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48年原在美国讲学，在北平易帜前夕特意中断访问赶回，是自己的决定，并未受"争取"。以他的学术威望，似乎应该是新政权的统战对象，但是一开始就没有获得陈寅恪那样的优遇。与梁漱溟相比，显然亲疏地位不同。在"左、中、右"排队中，他一开始就被列为"右"。蔡仲德编的《冯友兰年谱》和陈徒手根据档案资料的力作《故国人民有所思》关于冯友兰一章，都生动地说明他在每一场风波中被抛上抛下的尴尬处境，正是"恩威并施"手法最典型的承受者。以下所述有些是本人见闻，有些取材于这两本书。
1949年军管会接管清华，任命新的领导班子，冯即主动辞去包括文学院长在内的一切行政职务，并且提出离开清华，不再教学，到研究机关工作。当时的"高教委"批示是："冯友兰、雷海宗准仍以教授名义任职，应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据此，一开始就已定性为"反动"。从此他总是处于惶惶不安之中，不断自我检讨，而同时遇事还得"表态"。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伊始，他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做一个总"表态"，要改正过去的错误观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用五年时间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的回信语气居高临下，要他慢慢来，最后一句："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显然是不信任他，说明不是一次总表态就可以过关。从此冯进入漫长的自我否定的过程。1951年教授思想改造运动是第一次高潮，冯是重点之一，大会小会检讨多次难以过关，一次比一次给自己上纲高。先生在台上检讨，师母在下面抹泪。1952年"三反五反"重点是工商界，但是大教授们也得检讨，冯还是一次次难以过关，曾与金岳霖抱头痛哭。
另一方面，他又似乎受到"重用"和优待，除教学任务外还有许多社会活动。不少场面上的活动有他的身影，曝光率相当高。院系调整后，他被聘为一级教授，月薪加研究津贴达445元（在当时绝对是高薪），1951年即参加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并接受新德里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这当然事先需要中方批准的），后来还多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作为河南籍人士，曾任第一届河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为主席团成员。后担任过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3月，已是"鸣放"末期，冯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在某次会议与毛泽东分在一个组，散会时，毛拉着他的手说："好好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嚒，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于是他在政协会上发言批评对"双百方针"的怀疑论，此讲话刊于《人民日报》。4月，毛请吃饭，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胡绳等人。此时那些老教师们对于即将来到的突变还蒙在鼓里，冯又写《新风气和新努力》，发表在《人民日报》。5月，风向陡变，"反右"开始，"百家"之说收回，变为"只有两家"。冯当然代表资产阶级那一家。他匆匆表态后，刚好有早已决定的出国任务，到波兰和苏联逗留一个多月，也许因此他"鸣放"言论不多，侥幸未打成"右派"。哲学系老教授云集，而戴右派帽子的只有张岱年一人。后来陆平接任校长还据此批评前校长江隆基严重右倾，在鸣放中"引蛇出洞"不力，留下"隐患"。高层也不满，说"冯友兰他们从斗争中学到了经验，看形势办事，斗一斗，就缩一缩，因而不易抓到他们右派的证据"。不过冯在这期间还是忍不住提出了他对传统道德的"抽象继承论"，以后这一论点一直是批判的靶子。对他的大小规模的批判从未间断，而冯对自己这一创造似乎比较珍惜，与多数情况下逆来顺受的态度不同，常常为之辩解。
不断检讨的同时，他的教学与学术活动仍然继续，还常发表与哲学史有关的文章。1950年代前期还有与同行讨论和商榷的余地，后来的文章就只有视各种运动的需要不断自我批判，兼批判他人了。他永远被认为是"唯心主义"代表人物，能否对冯友兰及其错误思想展开有效的斗争，成为衡量哲学系党组织"战斗力"的标准之一。高层在内部讲话中对冯用词相当刻薄。康生说他懂什么哲学，只不过是"语言的诡辩"。连冯友兰学识渊博、得"活字典"之名，都不能容忍，被看作是负面、有害的东西。他每发表一学术观点，就召来众人习惯性的炮轰，他的学术训练方法，指定必读的经典著作，也遭非议。青年学生对他很不尊重，往往颐指气使。
到"大跃进"导致大饥荒之时，高层忙于解困，顾不上思想批判，需要安定民心，已达极左的钟摆略有回摆，对知识分子做些安抚工作，又要听他们的意见了。这期间冯稍稍大胆吐露一些心曲。在一次会上表示自我感觉是动辄得咎，不知所措，对学生不敢管，不敢有要求，感到"现在的教师相当于过去皇帝的侍读"。这种感觉绝不止他一人。这还是在1961年，相对宽松的年份。到1972年"复课闹革命"，大学教师与工农兵学员的关系比"侍读"有过之无不及。
