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战，人的愚昧如何将自身推向败亡？【全新名家译本】
The March of Folly: From Troy to Vietnam
作者：芭芭拉．塔克曼新功能介绍
原文作者： Barbara W. Tuchman
译者：阎纪宇
出版社：广场出版新功能介绍
出版日期：2026/11/25
ISBN：9786267647424
内容简介
政府没有我们想像的英明睿智！
如果理性是人类最珍贵的德性，为何历史不断显示：
统治者要将那具行迹可疑的木马拖进城内，尽管所有的理由都显示那是对方的诡计？
权力不只使人腐化，更使人愚昧
两座普利策奖得主芭芭拉．塔克曼揭开掌权者一再犯蠢的历史
芭芭拉．塔克曼著作中，批判力道最强、最具警世意义之作
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学者陈思贤教授专文导读
“尽管其他各门学问皆能与时俱进，政府的治理却是原地踏步；今日政府的治理方式，与三、四千年前相比，几乎好不了多少。”――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
在人类的历史中，掌权者经常一再犯错，明知某些作为有弊无利，虽另有其他选择，却仍然一意孤行，甚至其后主事者继而相随，最终导致失败或覆灭。芭芭拉．塔克曼称此为“愚政”。
国家的统治者原本应是“神圣理性的仆人，奉命维持人世间的秩序”，但往往被人类的非理性弱点压倒，沦为愚政的施行者。本书探究了历史上的四个愚政案例，包括：一、为何特洛伊国王不顾反对与劝阻，执意将木马拖进城内，酿成屠城的悲剧？二、为何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与教会走向腐败，以致激起宗教改革？三、为何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历届政府对美洲殖民地坚持胁迫政策，而非安抚？四、为何美国在越南陷入战争的泥淖，无法自拔？
芭芭拉．塔克曼认为，刚愎自用是导致愚政的重要因素。因为刚愎自用，令人拒绝从历史的经验借镜获益。此外，愚政更是权力的产儿，诚如艾克顿勋爵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权力往往会戕害思考，让政治领袖做出愚行。然而，作者在本书并未对人类完全绝望，她说：“政府治理的智慧就像一支利箭，虽然很少使用，但始终在人类的箭囊里待命。”或许我们该追问的是：这智慧之箭，何时能搭上弓弦？
《愚政进行曲》是塔克曼著作体系中，论述时代跨距最大、批判力道最强且最具警世意义之作，提醒所有读者：“如果人类能够从历史中学习，它将教导我们何等珍贵的教训！”
【本书焦点】
▸当特洛伊的普莱姆国王决定将木马拖进城内时，祭司拉奥孔示警：“你们疯了吗？你们这些可怜虫。你们以为敌军已经离开？你们以为希腊人送的礼物不会暗藏玄机？难道不晓得奥德修斯的名声？”无奈“执迷”夺去了人的理性。让木马进城的不是命运，而是自主的选择。这个错误的决断即是愚政的原型。
▸文艺复兴时期的六位教宗――西斯笃四世、依诺增爵八世、亚历山大六世、儒略二世、良十世、克勉七世――极尽腐化、败德、贪婪，他们的统治让信徒大失所望，让教廷名声扫地，对要求改革的呼声不闻不问，对抗议、警告以及民怨沸腾的征兆视而不见，结果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体性被打破，使得一半的信徒投向另立门户的新教。
▸英国下议院议员艾德蒙．柏克说：“对于殖民母国英国而言，保住美洲殖民地在经济、政治甚至道德层面的价值，远远超过征税利益的总和，甚至超越任何一条所谓的宪法原则。”但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的关系，在一七六三年至一七七六年的十余年间急遽恶化，最终英国在原本没有叛乱者的地方制造出叛乱者，致使美国独立。
▸历时十九年五个月又二十九天的越战，曾是人类史上最漫长的战争。美国的挫败源自于想当然尔地认定，无论面对什么目标，都能贯彻其意志；拒绝承认一个“四流的”亚洲国家也有其尊严与坚定的目标，这与当年英国对待北美洲殖民地的态度如出一辙。历史的讽刺有时丝毫不留情面。
