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分离主义情绪最强烈的是藏族与维吾尔族。原因有许多，最主要是他们的文化、宗教信仰，与汉族完全不同，他们的汉化程度，也比其他民族弱，尤其是维吾尔族，连长相都与汉族完全不同。也因此，中国政府对他们压迫也最厉害。藏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因为一九五九年就流亡国外，他的强大精神力量与西藏独立运动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所以不但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西方国家也有崇高地位，所以世人相当关注西藏的人权问题。但是维族人的情况不同，虽然他们的伊斯兰信仰在国际上有很多同道，但是因为伊斯兰教的派别因素，也没有那么团结，因此国际支持也不如藏传佛教，而流亡在海外的维族人，虽然通称东土耳其斯坦的独立运动，但是还没有出现一个共同领袖，因此还没有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力。加上独立运动的形式，藏人讲究非暴力，而维族人在国际上的观感，因为有人参与神学士的暴力活动，因此就不如藏人那样可以争取到较多的同情与支持。
但是维族所受到的人权迫害，绝对不比藏族少，甚至因为国际同情比较少，而使中共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也因此必须唤起国际的更多关注。
目前；维族在人权问题上所受到的迫害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汉族同化
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所面临的同样问题。这个汉化目前主要表现在汉族的大量迁入新疆。
截至2004年末的资料，新疆总人口1963.1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690.11万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60.5%。新疆共有47个民族成份，其中世居民族有13个。各民族中，维吾尔族897.67万人，占总人口的45.73%；汉族780.25万人，占39.75%；哈萨克族138.16万人，占7.04%；回族87.63万人，占4.46%；柯尔克孜族17.12万人，占0.87%；蒙古族16.96万人，占0.86%；塔吉克族4.35万人，锡伯族4.08万人，满族2.41万人，乌孜别克族1.42万人，俄罗斯族1.13万人，达斡尔族0.67万人，塔塔尔族0.47万人，其他少数民族共10.79万人。 （注一）
而根据中共建国后国家统计局在1954年11月1日发表在1953年6月30日24时的人口数字，当时新疆省人口是4,873,608人，维吾尔族3,640,125人（注四），维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5%，可见在1955年10月1日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后，他们在人口比例上，不是“发展壮大”，而是相对萎缩。
不但在人数比例上维吾尔族在自己的“自治区”内已经处于劣势，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逐渐被同化。这种同化，因为“市场经济”的效果而更为显著，例如因为政府机关、经济命脉掌握在汉人手里，不黯汉语就不容易找到工作；即使经营商业，面对越来越多从事商业活动的汉人，也非得学习汉语不可。因此学校里提供“自愿”学习汉语的环境，甚至学习汉语比学习维吾尔语还重要，自然而然就推动文化上的“同化”了。
去年北京举办奥运，文化同化的内容就是加强“爱国教育”。奥运火把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喀什、石河子和昌吉四个城市传递，全国有113个城市传递，以新疆的人口比例，在全国只占1.51%，但排上4个城市，占4%，显示对新疆的“厚爱”，目的就是要新疆的少数民族更好的认同“祖国”的一切。
宗教信仰方面虽然北京仍然声称信仰自由，但是与过去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仍被中共牢牢掌握，不许有越轨行为。
二，核试污染
1985年12月，外电陆续报导新疆发生的少数民族学生上街游行事件。根据当年我的记录，12月12日、13日和19日在乌鲁木齐有游行，12月22日在北京有游行，12月26日在上海有游行。（注三）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政治事件。