"文革""风暴起，挨斗、抄家、交代、检讨、关牛棚......这是共同的。冯的特殊性还在于其在恩威并施中过山车式的起伏。两次生病境遇的鲜明对比是绝好的例证。1967年冯病前列腺需做手术，因"牛鬼蛇神"身份拖延了住院，酿成尿毒症，先在医院急救插了导尿管，随即挂着瓶子登台接受大会批斗；后来因病情加剧好容易被批准做第二次手术后，伤口未愈，又被赶出医院。不久工宣队进驻，被隔离审查，关进集体牛棚，席地睡稻草，继续接受批斗，同时不断写交代，并遵命写各种人的材料。此时他已年逾古稀，若不是形势忽然变化，生死难料。到1973年又一次生病住院，境遇与前次大不相同。不但顺利住进医院，还有谢静宜来探望，转达江青的问候，并立即要他写信致谢。于是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老年知识分子的关怀，由校党委转江办，这就是后来流传他写"效忠信"的由来。伤口未愈挂着导尿瓶挨斗，在牛棚中九死一生，与住在舒适的病房接受最高领袖的眷顾、问候（可以想见，在那种情况下，医院一定不敢怠慢），对身受者何啻天壤之别，何况当时还是在那样的个人崇拜的气氛中。
发生这一变化的契机是，高校运动中不断有教师迫害致死，包括1968年底翦伯赞自杀，于是领袖又发话要对资产阶级学者"给出路"，冯及其他一些人遂被放回家，稍稍过正常人生活。随即为准备尼克松访华，包括谢冰心、费孝通等一批知名知识分子被"解放"，因为尼克松访华需要撑门面；记者要采访；中美解冻后，不少隔绝多年的旅美人物首次回国探亲，需要见故旧；洋人也会慕名求见。冯的境遇从而显著改善，被占领的住房返回了一半，周恩来迎送尼克松的国宴都应邀参加，还参加一些其他的外事活动。隔绝多年的大儿子也初次回国。这期间心情愉快，又感到沐浴阳光了，写下不少歌颂的诗。他将其中一首送毛泽东，毛收到后派谢静宜来致问候。冯又赋诗一首，最后一句，"朽株也要绿成荫"，大约是当时的真实心情，认为自己枯木逢春，学问又可以见用了。
不久，批林批孔开始，第一批宣传小册子中，冯又被点名列入尊孔的反动学者，再一次陷入了"戴罪立功"的境地。于是他又一面批判自己，一面开始写批孔文章。他的两篇批孔文章先刊于北大学报，立即受到毛泽东的关注，亲自审批，几家党报同时刊载。在此之前，北大清华两校成立大批判组，把冯及其他几位教授列入"顾问"。这就是与"梁效"发生关系的由来。直到1976年8月，唐山地震后毛去世前不久，江青忽然于晚上10点钟高调到北大探望冯友兰，在地震棚中已经入睡的老人被唤醒起来仓促"迎驾"。同时北大高音喇叭广播，外面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事后，校党委又要冯写"感想"。冯写诗感谢"主席关怀"。毛泽东去世当晚，《人民日报》即来催稿，要求写悼念文章，必须于次日4时前交稿，说毛"对先生关心"云云，北大党委也帮着催，于是赶出一文刊于隔日《人民日报》。
"四人帮"打倒后，举国欢呼雀跃，对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结束了无休止的自我批判的折磨。但是由于以上种种，冯又成为批判对象，除"梁效"外，地震棚中与江青合影是一大罪状，被要求"说清楚"与"四人帮"关系；停发了为他抄稿的助手的工资（他目力已经衰退，靠口述写作），国外邀请他参加学术会议，校方要他婉拒；学术刊物和北大校园大字报批他为"江青的马前卒"等等......帽子不一而足。他又陷入一遍一遍地写检查，"提高认识"。值得一提的是，他此时的检查还是着重说自己没有意识到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总认为他们代表毛——把四人与一人区分开，是当时的口径，也可能是他真实的想法。实际上这个口径至今在主流宣传中没有变。
大约1980年左右，也就是85岁以后，冯友兰终于结束检讨生涯，过上安定的生活，有了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在95岁去世之前，完成他的煌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终于摆脱了定于一尊的思想，在《新编》的最后一卷中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剖析，有所批判，却因此第七卷的出版遇到重重阻力。
本文对冯友兰的情况写得较为详细，因为其复杂而典型，与那一段荒唐的历史环环相扣；还因为手头正好资料比较多，特别是《年谱》和《故国》两本书，内容客观、翔实可靠，是本文的重要参考。在梳理这段历史的过程中，不禁感慨万千。试设身处地想，一个以思想为业的人，经历这样的肉体和精神来回"折腾"，需要多坚强的神经才能维持正常思维、清醒的头脑？《故国》关于冯友兰的一章最后说："细细回想一遍，能煎熬着扛过那样几十年的暗淡岁月，大师确实不易。"
我还想起曾读到过一篇回忆侯仁之的文章，其中提到"批林批孔"中撰写了大量批孔著作而一度走红的教授杨荣国，侯一向与杨观点不同，对他不以为然。但是当文章作者在对杨有所贬抑时，侯对他说，杨在《文革》初期曾被造反派套上黑头套暴打，几乎丢掉性命。对于有过这样经历的人不应过多指责。（手头没有那张报纸，可能记忆不准确，但大意如此）。这表现了同代人的理解和侯老的宽厚。有些人早早地"迫害致死"了，也许是一种解脱。而忍辱活下去如太史公，也是一种选择。冯先生最终还有机会完成他的巨作，了却心愿，还算是善终的。