▸西哲柏拉图曾云，赋予任何事物过多的权力，就像给船只过大的船帆一样危险。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则指出，权力欲是“所有激情之中最明目张胆的一种”。对权力的欲望只能借由宰制他人的权力来满足，政府就是它情有独钟的运作场域。而芭芭拉．塔克曼在这本书告诉我们：“政府是愚行的大本营；因为人们在这里追求宰制他人的权力，却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各界推荐
▸“愚政”这个警世概念，它指出了人类政治史上不绝如缕出现的政治“晃神状态”（在民主政体中尤其讽刺！）──“愚政”常如同丧尸般持续前行。因它们已成为一种“典范”，所以似幽灵般制约我们。这些“典范”之所以会带来“愚政”，乃是因其与某些人性的基本倾向（或说弱点╱劣根性？）密切连结，而人类惯有的hubris阻止了我们在当下认真、严肃、再三反省自身做出的价值选择。
——陈思贤，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退休教授
▸芭芭拉．塔克曼在《愚政进行曲》中一如既往，打破所有规则。当多数通俗历史学家仍紧守着传记的岸边、多数学院派历史学家满足于在小池塘里安静划水，塔克曼却怀抱着旗帜鲜明的道德使命扬帆出海⋯⋯正如她的新闻记者与历史学家同行法兰西丝．费兹杰罗（Frances Fitzgerald）所云，塔克曼的“特殊才能”在于她能够深入堆积如山的史料，带着亚莉雅德妮的线球（Ariadne’s thread）走出来；那条清晰的故事主线，让读者得以跟随她穿越事件的迷宫，进入一个时代的生命⋯⋯塔克曼的魅力不仅是高超的叙事能力，揭穿欺瞒、虚伪与自大更是她的精彩之处。
——《新闻周刊》（Newsweek）
▸终极愚政——核战——的阴影，像来自未来的幽灵，笼罩着芭芭拉．塔克曼这部既卓越又令人不安的著作：《愚政进行曲》。她只字未提核战，其实也无需提及。只要读到她对世间掌权者的描述⋯⋯就一定会想到从一九四五年至今的严肃警告：人类正在打造毁灭自身的武器。对塔克曼而言，这正是愚政的本质——灾祸早已被许多人清楚预见，也有随时可以施行的因应之道，然而沉迷于权力的人士却刻意视而不见。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当今在世的历史作家中，只有一人能够长期风靡如此广泛的读者群——芭芭拉．塔克曼的新书⋯⋯展示了她备受肯定的原因⋯⋯本书带领我们纵横三十个世纪，从特洛伊的陷落到越战，一路上细察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如何激起宗教改革、英国如何失去美洲殖民地——她选出的四桩事件突显了她的核心理念：人类历史的灾难肇因于统治者的愚行。然而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仍不足以满足塔克曼，她还要求我们思考阿兹特克帝国的蒙特祖马、西班牙的西哥德人、路易十四世与胡格诺派、德皇威廉二世的无限制潜艇战，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桩接着一桩让人叹为观止的愚昧行为。
——《时尚》（Vogue）
▸如同她以往的著作，这本新书机智、聪慧而优雅。毫无疑问，塔克曼堪称当今最卓越的通俗历史学家。
——《新米尔福德时报》（The New Milford Times）
作者简介
芭芭拉．塔克曼
Barbara W. Tuchman,1912-1989
美国著名历史作家，两座普利策奖得主。
外交世家出身，父亲为银行家与杂志发行人，外祖父则在一战期间担任美国驻鄂图曼大使。早年曾随家人前往中国、日本、内战时期的西班牙，从事研究与采访工作，之后开始大量撰写历史作品。
文笔优美，擅长以小说笔法捕捉重大战争与外交事件的前因后果，《华尔街日报》誉为“大众历史的女豪杰”，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称她为“作为艺术家的历史学家”。以《八月炮火》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度赢得普利策奖，并以《远方之镜》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译者简介
阎纪宇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曾任《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中心主任、《风传媒》执行副总编辑，现为专职译者，译作涵盖人文、文学及社会科学领域，曾获师大梁实秋文学大师奖──翻译大师奖（优选）。代表翻译作品包括：《成为欧洲人》、《从经济发展到民主》、《亚洲海洋大历史》、《美国梦的悲剧》、《胜利之城》、《魔鬼诗篇》、《遮蔽的伊斯兰》、《强国论》、《中国即将崩溃》等书。
