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造的另一方
第一课是学习《社会发展史》，接受"唯物主义历史观"，承认劳动创造世界，说明猴子变人是从前肢发展成手开始，所以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由劳动发展出来的双手。根据这一理论，大脑发达似乎不在人与兽的区别之列，因此脑力劳动不算劳动，据此，确立"阶级观点"，"劳心者"就是剥削阶级，而况在教育不普及的中国，受高等教育者大多出身不是工农家庭。从这一命题出发，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原罪。这与基督教众生平等的原罪不同，承认了人以阶级分敌我的原则，落入"敌"方就可能万劫不复，很恐怖。但又有"改造"的可能。接下来否定自己、否定同侪，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前面提到，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就是历史潮流与国家利益。这是道义的制高点。个人思想问题是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布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艾奇逊在附致总统函中提到寄希望于中国人的"个人主义与民主再抬头（the reassertion of individualism and democracy）"，遭到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几篇文章迎头痛击，其中不知是翻译之误还是有意歪曲，"个人主义和民主"变成了"民主个人主义者"，加了"者"字，就变成了某种人，"reassertion"译作"再显身手"。这样性质就变了，由抽象的命题变成了具体的人的行为。于是，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者就是艾奇逊寄托希望的人，也就等同于帝国主义代理人，一句"帝国主义正向你们招手呢"！吓得一大群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知名学者争先恐后纷纷表态，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与之划清界限。
"反右"应该是一个节点，以后一浪高过一浪。如果说在以前还留有余地、有所区别的话，到"文革"就一网打尽，全部斯文扫地，实现了在一切领域专政，包括最私密的生活，包括做梦（笔者亲自听到"文革"中进驻本单位的军代表训话称：做梦也有阶级性）。
（四）几个典型事例
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不少关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笔者所见就有谢泳、傅国涌、陈徒手、杨奎松等学人的作品，还有他们的遭遇和事迹在网络流传甚广。本文仅就亲身体验，举例说明自己的一得之见，并非学术研究，也不是对人物的全面评论。所举人物都是我敬重的前辈，这里只是客观地以他们的遭遇说明一段特殊的历史，无所褒贬。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
当局对知识分子总体的态度，显然理工科与社科人文界是有所区别的。这与高校院系调整大力发展工科，压缩文、理，基本取消社会科学是一个思路。到"文革"中，领袖曾有废除大学之想，但"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这当然是从实用出发，只要物质生产，精神则靠一个人就够了。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然科学不懂不能装懂，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或是化学方程式，没有学过就如天书一般。而文科（广义的）许多学问，貌似常识，谁都可以说几句。而且表达离不开思想，思想必须定于一尊，连历史事实都以一人的是非为是非，根本不能"研究"。所以"反右"时落马的以人文社科领域的居多。但是理工科的也不能幸免，因为他们本能地尊重科学，到次年"大跃进"时，对种种违反科学常识之事无法接受，特别是直接关系到生产，稍有责任感就难保持沉默，所以1958年以后，理工科的知识分子也难逃一劫。
对于文科知识分子也还有区别对待。今略举几个典型例子：
陈寅恪
前面提到他一开始就拒绝入京，拒绝学马列，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如果不受到特殊的优容，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人能效尤吗？他的特殊性何在？据说斯大林曾向毛问起陈寅恪，使毛对他另眼相看。也许由于陈会突厥文，研究突厥史，引起俄国人的注意。毛是否是从斯大林才知道陈寅恪，没有考证。不过笔者直接从一位清华同班同学中听到过的故事应该属实：这位同学在1948年时已参加地下党，她奉组织之命，特意与陈寅恪的女儿住同一宿舍（她是外文系，陈是历史系，一般分宿舍是按系分配的，所以需要特意安排），任务是努力与她建立感情，争取她认同，以便通过她影响其"国宝级"的父亲留在大陆。那位同学说，第一次听到人有被称为"国宝"的，感到很新奇。足见在北平易帜前，陈寅恪已经在需要争取的特殊人物的名单上。至于我那位同学对他女儿的争取工作是否有效，陈以后决定留下，是否有他女儿的影响，不得而知。比较可靠的说法是说服陈留在大陆起决定作用的是当时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1948年底陈在犹豫不决中离清华南下，又从南京到上海，见到陈序经，接受后者的劝说留下，即应聘到广东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陈序经转到中山大学任副校长，陈寅恪也到中山大学任教，陈副校长对他呵护有加。陈序经争取陈寅恪事得到周恩来嘉许，告诉陶铸。陶铸本人也是比较有文化，对读书人有所尊重，所以直到"文革"前，陈还能安然度过历次运动，并埋头自己的著述。这是他的幸运。到"文革"就失去庇护，惨遭折磨，于1969年去世。