根据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号称“左王”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提及1980年出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当年“闯了一个乱子”，因为胡耀邦与另一位书记处书记万里视察西藏时，批判了那里的汉族干部，连带被汉族提拔的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邓力群说：“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邓力群还透露，胡耀邦有个构想，“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
相信这是受到当时中共要在香港推行“一国两制”的影响。但是新疆已经是中共到手的肥肉，与香港不同，因此胡耀邦的主张被否决，后来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由于党内斗争导致政策多变，当然引发不满，才爆发学生的游行示威。当时新疆学生提出的不满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一、停止在新疆的核试验；二、停止在新疆实行计划生育；三、停止将劳改犯充军新疆；四、增加少数民族学生出国留学的名额；五、经济自决；六、政治自治。（注四）
这些诉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停止在新疆的核试验”，这简直就是“反军”的大罪名。但是当时学生提出这个要求，显然就是与核污染有关，与“反军”无关，也引发外界对新疆核污染的关注。但是污染情况如何，的确是中国的“军事机密”，外界不甚了了。一直到最近，才有调查研究报告问世。
据日本产经新闻4月30日报导，到1996年为止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过46次核实验，因为核实验急剧死亡的维族人有19万人之多，受到急性放射线影响者高达129万人，其中，还包括到过丝绸之路的日本游客27万人。透露这些资料的是日本札幌医科大学核防护学教授高田纯，高田教授在5月1日出版的月刊“正论”杂志上，以“中国共产党放置在丝绸之路的核冒险恐怖”为题，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
高田教授自2002年8月开始调查中国的核子实验。他根据爆发威力，放射线量，气象数据及人口密度来推算被害的情形。报导说，楼兰遗址附近曾经实施过三次MT级的核试爆，并放射高能量的γ射线、β射线、α射线，产生大量的“核尘”。报导还指出，在天空飞扬的核子砂扩散到相当于东京都136倍的范围后开始“尘埃落定”，造成住在附近的19万维族人突然死亡；129万人健康被害，包括死产、畸型的3万5千人，白血病3700人以上，甲状腺癌13000人。报导强调，中国核子实验的防护措施非常随便，也未给予当地的维族人良好的酒疗措施，造成被害的129万人也大多死亡。
高田教授表示，新疆地区的原爆被害是广岛的四倍。“这是人道史上最惨的例子。中国政府的隐暪更是国家犯罪。”
在中国政府动辄以“恐怖主义”对待维族人的时候，国际社会应该挺身而出为维族人申冤讨个公道。而如果到过丝绸之路的日本游客有27万人受到污染，那么去过丝绸之路的中国游客与其他外国游客，可能避免吗？看来，这需要国际性的调查，以弄清真相。而这份研究报告出来后，北京没有反应，是不是心虚呢？
三，北京奥运
新疆维族人的人权平时已经不断受到打压，去年更因为举办北京奥运，引发激烈的冲突。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北京扩大“敌情观念”而加强镇压，为此必须大造“敌情”舆论，为镇压制造借口。而这种镇压也必然引发更大的反抗。
据2008年3月10日“南方都市报”报导，南方航空cz6901航班3月7日上午10时35分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在飞行期间，一名空姐首先闻到煤油味，其后在机上洗手间发现一名年约18岁、神情怪异的维族女子，该女子走后，空姐在放满厕纸的垃圾桶里发现一个散发着煤油味的汽水罐，空姐随即通知机组人员控制该名女子，并在其行李发现另一个有煤油味的汽水罐。飞机其后发出广播表示，因航班管制，飞机需急降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降落后，通过检查及追踪线索，安全人员最后逮捕坐在飞机第18排座位的其他怀疑同伙，共带走4名维族人。