目录
导读何谓“愚政”？及其对今日世界的提问╱陈思贤
致谢
第一章推行损害自身利益的政策
第二章愚政的原型：特洛伊人引木马入城
第三章逼迫新教另立门户的文艺复兴教宗：一四七○年至一五三○年
第四章英国失去北美洲殖民地
第五章美国在越南背弃自我
后记船尾的一盏灯
参考书目与注释
作者序
后记船尾的一盏灯（节录）
如果明知某个目标的弊大于利，却仍执意追求，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排斥理性就是愚政的主要特征。古希腊斯多葛学派（the Stoics）认为，理性是为世间事务指出方向的“思考之火”（thinking fire），而帝王或国家统治者则是“神圣理性的仆人，奉命维持人世间的秩序”。这套理论很令人欣慰，但无论是过去抑或现在，“神圣理性”往往被人类的非理性弱点压倒──譬如野心、焦虑、追求地位、保留颜面、幻想、自欺以及深刻的偏见。尽管人类思维结构的基础是从前提推导结论的逻辑程序，但它未必能够抵御非理性的弱点与激情。
当特洛伊人一早醒来，发现希腊军队凭空消失，只在城墙外留下一个奇特而巨大的怪物时，理性思考显然会提醒他们，其中可能有诈。理性的做法至少应该听从长老卡庇斯、祭司拉奥孔和预言家卡珊德拉急切的建议，检查木马内部是否躲藏敌军。明明眼前就有可行之道，特洛伊人却掉头不顾，宁可选择自我毁灭。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可能比较难以运用理性，他们深深浸淫在当时格外猖獗的贪婪与掠夺行径、肆无忌惮的自我满足之中，以至于几乎无法以理性来回应信徒的需求。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种不同价值观的文化。人们可能会以为，人人都有自我保全的本能，那几位教宗应该会察觉不满情绪有如洪水高涨，已经淹到自己脚边。然而，他们看待教宗权位只重视尘世的面向，他们沉溺于君王间的征战与私人的挥霍炫耀，对于无形的民怨却毫无警觉。因此，教宗的愚政与其说是丧失理性，不如说是完全背弃了自身的使命职责。
至于后来英国对北美洲殖民地、美国对越南的一连串举措，显然都是基于根深蒂固的预设立场。这些举措一再与常识、理性推论以及中肯建议背道而驰，其愚政本质不言自明。
在政府运作中，理性的无能为力极其严重，因为会影响它触及的所有事物──公民、社会以及整个文明。古希腊的西方思想奠基者深切关注这个问题。尤里比底斯在晚期剧作中承认，道德罪恶和愚行的奥秘，已经无法再用外在原因来解释，也不能归因于灾祸女神阿特（Atē）像蜘蛛一般的噬咬，或是诸神的干预之举。无论男女，都必须面对邪恶和愚昧，视为自身本性的一部分。他笔下的米蒂亚（Medea）深知自己被“比我的理性意图更为强烈”的激情掌控。约莫五十年后，柏拉图非常期盼人类能紧紧抓住理性的“神圣金线”永不松手，但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人类同胞深陷在情感的生活中，像傀儡一样被欲望与恐惧的系绳牵引拉扯、翩翩起舞。他指出，当欲望与理性判断各行其是，那代表灵魂生病；“当灵魂违背作为其自然法则的知识、观点或理性，我称之为愚昧。”
关于政府，柏拉图假设明智的统治者会对自己最热爱的事物──亦即最符合自身利益的事物，在此等同于国家的最佳利益──付出最多的心力。柏拉图对这项法则能否永远正常运作缺乏信心，因此建议一套预防性程序：应在国家未来的“国卫”（guardians）成长期间对其进行观察与测试，以确保他们的言行举止遵循此一法则。
随着基督教的降临，个人的责任被送回外部与超自然领域──听命于上帝与魔鬼。理性曾经在十八世纪重返短暂但辉煌的统治地位，之后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又带我们回到尤里比底斯的世界，探究灵魂深处黑暗力量的控制权；这些力量不服从心智，因此无法透过良善的意图或理性的意志来修正。
