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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胡斗 南都深度翻案报道:文强 中共第一清官

——原标题:黑老大文强审判日:“江湖传闻”不在指控之列

当地检方诉称,2000年至2008年,文强在先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期间,包庇、纵容以谢才萍、岳宁、王小军、龚刚模、马当、王天伦(均另案处理)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并多次收受上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所送的钱财,共计折合人民币70余万元。

昨日,山城重庆,文强走上法庭。前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前司法局长、前打黑英雄、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大的保护伞,这些名头加在他的身上,似乎都合适。与文强一起受审的黄代强、赵利明、陈涛3名重庆警界前警官,还有文强妻子周晓亚,一同出现在重庆解放东路的第五中级法院审判庭上。

随着文强等人的悉数登场,刮了八个月的重庆打黑风暴就要告一段落了,打黑中落马的高级别公职人员陆续接受审判,公权力在涉黑团体中起到了怎样的推波助澜作用,将在持续多日的审判中揭开黑幕。

昨日,是审判日,大佬登场,法庭上,罪与非罪,将在语言的交锋中见分晓。

在“黑社会”成长的过程中,公权力扮演了什么角色?公众需要答案。

风暴已刮八个月,重庆的当政者说,这场风暴还将刮下去,更猛烈。于是,一些“带刀者”被送去劳教了。

程序是曾经被打黑风暴眼中的律师们屡屡提及的问题,不程序,无正义,重庆的检方有控权,被控涉黑者有辩护权,这是合乎法律精神的准则。

风暴渐歇,那些曾经涉黑的行业怎样了?人们仍然要吃王天伦经营的那家公司的猪肉,乘坐被政府代管的渝强公司的巴士……变的变了,不变的继续维持。

法庭外,这是打黑风暴的现实一面,山城道路,依然曲折,过江进半岛,仍要穿过长长的、长长的桥。


法警押解文强走向法庭。CFP供图


与文强(前排中)一同受审的,还有其妻周晓亚以及昔日手下“四大金刚”。



文强的庭审吸引了大量媒体。


群众在法庭外要求严惩文强。 CFP供图

被告席上的文强

他才是这个地下秩序的最终统治者,所有的黑老大在他面前是那么的黯然失色。他的受审,意味着压轴大戏的粉墨登场,一切的疑惑与猜想,也将就此而水落石出。

文二哥来了,一袭黑衣,只是步伐略显蹒跚。

这个法庭他其实再熟悉不过,9年前,轰动一时的张君案正是在此审理,那时他端坐庭下,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俯视着曾经的一切。

9年前,那是文强文二哥人生最得意的时刻,他脚踏张君大声呵斥的照片曾一夜传遍大江南北。那一次,他一战成名。

历史跟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九年后,他再次来到这里,站在了与彼时张君相同的位置上,却成为一个只能低头谢罪的忏悔者。

旁听证“一票难求”

2009年,文强的名字,是在山城重庆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之一,甚至是出现在中国媒体上频率最高者之一。在他的同事王立军领导的重庆打黑风暴中,他的落马,是打黑风暴胜利的标志之一。

现在,文强的名字,是一个关键词,在这场终极版的审判来临之前,这个名字已被众多媒体热炒多日,贪污、受贿、为黑社会提供庇护、强奸女生……围绕着这个名字的一切猜测,都在媒体上成为喧嚣。

关键词文强终于走到了法庭上,在高大的法警的映衬下,他矮小、丧气,曾经的意气风发早已散尽。这就是文强,重庆打黑中落马级别最高的官员,亦被认作重庆涉黑团伙的终极保护伞。

为了“迎接”这位“大佬”的到来,此前屡次担当涉黑犯罪审判场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甚至更换了全新的地板,前一天,重庆高院院长钱锋也来到了五中院,对文强案的安保措施等进行最后检查。

前一天,旁听证更是“一票难求”,一些未能拿到旁听证的媒体记者打出了标语:“记者需要旁听证”,“大佬”登场之前,现实的审判和渴望一睹 “大佬”风范行为艺术的表演都在上演。共有来自中央及各地方的72家媒体、80名记者报名申请,最终得以进入的为50家左右。

