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呉祚来:孙中山被中共当局选择性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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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被中共当局选择性利用(AI图∕程宽厚)

一、中共为什么纪念孙中山:争夺革命继承权与历史正当性

习近平这段话来自2026年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同时强调“坚定不移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中共对孙中山的尊崇,始终包含着对中国近代革命继承权的争夺,而现在则有更重要的政治目的,不仅想强调中共政权夺取大陆的正统性,也想借此统战台湾国民党,以形成所谓的统一战线。

这里需要区别革命“道统”与国家法统。中共所争取的,是孙中山革命声望与政治遗产的继承权,并非承认中华民国宪政法统的延续。其叙事逻辑是:国民党虽然拥有孙中山创立的组织,却背离了孙中山;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完成了孙中山的事业。

孙中山还具有连接台湾与海外华人的象征作用:借助这位跨越海峡、具有广泛历史影响的人物,中共能够将革命继承、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结合起来。因此,纪念孙中山既是历史评价,也服务于现实政治:透过尊崇一位先于中共的革命领袖,为自身权力寻找更深的历史来源。

二、中共选择性继承的孙中山思想与革命法则

中共对孙中山的继承,突出的是反帝、统一、革命动员以及强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相较之下,孙中山提出的宪政、人民政治权利,以及革命政权最终如何退出,中共主流媒体总是语焉不详。

孙中山《建国大纲》把政治建设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并提出人民应当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方案设定了革命政府向民选政府移交权力的终点。尽管训政本身包含由执政党判断人民是否具备自治能力的危险,但至少在公开的制度设计上,革命政府并不应永远执政,孙中山的思想中,有着告别革命的理念,而中共的革命,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时,才能终结。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共的共产主义,也因此不能混为一谈。1923年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明确认为,当时中国不具备成功实行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国家统一与独立才是迫切任务。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当革命反复被赋予高于法律的正当性时,谁来决定革命应当结束?如果掌权者始终可以宣布革命尚未成功,那么宪政就可能被无限推迟,反对者也容易被转化为革命的敌人。

从这一角度看,毛泽东与孙中山之间存在革命政治逻辑上的相通之处,毛泽东把革命延伸到夺取政权之后,从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不断以新的斗争重组政治与社会。文革期间,大量既有党政机构受到冲击,地方权力由革命委员会等机构重新组织。

因此,中共对孙中山最有利于自身的继承,是革命党领导国家、革命目标压倒制度约束的政治逻辑;而孙中山关于人民权利、地方自治以及最终授政于民选政府的设想,却被弃置一边。

三、要正视孙中山的政治负资产

首先,是孙中山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取自元末农民起义口号,在清末的政治生态中,极易引发种族仇恨与互杀(事实上也已然在一些区域发生),极端的民族革命有利于革命,但会给各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并为将来的地缘政治埋下仇恨的种子。

这一民族革命框架,在辛亥革命前后受到修正,改良立宪派与儒政菁英们,强调民族和解,特别是北洋军政集团发出的‘共和电报’,迫使大清逊位,大清退位诏书上也写着,未来的国家是共和政体。五族共和与五色旗成为民国初年的国家象征,表明共和国需要超越汉人复国,转向多民族共同建国。

其次,是革命党居于国家之上的制度倾向。军政、训政、宪政的设计虽然以宪政为终点,却把通往宪政的钥匙交给革命党:人民是否已经成熟,政治训练是否完成,何时能够结束训政,容易由掌权者自行判断,这为长期党治留下了制度空间。退出大陆前的国民政府迫于各种政治势力压力,包括美国的压力,开启了修宪与行宪,但时间窗口被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关闭。所谓的训政时期,极易成为党国利益集团的幌子,强调人民素质而无限拖延行宪时间。国民政府退居台湾后用戒严方式,说明当政者总能想出办法,为长期执政找到借口与方策。

孙中山倡导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使党政军一体化,领袖的个人极权因此生成,台湾民主化逐步结束国民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不是当政者主动设计而自发生成,而是台湾人民不屈抗争的结果。大陆则在列宁主义组织体系下进一步强化了党高于国家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陆政权确实是孙中山党国一体的真诚践行者。

孙中山的持续革命思想,被中共继承,用革命方式与法则解决一切面临的难题,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北伐革命,皆是如此,为了革命成功,必须拥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德国人,苏联人的资金,皆能为我所用,使中国内战成为外国代理人的战争。最终中共作为嫡传的苏联代理人,夺取了中国大陆。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政治遗产中,最严重的恶果是‘联俄容共’带来的。

这种革命精神与法则,为毛泽东继承,毛泽东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永远革命,甚至踢开党委闹革命,文化大革命建立的是革命委员会,代替党国政府,由最高领袖直接指挥。

结语:

中共既然自称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就不能回避其政治遗产中的制度追问:人民能否真正行使选举、罢免、创制与复决的权利?地方自治能否获得切实保障?革命政府是否愿意结束专政权力,还政于民?如果继承的只是革命权威与国家统一,却将人民权利和宪政承诺无限推迟,那么所谓“忠实继承”,便只是借先驱之名,为长期党治专制提供正当性。

作者》吴祚来

专栏作家,独立学者,八九年六四最后一批撤离广场,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杂志社社长,因零八宪章第一批签名被免职,现居美国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央广Rti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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