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AI将是人类一场灾难,然而它最先将被集权制度俘虏,成为坏制度的一柄利器,才是更本质的要害,这是连马斯克都不讳言的,何时出来一位“黄皮子”,竟然以“黄段子”掩盖其协助北京捷足先登,早已赢了西方一局?《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警告,AI已自主决策,接管法律与宗教,精髓是1、人工智能不再是工具,而是历史上第一个能够自主决策、自主创造的‘智能体’;2、语言的沦陷,人类统治地球的这个超能力,正在被AI接管;3、“我们只剩十年!”。但是,AI首先在中国被统治阶级“制度化”已有三十年历史,证明“权力”第一优先利用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何时才能“驾驭”人类权力,那些数码精英似乎并未预测,“法律、宗教、历史正在失守”,何时“制度”失守?科幻仅仅预测到未来“人工智能”会成为新的暴君,然而中国发明了一种“资本主义”,或者说它借全球化,而让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和体制,以及新的意识形态,令西方学界目瞪口呆,数码建构出与西方宪政对立的东方新的集权,也是从中国发明出来的,比如火红而妖艳的DeepSeek,最高端的数码精英们,担忧人类将成为人工智能的奴隶之前,并未担忧人工智能成为集权的奴隶。】
一、人造人
人工智能是数码技术的新宠儿,也是人类科幻的旧憧憬,早在好莱坞世界驰骋了半个世纪不止,无论多少部电影,又不论几个大星扮演过,它始终只一个皮影儿。
不过,好莱坞幻影中的智能世界,一开始就是集权形态。
‘苏单不断跟我提起一部电影Blade Runner—中文译作《银翼杀手》,1982年的一部老科幻片:2019年永远淫雨霏霏的洛杉矶,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寂阴冷的世界;那是2017年的高科技时代,人类制造出比自己更优秀的当中已经掺进许多“人造人”(replicant),他们被派到外星球作业,突然叛变,渗进地球互相之间很难辨认……。
‘这部电影令苏单钟情不已,究竟是什么,我始终不懂。若只看情节,也许车祸突然将他抛入孤单之中,世界对他而言就像电影里那个潮湿、压抑的冰冷都市,色彩、音效、人物故事都会按照他当时的心境去解读,他自己似乎也变成一个“人造人”,生存下去不是为了延续他们非常完美的肉体而是寻找灵魂(外来移民之子,尤其亚裔男孩身体认同困惑的另一种解读),无依无靠,前途莫测,那是他的地狱之感,跟我的相隔万里。他沉醉电影里的那曲哀怨、惆怅的配乐(一如我沉醉于〈在那遥远的地方〉),那种浸在雨雾中潮湿、不甘的挣扎,比我在他这个年纪陷入文革的绝望更甚。不知道他独自在家看这电影时哭了没有,他跟傅莉一样不爱哭,哭起来也只是极短的一声抽咽……。他不会跟我描绘车祸后的暗黑生涯,我尝试从这部电影里读他那时的心情。’
——引自《寂寞的德拉瓦湾》
二、“数位列宁主义”
我跟儿子一道看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应该是一九九三年,车祸后那年,虽然中国已经在一场大屠杀之后,但是尚未经济起飞,政治上科技上都很土,数码时代在西方也刚刚开始,中国还没啥可偷呢。
那时西方就很幼稚,既不知道中国会偷,也不知道大数据也要看哪种制度来使用它,“数位化列宁主义”、“云极权”这些概念,那时候无论什么天才神童都想不出来。
由于数码的介入,个人(individual)与国家的博弈,溢出政治学范畴,已经不单单是权力的概念(“专制”“集权”),民主制度也不能担保了,脸书创办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坦承:“许多人进入科技业,是因为相信科技可以带来分权化的力量,赋予人民更多权力。但随着少数的大型科技公司崛起,以及政府使用科技监控他们的人民,许多人现在相信科技只会加强集权,并非分权化。”
这种大公司在中国就是BAT,B指百度、A指阿里巴巴、T指腾讯,中国互联网公司三巨头,它们帮助中共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统治模式,物联网、大数据分析、AI,更可能实现一种新的超级控制,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加,而是通过资讯技术,深入民众习惯和偏好之中,即时掌握行为和轨迹,中国网友戏称“云极权”,比较露骨的叫法是“数位化列宁主义”。