法院门口的老太太们

这是一场可以早早迎接的审判大戏,法庭外,昨日7点不到,解放东路及法院周边,警力已经开始布控,其警力密集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打黑审判,虽然,在法庭门口并没有看到荷枪实弹的法警站岗。

平静的十八梯一如往常,这是重庆老城区最典型的一个狭窄街道,向上,是上半城,高楼林立,各种商贸金融公司杂密其间,那里曾有文强提供庇护的生意,向下,是下半城,就是今天审判的主场。

8 点不到,密密麻麻的人群开始聚集了,他们多是重庆本地人,都要围观一下那个曾威慑一方的人。“今早8点就从乡下赶过来,可惜没旁听证了”。他说,“很想看一眼文强,他才是老大呦!”易大德来到了这里,他曾在当地媒体刊登巨幅“向打黑致敬”的广告,据说,他用了十余万元,据说,他家有过一个陈年冤案,王立军来了,案破了。

81岁的罗阿婆也是早早来到第五中级法院门口,搬起小板凳守候。2001年,罗阿婆的儿子在重庆市高新区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枪杀,此案多年未破。阿婆说,重庆的治安曾是如此差,就是因为官黑勾结,她来听庭审,希望案件可以公正审理,还更多人公道。

如罗阿婆一样的,还有几位,他们的家中多有冤案,至今未伸张。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这里。

还有一些老太太们也来了,她们拿着打印好的材料,见人就散发。她们的家要被拆迁了,对赔偿的不满让她们早早来到这里,这里,成为了一个可能遇见公平和正义的窗口。她们在获悉文强案将在五中院庭审后,知道将会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所以昨日就复印了大批的申诉材料,早上7点多就赶到了庭审现场,以便于及时向记者发放。

人们在以不同的方式迎接着文强等人的到来,围观者打出了标语,官方派出的便装人员穿插其间,维持着秩序。近8点时,7、8辆汽车鱼贯而来,文强从其中的一辆囚车上下来了。

蹒跚出庭平静受审

法庭内,接近200个座位的审判庭9点左右已经坐满,当值法警说,这是从未有过的阵势,这里此前已经陆陆续续审理过6个涉黑团伙,却从未如此爆满,在原本作为通道的最后一排,也临时加起了旁听席位,“真是堪比张君”。作为终极大佬,文强早在去年8月初便身陷囹圄,此后几乎音信全无,染指“黑社会”的一切行径为高墙深锁。

一切可以窥探的机会,当然没有人愿意错过。

9时30分,在两名高大法警的押解下,文强步履蹒跚走进五中院。他一袭黑衣,头顶有些花白,面色倒不显得憔悴。他眼睛直视前方,目光始终未在座席上曾经的下属、同僚做稍许的停留。一个半小时前,他被押解进入法庭候审。

或许有李庄案一审唇枪舌剑在前,昨日的文强案首日,似乎有些沉闷。在历时一个半小时的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的过程中,文强几乎一动不动,双眼紧盯着语速平缓的全国十佳公诉人幺宁,面无表情。倒是在被告人依次落座时,文强并未按出场顺序坐在最左侧,而是坐在了中间,依稀仍有“老大”风范。

在过去的2009年,曾经搅动山城风生水起的14个涉黑团伙,勾勒出当地秩序井然的“黑金帝国”。他们曾将重庆传统的袍哥传统推向新的极致:或暴力敛财,或官黑勾结,也由此,建立起一种和正常社会秩序截然对立、却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下秩序”。

“江湖传闻”不在指控之列

当地检方诉称,2000年至2008年,文强在先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期间,包庇、纵容以谢才萍、岳宁、王小军、龚刚模、马当、王天伦(均另案处理)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并多次收受上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所送的钱财,共计折合人民币70余万元。

文强只做了稍许的辩解。

而文强从政多年的公安、司法行政系统内,卖官鬻爵的潜规则也大行其道。“四大金刚”之首的黄代强先后十次最终获得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总队副总队长职务;重庆市垫江县公安局局长徐强数次向文强行贿共计37万元,最终成功“竞购”垫江县公安局局长一职;而重庆市司法局下辖的市劳教局副局长冉从俭受贿、甚至举债向文强行贿50万元,以保证自己的官位不被出价更高者买走。

