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翻译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
从"梁效"说起
今人提起"梁效"，予以贬斥是无争议的。对于曾与之有关联的几位教授，是不可磨灭的劣迹，甚至于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软骨头"的证明，其中名望最重的，背负的骂名也最重。然而，认真追问一下，为什么单单是"梁效"？不必查多少资料，只要翻阅从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历次"思想改造""反胡风""反右""大跃进"......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大批知名知识分子（包括自然科学家）的文章，批判别人和自我批判，以及各种"表态"，言辞之激烈和自虐的程度远超过"梁效"的文章（后者主要是"批孔"，最后少量"批邓"，即告寿终正寝）。那么为什么后人单单拎出"梁效"来，甚至有人指责参加者为"失节"？其逻辑大约是把它算在"四人帮"头上，于是与之有关的人算是"依附四人帮"，而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则是服膺于正统的领袖和组织。这可能是长期宣传的效果，事实上哪一次运动不是最高领袖发动的？"批林批孔"当然不例外，那些被招进《梁效》的大小笔杆子难道当时会认为这不是听命于最高领袖？再者，他们有选择参加或不参加的权利吗？
笔者无意为知识分子在某一时间段不光彩的表现辩护。只是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者，趁着记忆犹新，尽量梳理一番主客观情景，以助后人对一段历史及一代人的理解，同时能以史为鉴，认识今天，如果有所启迪，可多一分真诚的自省。
（一）一九四九年以前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总体精神面貌
关于两千年来中国"士"的精神传统的形成和变迁，在十年前发表的《中国知识分子道统的传承与失落》一文中已经详述，此处对后期的情况略作补充。
经过西学东渐，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而又承载了传统文化的一代知识分子，在近百年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大体上共同的追求就是：振兴中华、国泰民安、学有所用。大部分都有留学的经历，有了参照系——希望把国家建设成什么样。基本上认同民主、自由、平等。同时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有强国梦，把国家置于个人利害之上。特别是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这种精神表现得最充分。西南联大人的许多故事现在尽人皆知。只举一例：教育部曾企图给担任行政职务的一部分教授（校长、院长、系主任等）适当的津贴，以补偿其额外的辛劳。时任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带头联名拒绝接受津贴。须知那是在生活极端艰苦，食不果腹的境遇下，而且这些教授主要还是担任教学任务，著述不辍，并非现在"脱产"的各级学官，行政工作的确是额外负担。其难能可贵也在于此。"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几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在那种艰险之中，民族文脉得以保持下来，今天回顾，愈感到这一批精英的历史功绩和精神的可贵。
另外，当时的知识精英所代表的主流价值观，是追求民主，反对专制，更痛恨腐败。所以在四十年代末，多数都对国民政府失望。至于中国向何处去，有左、中、右不同的政见，也是自己的选择。
差不多同一批人，为什么当时如此，后来又如彼呢？
（二）鼎革之际选择留下的动机
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士人就面临纠结，在传统智慧中也有两种说法：或誓死不做"贰臣"；或"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国家已不等同于皇朝，去留早已不是"忠君"的问题，而有诸多因素。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大致有以下几种心态：
１）热土难离，好容易抗战胜利了，自己又要流亡，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看到俄国革命后流浪在外的"白俄"的处境，不愿做"白华"，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
2）对旧政权完全失望，认为换谁都比它强。
3）中共当时正需要团结最广泛的多数，特别是有社会地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重点宣传的是《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他们可以接受。
4）自以为没有在旧政府中做官，是独立的，自己的知识总是可以在任何政权下为中国人民服务（这是很普遍的想法）。
５）战后整个国际思潮是左倾，除了美国之外，不同程度的左倾思潮在欧洲大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中占主流地位。像约里奥—居里这样的诺奖科学家、毕加索这样的顶级艺术家都是共产党员，就可见一斑。由于反法西斯战争之故，苏联的威信还相当高。这一国际背景不可忽视。