引发政治愚行最主要的力量是权力欲，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称之为“所有激情之中最明目张胆的一种”。权力欲只能借由宰制他人的权力来满足，因此政府是它情有独钟的运作场域。商业也能提供某种形态的权力，但仅限于登上金字塔顶端的成功人士，而且没有伴随公职而来的权势、头衔、红地毯与摩托车队护送。其他行业──体育、科学、专业职能、创意工作与表演艺术──虽然能够提供各种满足感，却无法提供掌握权力的机会。这些行业或许能够吸引追求地位者，一旦成为“名流”就可以享受群众崇拜、豪华礼车与各种奖项，但这些只是权力的外在装饰品，而非本质。政府依然是愚行的大本营；因为人们在这里追求宰制他人的权力，却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担任公职次数与位阶都高人一等的汤玛斯．杰佛逊，对公职的看法也最为尖刻。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表示：“每当一个人对（公职）投以渴望的目光⋯⋯他的行为便开始腐化。”与他同时代、远在大西洋彼岸的亚当．斯密更加批判：“因此，地位⋯⋯成为人类半生劳碌的终点，也成为一切骚动、喧嚣、掠夺和不义的根源，为这世界带来贪婪和野心。”两人谈论的都是道德的沉沦，而非能力的不足。如果讨论的焦点在于能力，其他政治人物对公职的评价同样低落。一九三○年代，参议院一个调查军火工业的委员会需要寻求一位主席，一位和平运动领袖征询参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 Norris）的建议。诺里斯先以年事已高为由将自己排除，随后逐一审视同僚的名单，将他们逐一划掉――太懒惰、太愚蠢、太亲近军方、道德怯懦、工作过度、身体欠佳、利益冲突、连任压力⋯⋯等到诺里斯筛选完毕，九十六位参议员只剩下杰拉德．奈伊（Gerald Nye）一人，诺里斯认为只有他具备这项工作所需要的能力、独立性与声望地位。艾森豪将军曾经在不同的情境下，表达相当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欧洲需要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这是维护欧洲安全的不二法门。但艾森豪不认为这构想会实现，因为“每个人都太谨慎、太恐惧、太懒惰，而且（个人）野心太大”。奇特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份清单都出现“懒惰”此一特质。
引发愚政更强烈的诱因是浮滥的权力。柏拉图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建构“哲人王”（philosopher-king）的美好愿景之后，随即产生疑虑，并且认定法律是唯一的防护机制。他认为，给予任何事物过多的权力，就像给船只过大的船帆一样危险，将无法维持节制中庸。权力浮滥一方面导致混乱，另一方面造成不公。对于独断独行的权力，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其诱惑，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变得愚不可及，那是最糟糕的疾病”。他的王国将被动摇，“所有的权力都将烟消云散”。这确实是文艺复兴时期教宗的命运，他们因此失去半数、甚至全部的权力；同病相怜的领导人还有法王路易十四，尽管发生在他死后；如果我们认为美国总统体制也会造成权力浮滥，那么詹森也是一例，他开口闭口“我的空军”，并认为总统职位赋予他撒谎与欺骗的权力；当然，还有最显而易见的案例──尼克森。
心智的停滞或僵化──统治者与决策者拘泥于自身初始构想、不做任何改变──是孕育愚政的肥沃土壤。蒙特祖马便是一个致命且悲惨的先例。根据季辛吉的说法，政府领导人的学习会被自身既有的信念框限，这些信念也正是“他们在任职期间消耗的才智资产”。从经验中汲取教训这种能力，领导人几乎从来不会实践。为什么美国支持中国失去民心政权的经验，不能为其越南政策提供先例？为什么越南经验完全无助于伊朗政策？为什么上述这一切都无法提供任何启示，让今日的美国政府免于在萨尔瓦多愚昧行事？“如果人类能够从历史中学习，它将教导我们何等珍贵的教训！”英国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哀叹：“然而激情与党派之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经验带给我们光明就像挂在船尾的一盏灯，只能照亮我们身后的浪潮。”这个意象很美，但传递的信息却是误导，因为照亮我们已经驶过的浪潮，应该有助于我们研判前方的风波。（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