遗憾的是,此前盛传文强资产过亿、别墅数栋的消息并不在起诉书之列,而从鱼塘中“捞出”2000万现金以及染指多名女明星的信息也未被提及,在与公诉人一问一答式的交流中,文强试图回忆的,多是“一万、二万、五万、十万……”这样的金额,那些曾经的“江湖传闻”,并不在检方的指控之列。

唯一的亮点要算文强的妻子周晓亚因涉嫌受贿罪一并出庭受审。当地检方诉称,文强及其妻子周晓亚受贿总额近2500万元人民币,相信随着文强夫妻出庭受审,这些“黑金”的流向和脉络将进一步明晰,重庆昔日“地下秩序”的轮廓亦将浮出水面。

重庆黑网络图谱

重庆打黑风暴持续8个月,涉黑领域几乎存在于每个行业。从公检法司到一般部门;从厅级干部到普通公务员,涉黑官员与涉黑组织间关系盘根错节,图谱仅仅是勾勒出冰山显现的一角,完整剧情有待时间来检验。

上下级或同僚关系

文强

重庆市司法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重庆黑恶势力“最大保护伞”;

以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四项罪名受到检察机关指控,文强的妻子周晓亚因涉嫌受贿罪一并出庭受审。

四大黑将

黄代强

重庆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总队原副总队长,以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五项罪被指控

赵利明

重庆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总队原副总队长,以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五项罪名被指控

陈涛

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副总队长,以受贿罪、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贿罪三项罪名被指控

徐强

重庆市垫江县原副县长,为得到提拔,先后5次送给文强37万元;另案审理

六大团伙(据起诉书内容)

谢才萍

文强弟媳,19个黑恶团伙首犯中的唯一女性,一审被指控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行贿罪五宗罪

岳宁

重庆万豪白宫夜总会董事长,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逮捕

王小军

定期为服刑人员父母发放生活费等。通过这些手段,牢牢控制着组织成员,使这团伙成员心甘情愿为组织做事

龚刚模

原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起诉书指控该组织涉嫌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非法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等九项罪名

马当

大正集团董事长,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王天伦

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团伙23人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行贿罪,窝藏罪等共9宗罪名被提起公诉

彭长健

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

庇护

陈明亮团伙

陈明亮,重庆江州实业集团的老板,拥有亿万身家,头顶“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重庆市古玩商会会长”等多个光环,号称重庆最大“黑帮”

岳宁团伙

1月12日,对于被控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卖淫、行贿、非法拘禁等8项罪名,重庆娱乐大亨岳宁当庭认罪,成为重庆涉黑案开审以来首个当庭认罪的“黑老大”。

赵文锐

重庆市北碚区副区长,为此次“打黑风暴”中首个因落网“涉黑开发商”牵连出来的职务受贿官员,另案审理

王小恒

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公安分局原副局长,将受贿款提供给黑钱庄放高利贷;但未被定为保护伞;另案审理。

庇护

王兴强团伙

王兴强等22人涉黑案是重庆提起公诉的涉黑案件中,首个被指控犯有洗钱罪的案件;王兴强后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被判20年

陈洪刚

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

庇护

岳村团伙

2 月1日,岳村被判处死刑。岳村原系重庆警方的一员“干将”,通过招募保安并使用暴力、威胁手段,逐渐形成非法势力范围。并向陈洪刚行贿,以取得其保护。

乌小青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涉嫌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2009年11月28日,在被羁押的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内上吊自杀身亡

庇护

马当团伙

2004年4月,马当在联建纠纷中一审二审均败诉,所聘请的律师是乌小青的情妇胡燕瑜。该案中,马当支付了胡燕瑜160万元的代理费。还给乌小青提供了10万元用来协调帮助其协调关系,并送给分管执行工作的张弢人民币20万元。