然而从中共宣布的案情情况，还是疑点重重。最大的疑点是说如果要制造事件，为何是起飞后不久，而不是接近北京才发难可以造成更震撼的效果？而“煤油味”又是怎么一回事？中共一再高调宣传这个事件，而且与几个月后的北京奥运挂钩，显然也有它的政治目的。 此案其后再没有后续报导，如果真是劫机，难道不需要法庭审判，以儆效尤吗？
7月14日，由乌鲁木齐开往重庆的列车又抓到一个身上绑住百枚雷管的青年，媒体报导时暗示可能又与“疆独”有关，但是又说这人姓陈，看来是汉人，而且还带了小孩。（注五）难道这个汉人以自己及小童充当“人肉炸弹”来支持东土耳其斯坦的独立运动？结果当然又是不了了之。
由于当局神经紧绷以及别有用心，有关维族人要制造恐怖事件的新闻就多如牛毛，香港媒体报导，有疆独组织密谋重演1972年慕尼黑血腥绑架运动员事件。这是4月10日中国公安部宣布的，破获两个针对北京奥运的疆独暴力恐怖集团，指两个集团计划用毒肉、毒气和遥控爆炸装置，对奥运发动恐怖袭击，并密谋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绑架外国记者、游客、运动员，甚至招募“人肉炸弹”，不惜以自杀式攻击袭击奥运云云。后又宣布，至4月底，新疆公安厅在治爆缉枪行动中已缴获炸药2914公斤，各类枪枝410支，子弹43789发。（注六）
7月10日新华社宣布，在新疆地区铲除5个预谋破坏奥运会的恐怖集团，并逮捕82名嫌犯。7月中旬，中共新疆喀什地委副书记黄三平更对香港大公报说，喀什今年摧毁的12个团伙都是“东伊运”、“伊扎布特”、“伊吉拉特”等跨国暴力恐怖组织在喀什发展的。喀什一个地方的暴力恐怖集团比新华社报导的全新疆还多！（注七）
7月8日新疆乌鲁木齐警方打击“抢匪”打死5名、打伤2名维族人，后来的报导却说他们是疆独分子的“圣战培训班”成员，收缴的武器却只有“刀具”，警员只有一个被刀刺伤，而且不是重伤。这样的情况居然一下打死5个维族人，难道不是滥杀？（注八）事后居然说这些刀具是准备破坏奥运用的。众所周知，腰间别着一把刀，是维吾尔族人的风俗习惯，现在却成了“破坏奥运”的罪名。如此栽赃，使人们不禁要问，到底维族人是恐怖分子，还是中国政府是恐怖集团？
如此扩大“敌情”，可以向上报功，多领经费，自然也可以拿到大开杀戒的尚方宝剑。7月9日，奥运火把在喀什传递前，喀什就“从重从快”处死3名维族人，判刑57人，当地维族人非常恐慌。官逼民反，因此喀什发生对中国武装人员报复的事件就可以理解了。
7月23日，一个自称“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党”(Turkistan Islamic Party)的团体，在国外公布录影扬言将攻击北京奥运会。他们宣称7月26日昆明2辆公车遭到炸弹攻击，以及5月间的上海公车爆炸案都是他们做的。（注九）但是昆明与上海的公安部门否认了这个说法。
8月4日上午8时许，新疆喀什市边防支队集体出早操行至一宾馆时，突遭2名维吾尔人驾车袭击，并被投掷手榴弹，当场造成16人死亡，16人受伤，这2名维族人被当场抓住。（注十）官方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当局称，两人均为喀什人，分别为28岁、33岁，一人为计程车司机，另一人为菜贩。（注十一）2009年4月9日，根据新华社报导，新疆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喀什地区体育场院召开宣判大会，判处这2名被告死刑，立即押赴刑场。但是当局并没有报导他们与国外的分离主义组织有何联系，可见是当局的极端行动引发民众的反抗。
8月10日凌晨，新疆南部重镇库车县城发生大规模连环爆炸。根据新华社报导，包括公安局在内共有12处地点发生爆炸，总共造成12人死亡，包括8名疑犯被击毙、2疑犯引爆炸弹自尽，1名保安员殉职；另外2名警察、2名巿民及1名保安员受伤。警方活捉2名疑犯，3人在逃。据大公报驻新疆记者引述当地知情人士透露，发动袭击者中有多名年约20岁女性。库车县人民医院医生则称，被捕的其中一名17岁女子正在医院抢救。（注十二）可见中共的暴力镇压，连“红旗下长大”的年轻人也被迫暴力反抗。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反恐专家古那拉纳认为，暴力事件增加，是中国最近“出重手”，导致更多维吾尔族人转向激进的迹象。他说：“中国宣传有极端分子，造成一些维吾尔族人立场激进。政府的镇压，使激进化的过程加快。”有人权团体还指出，起初看来像是对付犯罪组织、贩毒和色情的行动，实际是压制维吾尔族人的幌子。（注十三）
北京的反恐宣传，导致维族人被歧视。来自新疆阿勒泰、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哈鹏说，他在北京坐公共汽车，一上车其他乘客都会避开，男的会坐远一点，女的会立即把自己的手袋按放在胸前，所以我是公车上最开心的乘客，因为其他人都很挤，我却有很大空间。这是含泪的笑话。
