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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志文:黄仁勋去留 关系美国长远利益的两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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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甚至认为,辉达需要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整顿(dramatic shakeup),董事会应从公司外部寻找新任执行长。他肯定黄仁勋是杰出的创新者,却强调企业的创新成就不能免除遵守出口管制的责任。另一方面,要求黄仁勋复职的声浪持续扩大。“Stand With Jensen”公开联署网站已显示超过15万笔签名,马斯克等科技界人士也公开支持复职诉求。联署者要求董事会在独立调查厘清事实的同时,恢复黄仁勋职务,并确保调查程序公平、决策依据透明。

黄仁勋虽已离职,但他的去留之争尚未结束。(法新社)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15日接受福斯新闻《Sunday Morning Futures》节目访问,质疑辉达是否涉及透过新加坡相关企业规避美国芯片出口管制。他要求辉达董事会与外部法律顾问在10天内说明,公司是否建立有效的出口管制法遵制度,以及是否为提高营收而容许可疑交易。

贝森特甚至认为,辉达需要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整顿(dramatic shakeup),董事会应从公司外部寻找新任执行长。他肯定黄仁勋是杰出的创新者,却强调企业的创新成就不能免除遵守出口管制的责任。

另一方面,要求黄仁勋复职的声浪持续扩大。“Stand With Jensen”公开联署网站已显示超过15万笔签名,马斯克等科技界人士也公开支持复职诉求。联署者要求董事会在独立调查厘清事实的同时,恢复黄仁勋职务,并确保调查程序公平、决策依据透明。部分科技投资人则主张不要仓促决定永久继任人选,应将黄仁勋回任的可能性纳入考虑。这些不同诉求,使黄仁勋离职后的接班安排,成为董事会仍须面对的争议。

黄仁勋的去留之所以超出一般企业人事新闻,是因为辉达不只是一家上市公司,也是美国AI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进芯片、加速运算到资料中心基础设施,辉达的技术与产业合作,已经影响全球AI发展的速度与方向。

然而,对于如何维护美国的科技优势,黄仁勋与美国部分主张对中国采取严格技术限制的政策人士,长期存在不同判断。黄仁勋重视美国技术在全球市场的持续影响力。他认为,美国企业若能保持技术领先,并让更多国家的开发者与企业使用美国技术,就有机会持续掌握产业生态系统的主导地位。从这个角度看,退出中国市场不只是减少营收,也可能促使中国企业加速发展替代技术,逐渐降低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但对华强硬派的担忧不同。他们认为,先进运算能力可能被用于军事、情报及其他涉及国家安全的用途。即使限制芯片出口会使美国企业损失部分市场,也可能有助于延缓潜在对手取得关键能力。

两种立场都可能以维护美国长远利益为理由,却对风险来源抱持不同认知。黄仁勋担心的是,美国失去市场影响力后,长期技术优势可能遭到削弱;对华强硬派担心的则是,美国技术持续流向中国,可能反过来削弱自身的安全优势。这不是单纯的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而是对国家利益如何形成、又可能如何受损的不同判断。

要检验两种主张,不能只看各自宣称的目标,而必须进一步考察实际效果。出口管制能否有效延缓中国取得先进运算能力?中国能否透过其他管道取得芯片,或加速发展本土替代方案?限制市场供应,会使美国企业失去多少研发资源与产业影响力?

反过来说,维持市场供应能否确保中国持续依赖美国技术?如果先进运算能力确实被用于敏感军事用途,商业利益又能否抵销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这些问题都需要具体证据,而不能只凭政策立场回答。

依据路透社13日报导,中国多项AI运算建设计划与设备协议,涉及总金额超过32亿美元,并规划使用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辉达处理器。这项调查涵盖超过150份采购公告、投资计划及工程合约等文件,相关计划处于规划、签约及已建成的不同阶段。这笔金额包含建筑、电力系统等基础设施投资,而非全数用于芯片采购。

这项调查同时呈现两种现象:美国出口限制可能干扰中国取得先进运算资源,但中国AI产业对辉达技术的需求也尚未消失。它既不能单独证明出口管制有效,也不能直接证明维持市场供应才是正确政策。真正需要观察的,是限制措施能否持续改变技术取得能力,以及这些改变是否符合美国的长期安全与竞争目标。

不过,即使某一方的政策判断具有充分理由,也不能直接用来解释黄仁勋为何离职。黄仁勋与部分国安人士存在政策分歧,不代表后者策划了他的人事变动;某项结果可能符合特定政治力量的利益,也不能据此认定这些力量就是事件的发动者。

更重要的是,政策主张是否合理,与谁有权决定企业领导人选,仍然是两个不同问题。黄仁勋对美国具有战略影响力,不代表他的政策主张必然符合美国长远利益;即使政府有充分理由采取严格的国安措施,也不代表因此取得决定一家上市公司执行长人选的权力。

美国政府可以透过法律、出口管制及其他政策工具规范企业活动,董事会则必须依据公司的经营需要、治理责任与具体风险,作出人事决定。根据《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董事会应在充分资讯与独立判断的基础上,监督企业策略、重大风险、高阶主管表现及接班安排。

这项制度设计不是要求董事会忽略国家利益,而是让不同角色在各自的权责范围内作出判断,并承担相应后果。政府可以提出国安要求,却不能仅凭国家利益的名义取代董事会的治理判断;董事会拥有人事决策权,也不代表其程序与决策依据可以免于检验。

回顾这场争论,支持与反对黄仁勋的人,未必对他的贡献有根本分歧。他们对重要性、公平、风险与国家利益,可能采取了不同的理解方式。但认知前提即使各有道理,也不代表由此推导出的结论必然成立。

一个人非常重要,不等于他不可替代;一项风险值得重视,不等于相关指控已经成立;具有卓越贡献,也不等于可以免于相同的责任标准;一项决策攸关国家利益,也不等于任何主张维护国家利益的人,都有权作出决定。

黄仁勋虽已离职,但他的去留之争尚未结束。只是,是否支持他复职,与辉达如何延续创新、承担责任,以及美国如何维持科技竞争力,不能化约为同一道选择题。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上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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