张弢

原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毛建平

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因涉嫌受贿被免职,现已被刑事立案侦查

谢岗

重庆市公安局经侦犯罪侦查总队原副队长

庇护

陈坤志团伙

2006年,张弢收受陈坤志5万美金;2007年,陈坤志因涉嫌非法拘禁、串通拍卖被刑拘,关系网得以铺开。

刘信勇

原重庆市丰都县委副书记、县长,曾任渝北区副区长,因其在渝北区的受贿案件事发落马;另案处理

蔡书清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刑警支队三大队教导员,泄露打黑除恶的机密信息,最终被认定为保护伞

庇护

陈知益团伙

该团伙涉嫌故意杀人和伤害致死3人、2人重伤、2人轻伤,是目前重庆公布背负命案最多的团伙

雷现平

原重庆市巴南区委常委、副区长,另案处理

庇护

黎强团伙

法院一审判定黎强涉黑罪名成立9项罪名获刑20年罚金520万

郭胜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某派出所原副所长

甘勇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某派出所警察

庇护

谢才萍

是重庆目前已逮捕的涉黑团伙首犯中唯一的女性,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罚金102万

昨日上午,文强案庭审现场。重庆市五中院供图



2009年10月15日,重庆渝中区,重庆黑帮大姐大谢才萍案继续开庭审理,直至晚上10点半结束。市民们在法庭外等待庭审结束。CFP

当公权与黑金共舞

来自重庆官方的数据,在重庆打黑风暴中,3339名黑恶分子被抓获,1176名犯罪嫌疑人被批捕,起诉案件78起、涉案人员782人。另一组数字是:打黑中揭露出的职务犯罪87人,12名厅级干部、20名县处级干部、29名政法干警、4名行政执法人员涉嫌犯罪落网。

文强金字塔

是重庆打黑迄今为止级别最高、案情最复杂、系统最完备的“金字塔式保护伞”。金字塔一形成,收效随之而来

昨日上午9时30分,在两名高大法警的押解下,文强蹒跚进入。他一袭黑衣,头顶有些花白,面色倒不显得憔悴。他眼睛直视前方,目光始终未在座席上曾经的下属、同僚中做稍许的停留。

重庆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重庆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总队原副总队长赵利明以及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副总队长陈涛,以及文强的妻子周晓亚一字排站,四人报以相同的沉默。

重庆打黑迄今为止级别最高、案情最复杂、系统最完备的“金字塔式保护伞”开审。法官问文强第一句是:对于指控听清楚没?他回答听清楚了,声音平缓,音量较低。

在重庆打黑除恶成果展上,重庆警方绘制了一张“保护伞”图,这把 “伞”庇护纵容的有陈明亮、龚刚模、岳宁、王小军、王天伦、谢才萍、黎强及马当和“亮点”等多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团伙。

文强位于金字塔塔尖,随后则是同案受审的三名副总队长,底下盘根错节交织着重庆公安系统的涉案干警。

金字塔形成时间大致在2000年后,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强在直辖后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职位上干了三年,这一年进一步掌握实权,提任正厅局级侦查员。

起诉书显示,最先和文强有勾连的是赵利明。2000年至2008年间,赵利明在重庆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禁毒总队政委、出租汽车治安管理办公室主任等职位的挪动上,先后11次送给文强、周晓亚人民币27万元及青绿山水画一幅,价值人民币364.12万元。

日后占据三大“金刚”两席位的黄代强与陈涛,则在2004年至2008年同期内向文强行贿。

这其中,黄代强先后10次送给文强、周晓亚人民币8 .3万元及O M E G A牌手表一只,价值人民币1.2万元,最终获得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总队副总队长职务。

陈涛在先后9次送给文强、周晓亚人民币46.5万元后,文强为其担任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职位提供帮助。

检察机关指控文强受贿行为达110余起,被控受贿金额多达1000万元,而其妻周晓亚被控与文强共同受贿810万元,因此文强被控受贿总额为1810万元。文强的妻子周晓亚因涉嫌受贿罪一并出庭受审。

这真是一场投资,金字塔形成之后,收效随之而来。

2005 年,谢才萍等人因聚众赌博被抓获后,赵利明阻挠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查处谢才萍。为使谢才萍等人开设的赌场免受治安查处,赵利明打电话请托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予以关照。2008年8月,谢才萍被公安机关列为在逃人员,赵利明两次接到谢才萍电话仍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谢才萍长期逃匿,导致对谢才萍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查禁工作严重受阻。

