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AI)芯片大厂英伟达(NVIDIA)执行长黄仁勋2025年5月19日在台北国际电脑(COMPUTEX)主题演讲。(宋碧龙/大纪元)
英伟达前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与疑似中共间谍黄乐(Alice Wong)的外遇被曝光后,公众的注意力原本停留在情史与道德层面,但随着黄乐的背景和活动轨迹被不断挖掘出来,中共规避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的整套“突围术”由此也浮出了水面,从注册地洗白,到第三地中转,算力远程出租,环环相扣。
一、空壳洗白:从游戏公司到英伟达亚太最大买家
据媒体报导,2019年8月,黄乐以10亿元人民币将一家自己控股的中国大陆游戏公司出售予香港上市公司第七大道(7Road,0797.HK)。2023年3月,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首轮大规模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后不久,第七大道便将旗下于2015年成立的新加坡海外分支机构“7Road International Pte Ltd”分拆出售。买方是黄乐持有的BVI公司“Huang Le Limited”,交易完成后,该分支机构改名为“超速国际”(Megaspeed International Pte Ltd),并由持有香港特区护照的黄乐登记出任董事总经理。她其后亦以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对外活动。同年11月,黄乐在商业登记中把公司股份转让予新加坡本地企业“SwiftData Pte Ltd”,并辞去董事职务,由一名长期居于上海的新加坡籍男子陈勇邦(Tan Yong Pong)接任。不过,黄乐其后仍以高层管理人员身份参与超速国际的芯片采购及集资工作,直至2025年离开公司。超速国际在新加坡的实际办公规模相当有限,只有一个门面办公室,领英所列员工人数亦仅为2至10人;法新社更发现,公司官方网站所列的联系电话实际上属于私人住宅。
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游戏公司第七大道旗下的新加坡分支于2023年3月更名超速国际后,这家总资产仅约3,300万美元的默默无闻之辈,在一年内暴增90倍至近30亿美元,一跃成为英伟达在亚太区的最大芯片买家。做空机构Culper Research今年5月已点名指出,阿里巴巴是超速国际背后的金主。
这种体量的跃升,没有任何正常商业逻辑可以解释。唯一说得通的解读是:它的价值不在经营能力,而在于那层“新加坡法人”的壳。美国出口管制以实体国籍和注册地为基本筛选维度,一个新加坡身份,就能让被管制的先进芯片以“合规客户”的名义畅通出货。这正是所谓“新加坡洗白”——把控股结构、总部乃至法人身份“出海”至新加坡,用新加坡的国际信誉掩盖与中国的真实连结。
二、第三地中转:芯片“过境不入境”
新加坡内政部11月12日的声明进一步坐实了怀疑:超速国际购入的服务器在新加坡中转后直接出口至马来西亚,期间根本未流入新加坡本地市场。换言之,新加坡在这里扮演的不是市场,而是一条运输管道。
台北智库DSET研究员曾稚骅点破了这条链路:芯片经新加坡出口,透过Aivres采购组装,部署在马来西亚、印尼等地的数据中心,再把算力回租给阿里巴巴或其它中国企业,部分芯片甚至疑似直接流回中国。值得注意的是,Aivres原为中国服务器巨头浪潮的海外子公司——浪潮2023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后,其美国子公司更名Aivres,至今仍在硅谷正常运营。换一个名字,监管名单上的红灯就形同虚设。
《黄仁勋传》作者斯蒂芬‧维特(Stephen Witt)则揭示了马来西亚数据中心里的两种手法:其一是“调包”——芯片到岸后撕除原厂标签、贴上伪造标签,循走私后门运抵中国,美超微走私案中用吹风机软化胶水换标签的操作已经演示了这套流程;其二是“算力出租”——在境外机房部署芯片,中国企业远程租用算力,芯片本身从未越过美国管制的物理边界。
三、制度困境:美国“无法可办”的灰色地带
这恰恰是本案最值得深思之处。前一种走私手法尚可依美国司法追诉;而后一种算力转租模式,美国目前似乎无法可办。出口管制管的是芯片的跨境流动,却管不住算力的跨境流动——当一列GPU机柜安安稳稳地待在柔佛州的数据中心里,北京的用户只需一根网线,管制的意义就被架空了。
更深的困境在于执法的跨国性。新加坡一再重申中立立场,不执行他国的单边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即便实地核查,也需要当地配合,而美超微对配合调查意愿不高、美方资讯有限的事实,说明跨境终端用户查核(EUC)的现实难度。英伟达的客户认证(KYC)在一家资产暴增90倍的“新加坡公司”面前,几乎不设防。
四、窗口正在关闭:从丑闻到立法
黄仁勋的婚外情曝光后,美国国会两院两党议员已推动将强化芯片出口管制写入年度《国防授权法案》(NDAA)。Counterpoint Research的尼尔‧沙(Neil Shah)研判,新加坡注册的AI、云服务公司和经销商将面临更冗长的KYC稽核,订单处理全面放缓;而Singtel等透明度高的上市业者反而受惠。换言之,“新加坡洗白”的红利期正在结束——壳越廉价,审查越严格。
曾稚骅的判断很直白:“洗芯片、新加坡洗白这事,它未来的空间应该只会越来越小。”二级制裁的阴影也在逼近:从限制对美投资金流,到提高海关查验,乃至新加坡护照免签待遇,华盛顿手中的工具远未用尽。新加坡国立大学庄嘉颖说得透彻——大国角逐没那么剧烈时,华盛顿或北京只会埋怨;如今两边疑心更重,第三方被制裁的概率陡增。
黄仁勋的私德问题迟早会淡出舆论头条,但它却意外完成了一次对中共规避美国芯片管制体系的“压力测试”,测试结果对中方并不乐观:空壳、中转、调包、算力出租,每一环都已暴露在监管者视野之内,且正在转化为立法与执法的弹药。对美国而言,真正的考题是能否把管制从“芯片的边境”延伸到“算力的边境”;对中共而言,靠壳公司借道新加坡的时代,恐怕进入倒计时了。至于新加坡,则是时候认真掂量:当中立的名义被反复用作洗白工具时,损失的将是它最值钱的资产——信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