冯友兰的经历有一定的共性，前面已经讲到。也有他的特殊性。从客观处境来讲，由于他已经有的声望和地位，一直是在漩涡中心，"恩"与"威"都不会放过他。也许他后期最好消极一些，有些诗文不必写。这就是他后来自己反思所说的，未能"修辞立其诚"，有哗众取宠之意。但是总的说来，旁人也许可以消极隐退，淡出视野，他是不可能被容许的。正如《故国》一书所说："在政治风暴眼中，冯友兰是无处遁藏，无一是处"。从主观上说，窃以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有柔、有刚，与梁漱溟之刚直相比，冯柔的一面居多。我不研究"冯学"，不敢妄评，但凭粗浅的印象，感到冯在学术上也是妥协性较多，他一生追求的是要打通古今中西，建立中国走进现代的大文化。一直在新旧之间设法融合、妥协。提出"新儒学""旧邦新命""抽象继承"，都代表这一努力。后来又力图把马克思的理论揉进自己原来的思想体系。最后的《新编》序言中说此书是完全恢复独立思考之作，而同时还表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另外，与陈寅恪相比，可能他经世致用的倾向强一些，总是希望"朽株也要绿城荫"。当然这是个人的揣测，不一定准确。
这个政权的特殊处是基本上政教合一，一位以哲学思想安身立命的学者，既然选择了认同这个政权，那么不论是被逼，还是主动，总要设法与这个"教"妥协，这也许足以解释很多文史类知识分子的言行。
蔡仲德在《年谱》后记中概括冯友兰的一生三段是"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十分精辟，我曾多次引用，认为不止冯一人，而是普遍适用于多数一代或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只不过"失落"时间有长短，"回归"有先后。说也可怜，那时的老先生们尽管学富五车，而且还有出国开会的机会，但是对现实的了解还不如寻常百姓。到"文革"后期，已经小道消息满天飞，我辈小人物常常窃窃私语交换各种后来证明是事实的"反动谣言"，而老先生们不论处于座上客还是阶下囚，是接触不到的，他们还只能靠官方的"传达"。所以他们在"迷失"中觉悟也较晚。还有些人始终没有完全觉悟。
（五）今日如何？
关于当前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中青年，笔者在2010年发表的《道统》一文最后部分以及《杨绛先生仙逝感言》中有较详细的论述。现在基本没有改变看法。总的说来，现在的客观环境与那时已大不相同。不论还有多少禁锢、压制，包括文字狱，还是有一定的生存和言论空间，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单就获取信息而言，互联网时代与那时的闭塞不可同日而语。加之经过三十多年的解放思想（尽管远不彻底），那个时代的迷信，现在应该早已打破。官媒虽然仍是定于一尊，民间的众声喧哗是删不尽、压不住的，谁再想召回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恐怕难以做到。本文不厌其烦地讲述前辈的处境与遭遇，只是想多披露一些真实的历史细节，帮助后世了解那一代人的苦难和所受的煎熬。相比之下，做到"修辞立其诚"，现在的风险要小得多。至少保持沉默，不"逢君之恶""助纣为虐"是可以做到的。可以说有一点有限的消极自由。
不过对于这点消极自由，很多人并不珍惜。就以2012年百位作家抄《讲话》之举为例。发起者出于什么考虑，姑存不论。居然有这么多名噪一时的作家顺从。我不由得想起《梁效》。二者的源头是同一权威、同一思路。在本质上，《讲话》对中国文化和文化人的残害规模要比《梁效》大得多。前者是头，后者是尾。如果没有与改革开放同时的思想解放，连带打破那个《讲话》的枷锁，何来这几十年涌现出的优秀作品和作家？是否必须"抄"？也许存在某种无形的压力，但是个别作家拒绝了，也未见有何后果。这在《梁效》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应该说维持一定程度的独立人格（哪怕是"一定程度"），今天要比那个时代需要付出的代价小得多。也许对抄《讲话》一事还可有不同的说词，那些无可辩驳、更加不堪的言行，就不必说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和哀乐，笔者不想对当代知识分子（广义的）提出什么要求。只是在臧否前辈时，可否先设身处地扪心自问。至少他们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对民族文脉的存续是做出贡献的。当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用脚投票，再无所谓"白华"之说，也不必像前辈那样以家国为怀，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十几亿人的大多数只能留在本土。凡事不进则退，就是那点有限的消极自由也来之不易，如不努力推进，随时有失去的危险。维护已有的，争取更好的，努力阻止向"梁效"那个时代倒退的潮流，使不绝如缕的文脉免遭沉沦，只能取决于正当盛年的当代读书人。
[1]苏联"解冻文学"中一部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中的人物，一个敢于不顾压力与领导的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女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