黄代强被指在其任职期间,包庇、纵容王小军、龚刚模、王天伦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收受上述黑社会性质组织所送的钱财,共计人民币12.8万元。

而陈涛则纵容收受上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所送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6.57254万元。

起诉书上表明:文强本人,也包庇、纵容以谢才萍、岳宁、王小军、龚刚模、马当、王天伦(均另案处理)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并多次收受上述黑社会性质组织所送的钱财,共计折合人民币70余万元。

对此,文强承认岳宁、王小军、马当等人确实送过钱财,但自己从来不知道他们是“黑社会”,更没有任何接触。

文强只承认与王小军相熟,并在春节以及生日宴会上接受过王小军的钱物,“但他从未向我提出过要求,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我举报过王小军是 ‘黑社会’”。

至于马当,文强只承认与其在2006年见过一面,并在饭后收过一个红包,此后便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其他团伙文强则不予承认与之的联系。

法院两宗罪

陈坤志窝案聚集了公、检、法、律师“串联式”的贪腐元素;而在马当、陈明亮案中,张弢、乌小青等人则结成利益同盟的“洗钱中介”

若以窝案溯之,重庆市法院系统当属典型。其罪有两宗:“执行窝案”与“洗钱中介”。除了广为诟病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高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乌小青两人,溯及范围还应包括重庆市高院、一中院、五中院等执行委员会以及执行庭的8名法官。

在重庆打黑风暴中,涉及法院窝案的有陈坤志案和马当、陈明亮案两宗。前者反映司法拍卖中的痼疾,后者可见利益同盟的勾连。

据起诉书显示,将张弢与陈坤志联系起来的是“三工场土地拍卖”一事(参见《南方都市报》2009年8月26日深度周刊《离奇土地拍卖案背后的黑色链条》)。

陈坤志辩称与张弢是朋友,并与张之子保持着良好关系。三工场土地拍卖中,陈坤志担心风向有所变化,以5万美金请张弢给予关照。2006年4 月10日,张弢组织讨论,确认恢复了三工场土地拍卖,最终,陈坤志完成了该地块的获利套现1740万元。

接下来发生的,则是司法拍卖积弊的集中体现。打点张弢,并获得通融后,陈坤志在土地拍卖期间,串通拍卖师,采取夸大拍卖标的物瑕疵、阻止其他公司报名参拍甚至暴力威胁,迫使其他公司放弃竞拍。

“法官办案不廉洁,法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张弢案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1月24日,重庆市高院院长钱锋说,司法公信力不高,一个根本原因就在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自己不争气。

钱锋说,张弢、乌小青之所以出事,就是因为背后有拍卖行、有退职的律师、有退职的检察官,而且人数不在少数。他们成了洗钱的中介。

陈坤志窝案聚集了公、检、法、律师“串联式”的贪腐元素;而在马当、陈明亮案中,张弢、乌小青等人利益同盟的“洗钱中介”,则清晰可辨。

2004年4月,事发联建纠纷(马当称,是个债权债务纠纷),马当一审二审均败诉,最后在高院执行,只能请托张弢。

为了取得法院在执行中给予关照,马当在渝中区大世界酒店送给时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执行工作的张弢人民币20万元。

收钱之后,张弢在合议庭的讨论上为马当说了有利的话,在最后的判决结果上亦倾向于马当。

马当所聘请的律师是胡燕瑜,该律师被指认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乌小青的情妇。利用乌小青的执行局局长的关系,胡燕瑜这些年几乎包揽了重庆市的大案要案。

该案中,马当支付了胡燕瑜160万元的代理费。还给乌小青提供了10万元用来帮助其协调关系。日后事发,张、胡、乌三人则为同案共犯。

近两三年以来,全国各地法院系统中的“执行局”法官屡屡落马,如:四川省高院执行局原局长罗书平、成都市中院执行局原局长王卫平、深圳市中院原副院长裴洪泉、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等等。

重庆法院系统“执行窝案”,当属“执行局腐败”的枝节延伸。并由此衍生了重庆市拍卖行业的“潜规则”,拍卖一单业务的行规佣金法官以前的回扣是50%,近几年已经涨到了快90%,“很多法官只恨不能自己亲自上台拍卖拿更多的钱”。

