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后来接受了一套规则：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正确，最后不能只由事实、判断和良心决定，还要等待政治作出裁决。 王实味没有学会。 萧军拒绝学会。 丁玲学会了，而且一度用这套标准要求别人。 后来几十年，她不断检讨、申诉、等待重新获得承认。 把自己的那百分之一交出去，并不会换来权力永久的信任。 只会让一个人越来越需要权力告诉自己，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应该怎样想。

比如说我是一个领导，要抓贪污分子。假如我的单位里没有贪污，我应该感到很安慰。可是不行，阶级斗争是普遍存在的，你这儿是世外桃源？不可能，所以就抓。抓个百分之一不行，人家都抓百分之二十，你怎么能抓百分之一？结果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贪污数目越大，他就越髙兴。五块、十块的不行，几百、几十的不行，怎么也得上万字号。如果还不满意，那就上十万字号、百万字号。其实应该反过来，最好是没有人贪污，没有人是反革命，这样心里才安慰。可是没人贪污，他心里却不高兴，数目越多越高兴，这到底是一种甚么心态？是一种革命的心态，还是反革命的心态呢？怎么能反革命越多，心里就越髙兴呢？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权威生成和知识分子政治处境改变的关键节点。通过学习、批评、组织调整、历史叙事、干部审查和文艺政策重建，中共党内原有的多中心结构被逐步消除，毛泽东由革命组织中的核心领导人转变为政治、思想和文化意义上的最高决策者和阐释者。1943年的中央机构调整使最终裁决权获得制度形式，1945年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则使个人领导与理论权威完成结合。所谓“称圣”，正是对这一过程的概括：领袖不仅决定政治行动，也成为判断思想正确与否的标准。

这不是周星驰的错，也不是Zhou Xingzhi的责任。他不是英国人，他并不为好来坞拍电影，只须迎合中国人电影市场已经忙不过来，而且知足。若以航行为譬喻，周星驰在维多利亚港之外，由东海上溯至长江黄河已经够了，而paradoxically（对不起，这个自我不知如何用中文来表达），诺兰岂止遨游爱琴海，他早已得到了太平洋；他不限于地球村，而且航向了星宿海。

非常赞同的一段话，引自X网友Eric：中国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常犯幼稚病，一犯，就爱扯淡，既忽悠他人也忽悠自己。比如，照搬理论忽略常识，一来就是：我们要成立一个特别民主的组织，章程规范，不依赖个人魅力，任何人都可以被取代……我们还要构建一个建设型的平行社...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人们的兴趣和评论聚焦在为时越来越短的微博、短评上。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只是一个媒体事件，很快会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知识分子道德选择、良心勇气的问题，还会一直被持续下去。

莫言不是问题，制造莫言人格结构的才是问题莫言的问题，也许从来不是他说错了什么，而是很多人认为：他没有成为他们期待中的那个人。如果回到2012年，很少有人会想到，十多年后的莫言，会成为中文互联网争议最大的作家之一。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人为中国文学感到骄傲。即便后来...

五四青年罗家伦：30岁当上清华首任校长终遭驱逐——中新网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钱清镇江墅村，生于江西进贤。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

季羡林所说高压之下，如果不改变立场，生命可能都有危险，或许正是理解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与选择的一把钥匙。后人当然可以对他们的言行作出评价，但若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生存压力，仅以道德标准进行裁断，往往也难以真正理解他们何以如此选择。

昨天写文章说《胡锡进反川普，已经到了魔魔怔怔的程度》，其实，很多文人、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和胡锡进有点类似，只是魔怔的程度轻重不同而已。在理解和分析川普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运动时，常常表现出深刻的困惑、误判乃至情绪上的拒斥。他们依据严谨的数据、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普世的价值...

耿同学的账号简介写得很直白："吉大生物学本硕，北航生医博五没毕业。努力做生物学科普，因为科学能强国。偶尔也分享科研圈的瓜”。恐怕今年之前没人会想到，这位博士退学的科普博主，能够成功打假杰青、长江学者、院长们，还促使很多实验室开始数据自查。

很多“知识分子”在历史和当下社会中扮演的帮忙、帮闲、帮腔、帮凶等四种角色。所谓“帮忙”，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吟风弄月是“帮闲”；歌功颂德是“帮腔”；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1。他的结论是：“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笔者议论时政，一贯以事为主，究其是非曲直，甚少月旦人物，盖“人各有志”也。无奈近日港事，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每多与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协理副校长刘智鹏先生有关，究其言行，堪称完美地演绎了易中天笔下“四帮分子”的丑陋面目，故不得不破戒评论一下人物。

资中筠，翻译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从"梁效"说起今人提起"梁效"，予以贬斥是无争议的。对于曾与之有关联的几位教授，是不可磨灭的劣迹，甚至于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

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他更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