你的财产现在必须分给我’，这就会激发出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并导致数百万人丧生。”
“我们现在经历的腐败与困境，让人们非常不满”，他说，“但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这些问题在共产主义下不会变好，只会变得更糟。”
他认为，极端共产主义和极端资本主义都有致命的缺陷；但社会对其它极端主义的象征早已不再容忍，“不知为何，共产党的旗帜却总能被轻易放过。我认为历史已经证明，那面旗帜或许应该退休了。”
学校没有教的历史
圆形大厅的走廊两侧，陈列着主办方制作的教育海报：照片、时间轴、宣传品、见证者的故事，有些附有QR code，扫描后可以听到幸存者的声音。
11月6日下午，犹他州省议会大厅举办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活动。（林雨荷／大纪元）
内森（Nathan）是一位兼职历史老师，在爱达荷州的农场长大。他原本不知道有这个活动，直到孙女告诉他自己要上台演讲。他说，所有海报中最震撼的，是一张比较希特勒与毛泽东、斯大林手下死亡人数的海报。“大多数人认为希特勒是大屠夫”，他说，“与另外两个人相比，他简直像个小孩子。”
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谁杀的人更多？（林雨荷／大纪元）
内森担心，年轻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来自带有偏见的新闻和TikTok。
“它（共产主义）会自我发酵，迅速蔓延”，他说，“就像一场吞噬一切的大火，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
他说，每当有人反驳社会主义，得到的回应总是：“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来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坏，只是没有被正确执行。”“这是错误的。”他说。他认为，许多初中生和高中生对集体主义的了解，远多于他们对美国宪政共和制度的了解。
丽莎‧菲菲尔德的观察与此相似。她说，以她的经验，犹他州的学生对共产主义几乎一无所知，“过去三十年来，这一令人遗憾的事实没有改变”。
她说学校从没教过什么是共产主义，她说自己“曾看到毛泽东的照片，问朋友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得到的答案总是好坏参半”。直到亲自读到真相，她决定站出来，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受害者发声。
但她也看到了变化。过去两年，开始有年轻人主动向她道谢。一个女孩告诉她，“老师带来一本来自中国、经过修订的书，最重要的部分都被删掉了，她无法想像一个只允许一种‘真相’的世界”。
九年级学生格蕾丝‧波尔森（Grace Poulsen）是少数的例外。她所在的学校开了一门关于共产主义历史的课，当天上台演讲的正是她的班级历史课。“在上这门课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她说。
现在，她和大多数朋友都不觉得共产主义有吸引力。如果有朋友觉得有，“我会告诉他们一些共产主义受害者的故事，让他们看清它的真面目”。
九年级学生格蕾丝‧波尔森（Grace Poulsen，中）和家人朋友一起。（林雨荷／大纪元）
就在活动前三天的11月3日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同时拿下参众两院多数。由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支持的候选人创下纪录，NPR报导共有6人当选联邦众议员；CNBC的选民调查显示，17%的选民自认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透过选举推动政策，与一党专政的共产制度不同；但在许多经历过共产统治的人看来，这股风向仍令人不安。
H.B.116法案的提案人、犹他州众议员凯‧克里斯多福森多年来一直支持这项活动，今年也到场参加。他说，在刚结束的选举中，他看到许多人背离保守派价值观、开始接受社会主义理念，而且这是全国性的现象。“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对现状不满，想表达抗议；还是他们真的认为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他说。
犹他州众议员凯‧克里斯多福森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死胡同。（林雨荷／大纪元）
他认为答案在于教育。“有时候我们在美国过得太安逸，以至于每个人都认为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免费得到一切”，他说，“当人们意识到，你必须为所拥有的东西努力工作，而不是强迫别人放弃他们的所有、好让你得到更多，他们就会认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条死胡同。”
赢回自由，比守住自由更难
帕夫利克的人生并没有停在那栋混凝土楼里。他年轻时和嬉皮混在一起，爬山、在湖里游泳，四处打季节工。1991年，他加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次年被派到芝加哥传教，第一次踏上美国。之后他在杨百翰大学读书，认识了妻子。
2000年，他们搬回波兰，一住就是23年。他在那里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也参与政治，支持向高中生讲授经济学基础的组织，让年轻人明白自由市场优于中央计划。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他担心波兰被卷入战争，于2023年夏天拿到绿卡，举家搬到犹他州。他最近完成了一部小说，取材自他在共产波兰度过的青少年时期。
对于波兰取缔共产党，他一点也不意外。波兰宪法第13条禁止宣扬极权手段、仇恨与暴力的政党。他知道这对某些美国人来说难以理解，但他认为，即使在美国，也不是宣扬任何事都合法。“人们应该可以自由地讨论任何思想”，他说，“但宣扬它们是另一回事。”
他希望能把那些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的年轻人带回几十年前，让他们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生活一天。
让他们看看人们脸上的恐惧与悲伤，看看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毫无希望。让他们闻一闻河流的臭味，呼吸一下国营工厂污染的空气。让他们去见一位党的官员，听他解释为什么一首歌在音乐会上演唱前，必须删掉三段歌词——只因为歌词里有“自由”、“团结”或“上帝”这样的字眼。
或者，让他们去上一小时的历史课，看着老师在被问到“为什么红军在纳粹从西边攻打波兰之后，又从东边入侵”时涨红了脸；两个星期后，看着父亲回到家说，他刚刚丢了工程师的工作，只因为孩子在课堂上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第一个教训是：重新赢回自由，远比守住自由要困难得多。”帕夫利克说。
二战结束后，波兰的年轻男女在森林里坚持了许多年，试图抵抗苏联。他说，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从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里得到鼓舞的。“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有一天，某些美国青少年会被有关社会主义天堂的廉价谎言所蒙骗，他们绝不会相信。”
（林雨荷／大纪元）
他们大多没能活下来。活下来的人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他们的子女和孙辈生活在一个压抑的地方，直到出现了敢于带头说“不”的人。帕夫利克说，那些人起初被同侪劝告随大流，说反抗只会毁掉自己的人生，但他们拒绝丧失尊严、拒绝被人操纵，反而成了邻里和学校里“最酷的人”。
“要终结随大流的风潮，只需要一个有胆量的人，敢于去质疑他的同侪。”他说。在今天的波兰，那些人的名字成了街道的名字，人们为他们立起了雕像。
麦克风前的女孩
那天下午，格蕾丝‧波尔森和她的同学们轮流走上讲台，讲述她们对第一修正案的理解。格蕾丝选择的题目是“言论自由”。
参加当天活动的青少年。（林雨荷/大纪元）
“它代表着我的权利和自由，让我能为事情发声，表达我是谁以及我的信仰”，她说，“我非常感激自己能畅所欲言，而不必害怕政府。”
45年前那个星期日的早晨，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波兰孩子打开电视，只看到一片空白。
帕夫利克坐在台下，听完了这些高中生的演讲。他说，这让他重新燃起了一些希望：也许，有些年轻人确实想要了解过去。
“让我们睁大眼睛”，他说，“祈祷美国永远不会失去它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