据报道,胡燕瑜成为了乌小青公开的情妇后,在乌小青的操作下,仅一个案子,便获得律师代理费 4000万元。

以此观之,重庆法院系统窝案两宗罪:“执行窝案”与“洗钱中介”,实则为一脉相承。而解决之道,在于司法拍卖的改革,以切断腐败之源。

公权串联

2007年,陈坤志因涉嫌非法拘禁、串通拍卖被刑拘,关系网得以铺开;张弢、毛建平以及律师、警察均牵扯其中

以重庆法院“执行窝案”为鉴,缺乏监管的系统内部容易滋生腐败,公权间的制衡被认为是廉政清明的有效途径,而陈坤志案暴露出“公权串联”,则是对这一命题的深思。

1月19日22时,陈坤志案庭审完毕。与同类案件相比,该案中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聚集了公、检、法、律师“串联式”贪腐元素;二是涉案人员均有高等教育背景,18名涉黑成员,12人拥有大学文化(包括大专、研究生),6人系公司老板,1人曾是银行行长。

起诉书构建的公权串联大致如下:

2006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弢,收受陈坤志5万美金,由此案发。

2007年,陈坤志因涉嫌非法拘禁、串通拍卖被刑拘,关系网得以铺开。主角包括重庆市玉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侯杰、原重庆市公安局经侦犯罪侦查总队副队长谢岗、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警察聂奎等。

谢岗频频向陈坤志的同伙泄露“机密”,在谢的推荐下,律师侯杰成为陈坤志的代理人,收取代理费110万元。后者则手持受聘方的金钱四处散金疏通关系。

谢岗收受侯杰共计30万元贿赂,他负责摆平警方查处陈坤志“职务侵占”。

聂奎则在参与承办陈坤志案期间,捏造了渝北区分局刑警支队不予立案的意见。

进入审查起诉阶段,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收受陈坤志同伙的20万元贿赂后,裁决陈案“证据不足,不予批捕”,陈坤志得以取保候审。

毛建平等五名检察系统工作人员因涉嫌受贿被免职,现已被刑事立案侦查。毛的落网,标志着重庆市公、检、法、司系统均有高官因涉黑落马。

陈坤志案错综复杂,衍生多宗案中案,围绕着公权串联,亦有迹可循。此时的主角已经切换到谢岗和侯杰。因两人的存在,重庆公、检、法、司贪腐同盟并非孤案。

这个同盟大致形成于 2004年。谢岗时任经侦总队三支队队长。侯杰原系重庆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后辞职成为了一名刑辩律师,在当地检、法系统人脉颇深。

2004年,在负责承办汤福全涉嫌挪用资金案期间,谢岗与侯杰,以及三支队另外两名警察共谋,以办理“取保候审”为由,向其家人索取财物。四人分工:警察“摆平”警察,侯杰摆平检、法两院。

首先是:三名警察向汤福全的家人推荐侯杰担任其代理人,代理费260万元,侯杰分100万元,谢岗等3人分160万元。

下一步,谢岗与检察院、法院工作人员就汤福全案进行研究,认为“证据不足”,遂决定对其变更强制措施。随后,又安排上述两名警察为汤福全解除了取保候审。

谢岗坚持认为,汤福全当年之所以被变更强制措施,是因为侯杰向参加研究会的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撒金行贿的结果。因为“当天,检察院与法院的人一开始就赞同证据不足的说法”,“结果就是不言而喻的”。

此后三年,故技重施,陈坤志案如出一辙。小人物的作用

这股由小人物组成的潜流,游走在法律程序边缘,甚至没有列入保护伞之列,但其普遍之势以及危害之大,令人担忧

除了位高权重的12名厅级官员被浸染,在重庆打黑汹涌澎湃的表面下,潜藏着另一股更汹涌的暗流。这股由小人物组成的潜流,没有引起公众关注,游走在法律程序边缘,甚至没有列入保护伞之列,但其普遍之势,以及危害之大,令人担忧。

以黎强案为例,起诉书上共涉及公职人员4名,其中包括原沙坪坝区交通运输管理所所长肖庆隆、原市地税局稽查科长曾安东、原巴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蒋洪和市信访办来访二处处长姜春艳。

运管所所长和信访办工作人员是否足以为黎提供庇护,这一点受到很多人质疑。黎强辩护律师赵长青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运管所只是事业单位,甚至不是公职人员,保护伞之说实属牵强。

在时间为2009年7月21日的询问笔录上,办案人员问:是如何通过暗箱操作,实现将非法营运车辆合法化,取得合法营运指标的流程?