我个人认为还有一层原由，与陈寅恪的专业有关。他的学问冷僻而高深莫测，懂的人很少。其著作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似乎关系不大，他也极少发表与现实有关的意见，因而最高领导能放过他。他明智地选择留在广东，实际上虽受优待却并不在中枢的视野之内，少一些干扰和麻烦。其他专业就有所不同，无法逃避。法律作为学科，是首当其冲必须彻底改造甚至消灭的。在院系调整中，法律系、政治学系都被取消，法学专家教授在"反右"中一律落马，几乎无一幸免，不论是否有言论。例如功勋卓著的国际法专家梅汝璈，曾参加审判战犯的国际远东法庭，维护正义，争取依法惩办日本战犯，为中国人民争取公道做出杰出贡献，初期也曾受到一定的待遇，"反右"中照样在劫难逃。他最后自叹如一块旧抹布，用过就被扔掉了。至于历史、哲学，已经自成一家有宏观体系的，如雷海宗、冯友兰、金岳霖等等，必须彻底批判、否定，因为这种"通古今之变"之学，都被认为有"阶级性"，只有最高领袖、导师有资格做，只能有一个权威。容不得探讨，其他"学术权威"当然在被打倒之列。
梁漱溟
与毛泽东公开争论的事迹流传甚广，在人们心目中是刚正的典型。他对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始终不变。
事实上，这些人物的命运都在领袖掌心之中，座上客或是阶下囚，只凭一句话。梁的学说在50年代初期受过一些批判，以后除了"文革"中无例外地被红卫兵抄家、抢劫外，基本上未有大起大落。反右幸免于难。他与毛争论是1953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他是政府委员。另外，从第一届起，连任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中两届是常委。梁与中共的关系不一般，其"诤友"地位是历史造成的。在二战后马歇尔调停、国共谈判中的故事众所周知，此处不赘。新政权成立后，毛与周一再敦请，他才从重庆到北京来参政，毛还多次以老友相见，亲切晤谈、共餐。所以到1953年那次争论时，他还以这一层渊源，敢于当面直言。从另一个角度看，毛之对他当面痛骂，几至失态，也还算是相对"平等"的，他人无此"荣幸"。以后其他人再无此种面折庭争的机会。不必"钦点"，下面领会精神，直接打成"右派"或在其他运动中按个罪名，是平常事。公众也就习以为常了。以上是讲客观条件。从主观方面来讲，梁漱溟为人耿直坦荡是一贯的。他对毛的崇敬也始终如一。晚年提起那场争吵，还曾表示自己态度也欠妥，没有顾及领袖面子。另外，他尊孔观点始终不变，在"批林批孔"中表示同意批林不同意批孔，当局也似未逼迫他。他至死对毛钦佩，也从不讳言。
雷海宗
论学问，为史学一代宗师；论爱国，在40年代抗战最艰苦时，有机会赴美讲学（是中国政府与美方达成的学术交流项目，不止他一人），却以国家和清华当时需要他为由，力辞不就，连梅校长和胡适等劝导也不为所动。须知当时教授们已经到了无米下炊的地步，这个项目也正是有改善这批最宝贵的人才的生活的作用。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的人品。他的确有强烈的爱国心，乃至曾倡导"国家至上"。在中共这边，他一直被列入"反动"。一则因为他参加过国民党，而且够一定级别。更重要是他有一套历史观，自己建立一套宏大格局，与"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在学术思想上不能见容，甚至被认为有法西斯倾向。他也是蒋介石要抢运的特殊人才，但还是选择留下。
他不仅是思想改造的对象，还是"肃反"运动对象。1950年被登记为"反动党团分子"，受"管制"一年。他当然努力改造，两次参加"土改"。朝鲜战争开始后，在报刊写文章批判罗马天主教庭和美帝国主义。1951年解除管制，作为"内控"使用，解除清华历史系主任职务，还保留教职。教授思想改造运动中当然是重点之一。被自称受毒害的学生当众指着鼻子痛斥。1952年院系调整，他被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这种做法略相当于过去的贬出京城，被贬出京的不止他一人，据说是为削弱这些政治思想有问题的人物的学术影响力。南开大学反而因此受益，后来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历史学重镇。当然还有其他教授，不过雷海宗奠基之功不可没。日后他的学生或曾与他共事的青年教师提起来都敬佩有加。
尽管有此经历，他仍然不减书生气，在"鸣放"中侃侃而谈，发表自己对社会科学应赶上世界新发展的看法。被捕蛇者抓个正着，虽然已经出京，其言论却报到北京，是中央点名的"右派"。自此以后，他健康状况急转直下。1961年被摘除右派帽子，获准重上讲台。他抱病坚持了一年，到1962年以60岁盛年去世。
这样，他没有活到"文革"，也逃过了以后几年的折腾。当然更无须对"批孔"表态。
冯友兰
名气最大、经历最曲折、最坎坷，争议也随之。作为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是中国学术史绕不过去的人物。同时他也是教育家。其早期关于教育的著作有许多真知灼见，基本上与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教育家的思想一致。（详见《冯友兰论教育》一书）。总之他主张教育独立、思想自由，他撰写的《西南联大碑文》称"（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他撰写的对清华历史的回顾，称其成立是"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应，是融合中西新旧的成功"，这两句正是他所追求的教育的目标。
另外他并非完全埋首书斋，还担任行政领导，几次受命于危难之中。例如1930年罗家伦辞去清华校长之职后，在空档中代校长维持一年。他在抗战前后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达13年，继基本上以研究旧学为主的国学研究所之后，建立起学科多样、不拘一格的名师云集的文学院，贯彻其"融合中西新旧"的宗旨，培养出众多人才，这方面成绩不可谓不显著。抗战胜利后，曾带头抗议军政当局侵害学生反内战的集会自由，在清华也曾掩护过在黑名单上遭追捕的左派学生。1948年底梅贻琦校长临走前指定他负责维持清华。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在最艰难的城内外隔绝、政权真空时期竭尽全力维持了近一个月，直到移交给解放军军管会。这一个月不但有炮弹之险，还断了财政来源，左支右绌，勉强发粮饷，应付师生员工的各种不满。军管会进驻后即被撤换，改为由周培源、叶企孙、吴晗组成的教务委员会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