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闻自由拼死一搏
─张伟国忆述八九民运中的《世界经济导报》
（美国）
程 凯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波澜壮阔的八九民运。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于民运爆发之初，刊发在北京召开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纪要，为争取言论和新闻自由，做了一次义无反顾的拼搏。虽然《导报》因此遭灭顶之灾，却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中国新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于八九年四月十九日召开，《世界经济导报》四月二十四日以整整五个版的篇幅刊登座谈纪要。事件的三位关键人物：指示和支持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主持座谈会的《新》杂志主编戈扬，组织并报道会议的《导报》编辑委员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前两位已经去世，张伟国则流亡美国十六年了。
与八九民运同龄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如今已经二十年。张伟国近日与我谈起当年，看得出，岁月未能消磨他心中的激情与悲怆感。
他说：“那场座谈会的主旨就是纪念胡耀邦，希望以此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会上大家除了讲述耀邦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的功绩以外，还谈到耀邦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产生于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会场外面天安门广场，越聚越多的悼念胡耀邦与和平请愿的学生，感染着与会者，他们在发言中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建议当局在化解危机的时候，因势利导，推动政治改革。”
参加座谈会的都是中共改革派官员和知识界人士，包括胡绩伟、李锐、李昌、于光远、秦川、苏绍智、严家祺、戴晴、陈子明等人。其中严家祺和戴晴的讲话，引起上海市委的恐慌，成为当时市委书记江泽民亲自动手封杀《导报》的直接原因。张伟国说：严家祺讲到，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更替非民主化，胡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式下台的，在这之前，中国的其他领导人也是一样。这实际上是政治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戴晴概括地讲述了历来中共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
江泽民登上权力高峰的敲门砖
以后的情况就是：先有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曾庆红，后有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见《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责令四月二十三日出版的报纸禁止发行，但仍有少量印好的报纸流出市面。《导报》不久被停刊，钦本立遭撤职。至六四后，尽管钦本立承担起所有责任，试图保护参与事件的部下，张伟国、陈乐波、许小薇、阮江宁等一批编辑记者仍被逮捕入狱。
江泽民因扼杀整肃《世界经济导报》而被中共元老看中，六四后取代赵紫阳，当上中共总书记。张伟国说：“扼杀和整肃《导报》成了江泽民登上中共权力高峰的敲门砖。”于是，六四后，由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催生、由江泽民开启的经济蓬勃、政治黑暗的时代延续至今，中国的政治制度完成了向贪婪野蛮权贵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国人的精神道德完成了向卑劣愚昧良知泯灭的堕落。张伟国说：“在中国二十年的恶性演变里面，江泽民扮演了一个相当关键的角色。这是历史的曲折。由于江泽民，使得中国社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钦本立扛着新闻自由的旗帜
而《导报》事件也成就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位巨人钦本立，他的不凡之处在于，承受着无法承受的压力，仍信念不改。张伟国说：“《导报》同仁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一步不能退。退一步退十年，进一步进十年。坚持下来，也许能为中国的新闻改革带来一线转机。”事实上，钦本立和他的《导报》同事的英勇作为，直接影响了全国的新闻和知识界参与到八九民运中去，包括《人民日报》编辑记者在内的首都新闻工作者走上街头，要求新闻自由，发出“不要再逼我们说假话”的呐喊。
《导报》被封杀，是八九民运中，早于六四屠杀的一场对新闻自由的屠杀。钦本立就像是阻挡坦克的王维林，在强大的一党专政面前，扛着一面新闻自由的旗帜。张伟国表示：“钦本立所想所做的，是要突破共产党对媒体的垄断性控制，恢复民间办报的传统。尽管他的努力失败了，因为有八九民运这样一个背景，他也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一度把新闻自由的边界拓宽到一种极限。”
张伟国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
《导报》事件也改变了张伟国的人生，使他和许多有良知的中国知识份子一样，从体制内走到了体制外。
张伟国说，那时起，有人就说他“出局”了，生活历经坎坷，思想却进入新的境界：“以前在体制内的时候，当逻辑思维碰到某个政治禁区，就要拐弯。等到出局以后，就无需顾及共产党的禁区了。我跟朋友开玩笑讲，把自己的尾巴割掉了。”这一变化，对张伟国来讲，无与伦比，他可以进行以前不可能的思考。他说：“像西藏这种事情，事关民族权利、基本人权，从这些原则延伸出去，后面的结论是很自然的，不可能继续认同大一统的观念。像台湾的事情也一样，像法轮功的事情也一样。到了体制外面以后，过去在体制里边的思想枷锁全部挣脱开来。”
体制内与体制外知识份子都对共产党持批判态度，但根本区别在哪里呢？张伟国指出：“体制内认同中共一党专政，或受制于一党专政，他们总以为，一党专政只能改良，这是体制内知识份子的基本前提。知识份子到了体制外，区别就大了，他们的批判首先是以废除一党专政为前提。”张伟国也赞成这样的看法：即便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作为体制内知识份子，着眼点仍在于共产党的前途；而体制外知识份子的着眼点，则是整个民族的前途。他说：“站在全民族、全社会、整个历史和人类发展的角度，眼界、境界就与体制内知识份子有天壤之别。”
知识份子本是无体制的。知识份子分野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知识份子成为共产党皮上的毛，权贵门下的食客，没有人格、没有灵魂，是现今中国令人叹息的现象。唯有走到体制外，中国知识份子才能成为自己，才能获得心灵和思想的自由。张伟国一九九三年流亡美国，目前担任网路杂志《新世纪》和香港《动向》杂志主编。他是无国籍者，却是真正的自己。而今张伟国对祖国的感受，与余秋雨、王兆山、孙东东之流，有什么不同呢？他说：“我很悲哀。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二十年走上邪路，并把中华民族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但中国的现代化充满曲折，我们正好经历在曲折过程中。”
《导报》精神不死
当全世界民主正义人士纪念八九“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人们会想起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的呼喊、绝食的悲壮和遭解放军坦克碾压、机关枪射击的惨烈，也不会忘记《世界经济导报》和总编辑钦本立为中国新闻自由同样悲壮?烈的拼死一搏。钦本立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日在软禁中去世。张伟国流亡美国后，曾编纂《钦本立的擦边球》一书，记述八九民运中的《世界经济导报》，以及钦本立主持《导报》与中共斗勇斗智，在夹缝中探求中国新闻自由之路的种种。
张伟国说：六四后，钦本立罹患癌症，辗转于病床之际，曾向同事们讲述自己的遗憾与向往。总括起来，就是临终前写给张伟国的那句话：“《导报》精神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