黎强称分六步走,其中之一是和对方集体上访,引起政府的关注,并靠买通市信访办相关人员加快办案速度,帮忙从侧敲下边鼓;最后一步是买通市运管部门的相关领导,在多方协调下将车辆合法化,拿到合法营运指标。

在这次笔录中,黎强检举揭发了姜春燕以及原重庆市交通局副局长黄同科。但后者的名字没有体现在最后的起诉书上。

对于黎强的检举揭发,姜春燕在法庭上大呼:黎强,你不要冤枉我。

在此之前,两人关系一直都好。姜春燕儿子拜黎强为“干爸”,日后两家小孩考上大学,各自互有赠送财礼,笔录和起诉书显示,黎强并无直接贿赂,而是以礼尚往来的形式,在宴请吃饭后送上500元不等的红包。

而姜春燕的作用,以起诉书观之,则表现在指点方向、帮忙协调,重庆运管系统肖庆隆、蒋洪两人所涉案情大体如此。律师赵长青认为:这些“潜规则”味道更浓的“包庇、纵容”,在法理程序和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上有很多不足之处。

西南大学学者汪力认为,重庆打黑中,对保护伞的认定应该慎重,应该从其情节、次数、主观意愿等方面综合考虑。

若以重庆公交乱象的痼疾来推演,其背后是政府监管乏力和行政不作为的恶果,如果进一步深究则是公权力在行业经济中滥用的结果。

以黎强笔录观之,在其发迹路上,姜春燕等小人物的作用,犹如润滑剂,使得日后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黎强家族,滑向更远。

类似小人物,在其它涉黑案中均有体现。如公诉人指出:王天伦通过金钱收买重庆渝州交易市场物管部主任刘朝忠,让其利用职务以“厂场挂钩协议” 为借口阻止非今普公司的猪肉进入该市场,使该市场的经营户只能在今普公司购进猪肉,从而帮助王天伦等人完成强卖行为,亦构成强迫交易罪的共犯。

另案处理

保护伞类案件或“另案审理”悄然开庭,或以“另案处理”为由避于公众视线之外

从10月初至今,对涉黑团伙的审判之路漫长,而对保护伞所涉有限。记者获悉,该类案件或“另案审理”悄然开庭,或以“另案处理”为由避于公众视线之外。

此前警方披露,重庆市北碚区副区长赵文锐,垫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公安局长徐强,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原副局长王小恒,刑侦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李志以及渝北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第八大队大队长周洪平均因涉黑被捕,在本轮审判中均单独“另案审理”,所涉问题也都集中于经济领域。

而原渝北区副区长刘信勇、原重庆市巴南区委常委、副区长雷现平等厅官则被“另案处理”,至今尚未有进入司法程序的消息。

重庆市北碚区副区长赵文锐是此次“打黑风暴”中第一个因为落网的“涉黑开发商”牵连出来的职务受贿官员,但在对其审判中,涉黑只字未提。

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原副局长王小恒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受审,检方指控有二:一是将受贿款提供给“黑老大”王兴强开的地下钱庄放高利贷;二是收受其辖区内色情场所定期上供的“保护费”,虽跟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染,但并未因此而被指控为“保护伞”。

“黑老大”王兴强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被判20年,保护伞则被检方认定为原北碚公安分局燎原派出所警察苏杨。

垫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公安局长徐强与文强有染。2004年3月至2008年间,徐强为得到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的提拔和关照,先后5次直接或通过其妻送给文强人民币计37万元。

重庆市刑侦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李志以及渝北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第八大队大队长周洪平是同学关系,一个是公安部的三等功臣,一个曾经是全市十佳刑侦警察,因为帮助王天伦打听其手下在合川所犯命案案情受贿,该案已与2009年12月21日在沙坪坝区法院受审。