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的新疆餐馆，生意也不多，光顾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也有在北京居住的维族人对记者表示，几个月前北京方面已要求部份在北京工作及读书的少数民族提前放暑假，返回老家；北京当局也加强对维族人的监控，在街上不时截查他们，有时候一日查几次。还有一名维族人说，约两个月前他带几个同乡想入住北京一家酒店，对方拒绝，还表示是政府的规定，不准他们接待维族人。（注十四）英国“泰晤士报”报导说，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有维族机师被当局下令禁飞，报导并指这项安排与新疆最近发生多宗恐怖袭击活动有关，一些维族的空中服务员，也被调到其他国内航线。这种种族歧视，是另一类的人权问题。
四，自决权利
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占全区人口不到一半，即使全民公投，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希望，因此现在的分离主义运动，其实只是希望改善他们的处境，尤其是人权状况。
对许多维族人来说，他们默默支持与追求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国，这是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的住民自决权利，也是普世价值。但是面对野蛮残暴的中共政权，他们也知道，这样只会激起中国更多镇压，只能降低要求。这种无奈，是比较普遍的心态。法新社引述36岁的新疆阿克苏市民玉素普的话说：“做一个维吾尔人很辛苦，这非关政治或宗教，我们只希望能过活而已。”她也承认，“如果我走进银行，办事的汉人对我一定非常粗鲁、猜疑。”但是对她来说，通胀、就业等民生攸关切身利益的问题更为重要。（注十五）
今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有3名新疆上访者在北京王府井自焚，这种方式有别于“人肉炸弹”，而是诉诸“悲情”。但是消息完全被封锁，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内幕，尤其是他们乘搭新疆驻北京办事处的车子。
但是，统治新疆的王乐泉集团还是要激化矛盾，把冲突升高，“两会”期间，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白克力警告，今年新疆的安全局势比去年更严峻。面对记者提问有关自焚事件，在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回答问题时，王乐泉仍忍不住多次插话，搞得栗智几次要重说一遍，有些狼狈。（注十六）
看来，胡锦涛的“和谐论”不适用于维吾尔族人。否则，即使不给他们“自决”权利，也应该给他们“自治”权利，不给“自治”权利，也应该适当“宽大”一些吧，如同毛泽东所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注十七）然而中共认为只有暴力才可以维护他们的统治，尤其新疆的战略地位、丰富的能源储量，以及核试的军事机密，都不容中共放宽对新疆的控制。尤其现在的“新疆王”王乐泉，已经建立盘根错节的势力网，不要说不容新疆独立，也不会容许中共的其他势力插手。然而这种局面强硬下去，势必导致玉石俱焚的结果。
注一：百度网站
注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1954
年11月1日）；“1955年人民手册”（大公报出版）P.251
注三：香港信报 1986.1.3
凌锋：《人在香港》专栏：“新疆向香港看齐？”
注四：同上
注五：美东世界日报 2008.7.18；明报 2008.7.19
注六：香港明报 2008.4.11香港苹果日报 2008.5.28
注七：香港大公报 2008.7.15
注八：香港明报 2008.7.9，2008.7.10
注九：香港苹果日报 2008.7.27
注十：中新网8月4日电
注十一：香港明报 2008.8.6
注十二：香港明报 2008.8.11
注十三：美东世界日报 2008.8.15
注十四：香港苹果日报 2008.8.6
注十五：自由时报 2008.8.5
注十六：香港明报 2008.3.7
注十七：“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2009年国际人权论坛”的报告 2009.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