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9年,戈尔巴乔夫已经表明苏联不再出兵干预东欧,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就在布拉格学生挨打的八天前。图:捷克民众献花和点蜡烛纪念天鹅绒革命(大纪元)
1989年11月17日傍晚,布拉格的大学生走上街头。这场游行起初完全合法,名义是纪念50年前被纳粹杀害的学生扬·奥普勒塔尔,而且得到了当局批准。在官方看来,让年轻人去声讨半个世纪前的占领者,大概是一堂稳妥的爱国主义教育课。队伍走到民族大街,被防暴警察堵住,学生们手里拿着鲜花和蜡烛,有人把花递向盾牌,警棍随后落了下来,一百多人受伤。
接下来的事情快得连亲历者都来不及消化。三天后,瓦茨拉夫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估计达到50万,人们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举过头顶摇响,成千上万串钥匙一起哗啦作响。这声音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打开锁了太久的门,另一层是对台上的人说,再见,该回家了。
11月24日,捷共最高领导层集体辞职,27日全国举行两小时总罢工,28日捷共宣布放弃权力,联邦议会随即从宪法里删去了党的领导地位条款。12月29日,那年春天还关在监狱里的剧作家哈维尔当选总统。从学生挨打到哈维尔入主布拉格城堡,前后六个星期,一个统治了四十一年的党,被一个广场的钥匙声送出了门。
橱窗里的那块牌子
要理解这六个星期,得往回翻11年。1978年10月,哈维尔写完一篇长文《无权者的权力》。这篇文章在捷克斯洛伐克无法出版,只能靠打字稿一份份传抄。文中最有名的人物是一个蔬菜店老板,他每天在橱窗里的洋葱和胡萝卜中间挂上一条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个人真的关心全世界的工人联不联合吗?他并不关心。标语是上面发下来的,挂了相安无事,不挂反倒惹麻烦。按哈维尔的解读,这块牌子的真实意思是,我是某某蔬菜店老板,我住在这里,我知道该做什么,我的行为符合期待,我很听话,所以我有权被安安静静地放过。
哈维尔接着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假如上面要求他挂的标语换成“我害怕,所以我无条件服从”,他就不会那么无所谓了,他会感到羞耻,因为他是人,人有尊严。意识形态的用处正在这里,它给服从披上一件体面的外衣,挂牌子的人不必直视自己的恐惧,发牌子的人也不必直视自己权力的低劣根基。
哈维尔也写了老板哪天不挂了会怎样。他会被撤掉经理职务,调去仓库,工资降低,去保加利亚度假的计划泡汤,孩子上大学的机会受到威胁。执行这些惩罚的人,多数也并不出于信念,而是出于当初逼他挂牌子的同一种压力。
这里藏着极权运转的秘密,它并不需要每个人相信,只需要每个人配合。每一块挂出去的牌子都在告诉邻居“大家都挂了”,于是所有人互相给对方表演忠诚,谎言就靠这场彼此监看的表演活着。一个人摘下牌子,等于打破了这场集体表演,让周围的人看见原来可以不挂。
十一年和六个星期
把天鹅绒革命说成纯粹的道德奇迹,并不诚实。1989年,戈尔巴乔夫已经表明苏联不再出兵干预东欧,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就在布拉格学生挨打的八天前。外面的那扇门,确实已经松动了。
可门松动之后有没有人走出去,取决于此前有多少人已经在心里摘下了牌子。哈维尔因为参与《七七宪章》和相关维权活动,坐过将近四年牢。宪章的签署人被抄家,被解雇,被迫去烧锅炉、擦窗户。1988年3月25日,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几千名天主教信徒手持蜡烛站在广场上,要求宗教自由,警察用水炮和警棍驱散了他们。那片烛光比钥匙声早了一年半,烛光里站着许多上了年纪的信徒,他们没有喊口号去推翻谁,只是不肯再假装自己没有信仰。
所以那六个星期并不突然。体制在那之前早就空了,牌子还挂着,挂牌子的人心已经不在那里。钥匙声一响,所有人才发现身边的人和自己一样。
系在孩子脖子上的牌子
哈维尔笔下的蔬菜店老板好歹是个成年人,挂牌子时多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中国,这块牌子是系在孩子脖子上的。小学低年级,孩子们戴上红领巾,在队旗下宣誓热爱中国共产党,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那个年纪,很多孩子连“共产主义”四个字都还写不利索。到了中学,入团是一件要写进档案的事,升学、评优都看得见它的影子。再往后,入党誓词里写着“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这些誓词,今天还有多少人当真?入团时想的是档案好看,入党时想的是提干考公,饭桌上骂得最凶的往往就是党员。哈维尔描述的正是这种状态,几乎没人相信,人人都在配合,牌子挂在每一份履历表上。
中共对东欧那一年的讲法,和布拉格人记住的完全两样。在官方论述里,那是“苏东剧变”,是西方“和平演变”得逞的惨痛教训,钥匙声和烛光从来不在画面里,同一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事,在国内更是被整页撕掉。据一份在中共官员中流传、2013年初被外界披露的讲话纪要,习近平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期间谈到苏共垮台,感叹到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他和哈维尔看到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到了最后,已经没有人愿意为那块牌子拼命。
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年底开始受理中国人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可以用真名,也可以用化名或小名。据其网站统计,至今声明“三退”的人数已超过四亿六千八百万。常有人质疑,用化名声明,档案里的组织关系不还在吗?用哈维尔的眼光看,这个质疑问错了地方。蔬菜店老板摘下牌子,最先改变的并不是当局的花名册,而是他自己,从那天起,他不必每天对着洋葱和胡萝卜撒谎了。把小时候被系上的那条红领巾在心里解下来,收回一句从未真心说过的誓言,不需要上街,不需要喊口号,只需要不再假装。
37年前,布拉格人摇响钥匙的时候,手里没有一件武器。他们拿的是自家门钥匙,每天出门锁门、回家开门的那一串,再普通不过。那串钥匙一直在每个人的口袋里,在布拉格是这样,在北京、上海,在任何一所小学的升旗操场上,也是这样。极权最怕的不是有人砸门,是所有人同时发现钥匙一直在自己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