毛泽东式的传统社会控制能力,在改革时代有所退化。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推进,相对削弱了中共对资源与社会力量的垄断控制;愈来愈多的人脱离了单位和公社的束缚而流动起来,也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掌握在私人手中,涌现出来数以千万计的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与数亿的流动民工,因此近年来诸多规模群体事件都呈现出无组织和突发的特点,如二○一一年北非“茉莉花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加上新社会阶层和农民工高达数亿之多,且处在不停的流动当中,体制似乎不可能对所有人都做到“动知轨迹,走明去向,全程掌控”。不幸的是,资讯技术的进步,让这一任务再此成为可能。
中国起步于监控出租车,而“出租车监控”水平,即一个“监控社会”的基础标准。天安门被镇压后,王丹仓皇逃出北京,往芜湖投亲戚遭拒,无措手间竟返回北京,口袋里只有一张名片,是住在北京饭店的台湾记者徐璐,结果徐璐要了辆出租来接他,警察也同时赶到。徐璐被驱逐出境时还在后悔,怎么没想到北京八九年居然已监控电话。低估中共的集权控制技术,是神州之外的一种“国际性幼稚”,至今如此。
接着,中国以公安人口信息为基础,加入人口和计划生育等相关信息资源,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动态管理机制,也就是所谓“公安大情报重点人员动态管控机制”,针对七类“治安高危人员”实施监控:涉恐人员、涉稳人员、涉毒人员、在逃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和重点上访人员等。若以公安部和卫生部的数字为据,录入动态管控机制的吸毒人员有一百多万,重型精神病患者一千六百万,如果再加上刑满释放人员两百至三百万、重点上访人员上百万,那么这个“动态管控机制”目前输入的黑名单,至少有上千万人。
怎么“动态管控”呢?北京市公安局在近郊区流动人口聚集地,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在一百个流动人口中招募五名治安管理员,即在五个家庭之中,招募一个家庭来监视其他四个家庭;而且,其中任何一人有异常,十分钟之内有五个人赶去处理,一小时之内辖区的公安、卫生人员就可控制局面。”毛泽东时代也搞“黑五类”、“阶级敌人”的监控,靠的是街道里弄的“小脚侦缉队”(也称“马列老太太”),相比之下,今日岂止是“鸟枪换炮”?Holocaust(大屠杀)是由于“科技”的加入,才成为可能——眼下中国这套东西的公开话语,就叫“科技强警”,乃是中国“崛起”的两个十年间,以零八年奥运、零九年国庆为战略目标(民族主义)而打造的“维稳系统”,所以到零九年“维稳费”已达五千亿之巨,超过军费,因为“科技”是很昂贵的。
三、“云极权”
从这个基础,中国又上升到“云极权”,手段基本是两个:
第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整合所有个资。2013年4月,中国在先前那个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的基础上,建立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将户籍资料、个人信用、税收缴纳、银行、房产、社保缴费、工商登记、交通违章乃至网上购物、网路言论等关键资讯,都整合到统一的个人身份证代码之下,无论是腾讯、阿里还是民航、高铁、小米、苹果,更无论银行、税务,所有资讯都可被收集,为体制所用,任何个体都变得赤裸裸,只要进入到“社会信用”系统,就在虚拟的户籍员警监视下,个体从意识型态到消费偏好的各种倾向,从日常活动范围到人际交往网路等实体资讯,都被持续的追踪和分析,一但进入黑名单,就不能再购买机票、高铁票,也不能买房子、申请银行贷款……。
第二、全球最高密度监控摄影机,即“天网工程”,加上人脸识别技术。自金盾工程(公安通信网络与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工程)、天网工程(公安110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之后,又启动“雪亮工程”(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等。
这个名字来自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实质却是用高清摄像头代替人的肉眼,密集到乡村主要道路口、人群聚集地都设里立摄像头,实现“人人可监视,处处可监看,时时可响应”。雪亮工程的起点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2015年5月中央综治委、工信部、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下发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