（三）一方的恩威并施与另一方的自愿与被迫
每一个新朝都有一番新气象。最初的三年恢复期，从满目苍夷的战乱中安定下来，如"脱缰之马"的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生活秩序恢复正常，成绩显著。提出的口号是：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和平，这是国人向往已久的，当然衷心拥护。进入大城市后的"三斧头"：平抑物价、扫荡毒品、改造妓女，使人感到历届政府做不到的事，新政府能做到。
施恩方
需要时礼贤下士，姿态做足，岂止三顾茅庐！
例如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以年老为由，不愿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出面敦请还不够，陈云以原来商务老同事之谊登门游说，终于说服其北上；黄炎培起初不愿就任副总理，毛泽东亲自邀见多次，恳求"帮帮我"；陈毅到上海就任市长，第一个提出要见的就是书法家沈尹默；陈到杭州还去拜访马一浮，据说当时马正在睡午觉，陈令人不要打搅他，竟在楼外等了一小时（时间究竟多长，姑从传说），堪与程门立雪比美；熊十力在北方住不惯，要到上海定居，提出住房的种种条件，当局尽力予以满足。还有陈寅恪，人们都津津乐道他坚持不进京、不学马列，保持独立人格的傲骨，但是这需要当局的容忍。笔者在改革开放以后到中山大学访问陈的故居，是幽静的小院内一所平房，陪同者专门指出屋门口一条通向大门显眼的白色水泥路，说是当年主政广东的陶铸指示为照顾陈先生目力不佳，特意为他铺这样一条便于辨认的路。足见在开始需要"争取"时，可以做到这样周到。
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是"好景不长"，但并不是突变，而是曲折的渐变，而且因人而异。从1951年大规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开始，到"文革"的十几年间的政治运动是波浪型的，有张有弛，"恩威并施"，每次都宣布打击百分之五的"一小撮"，其余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以教育为主"，正如杨绛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这促使人人都争当那百分之九十五，以免于落入百分之五。另外还有"给出路"的说法，前期遭打击的对象，根据个人"认罪"表现，以观后效，运动后期还有"落实政策"的希望。实际上几乎每年都有"运动"：批《武训传》、"三反五反"、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等等。在这些运动中大批稍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文化人都被卷入，必须公开表态、"站队"。
在这之后，1956年忽然出现小阳春，周恩来做"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被发展入党，科学、教育界被要求制定十年发展规划，提出"向科学进军"。给人的印象是政治运动已经过去，知识分子经过改造已被接受，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是当时常用的词），全心全意投入业务工作。接着就是"双百方针"的提出，传达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凡是当时听过传达的都发现后来正式发表的版本与最初听到的有所不同），其中明确肯定"疾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还放映1949年以前的某些旧电影，周璇的歌在青年人中流行传唱。甚至还提倡妇女穿"花衣服"，打破千篇一律的蓝制服。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破天荒地举行了"布拉吉"（俄语连衣裙）展览，各单位组织女员工去参观提意见。小商贩和私营小店被允许存在，一些著名的传统风味餐馆不但继续营业，还往往得到高级领导人的光顾。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举行"大鸣大放"，要求各界"帮助党整风"。明确保证"言者无罪"。特别是团中央专门布置各级团支部组织团内外青年学习"娜斯佳精神"[1]，动员青年大胆给领导提意见，反对官僚主义。如此这般，大小老少知识分子怎能不欢欣鼓舞，举双手拥抱"新中国的春天"？无论是从"明君"纳谏的角度，还是从开放言论实行民主的角度，都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向往。除了极少数政治阅历丰富，城府特别深的人有所保留外，大多毫不设防，尽入彀中。
以后风云突变，一切都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言者都获罪，自不必赘言。再后来，螺丝越拧越紧，不论自愿与否，已无退路，直到"文革"遭"横扫"......这一套收放自如的手法，继承了有千年积累的中国帝王刚柔并济的统治术，再加以从外面引进的现代极权理论和制度，为古今中外所独有。的确，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难望项背，斯大林则只知镇压，不知"怀柔"和"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