纵观已经完结的涉黑庭审,李志、周洪平与涉黑团伙的关系,与此前谢才萍案中黄泥磅派出所副所长郭胜以及警察甘勇以、王兴强案中的苏杨类似,后三者最终以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论罪;赵文锐、王小恒等人与涉黑团伙的关系则似乎早已超出简单“帮忙”的范畴,最终的审判却只追究了其经济领域的不检行为。

此外,在询问笔录中,黎强主动检举了重庆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黄同科以及巴南区区委书记姚代云,两人的名字均未在起诉书上体现。而由黎强案牵连出原重庆市巴南区委常委、副区长雷现平等厅级官员,至今未见审判。赌王陈知益案中涉及渝北区副区长刘信勇等人,也均以“另案处理”的方式,消失在案件审判中,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刑事警察支队三大队原教导员蔡书清最终被认定为其保护伞。

梳理重庆涉黑案中的“保护伞”现象,呈现出来的是一盘乱局。在西南大学法学院,负责为官方此次打黑撰写课题的教授汪力,近期接到了许多涉黑官员家属的请求,为其“保护伞”罪名争辩。

异化的公权

公权如何远离涉黑势力,不成为黑帮坐大的帮凶,这是一个算术题

若以小环境而论,此次打黑中,公检法沦陷引人注目,其中,又以公安系统的执法者落马为亮点。

这条链上,从公安局副局长到总队长到基层派出所所长甚至普通警察,一旦掌握执法权的公权被滥用后,遗祸无穷。岳村案可见一斑:脱掉警服、从幕后走到前台的涉黑老大岳村,对手下团伙成员定下“五条禁令”、“三刀六洞”等严酷 “家法”。并“买通”公安、车管所、通讯企业内部人员,获取公民户口信息、车辆信息、通话记录、通讯信息等,通过定位跟踪、窃听偷拍等手段,采用暴力威胁、滋扰恐吓等方式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庭审记录显示,岳村诸多行为,乃是他从警多年的经验的延续,他深知体制之弊,也熟络相关人等。以春节拜年、乔迁送礼等机会向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分局局长、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总队长的陈洪刚行贿,以取得其保护。后者为岳村所涉案件给予干预。而海棠溪派出所原副所长杨贤杰承认其任职期间,同时兼职岳村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并每月领取千余元工资为邦德非法提供居民户口信息。

在北碚“猪霸”王兴强案中,警察苏扬成为重庆打黑以来,首个被控犯有洗钱罪的涉黑团伙成员。

公权为黑金助力的形式或明或暗,王天伦辩护律师朱洪刚认为,准确来说,还应该设个前提:滥用公权者。

除了明显的“包庇、纵容”,其效果还应溯及政府行为的“越位”或者“缺位”。在黎强和王天伦案中,这种异化的公权使得制度形同虚设。前者在重庆公交改革中,“国进民退”的实质行为,引发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间诸多摩擦和矛盾;后者将屠宰市场推向垄断地步,而对这一事关民生大计的行业缺乏细化条例以及监管制度,涉黑根源依然存在。从案卷证据来看,上诉因素也为两位行业“霸”主的“黑社会”色彩招致更多质疑。

在陈明亮、马当案卷中显示,在构建利益关系网时,现任渝中区区长、党组书记王福清作用非同小可。深知公权威力,黑老大们经过原始积累后,也变身“红顶商人 ”,以期渗入权力核心。起诉书显示,除了定期收受礼金外,王福清还为陈明亮与彭长健、张弢等人穿针引线。但其利用公权之责,在起诉书上并无体现。

人与人之间没有绝缘体,公权者与涉黑者之间没有绝缘体,这是公权与黑帮屡屡结缘的因素。公权如何远离涉黑势力,不成为黑帮坐大的帮凶,这是一个算术题。找到绝缘体,首先要用加法,增加司法等公权部门的监督机构,形成有效的监督和惩戒机制;还要用减法,减少手握公权者与涉黑者利益搭界的机会,减少利用公权力谋取商业利益的机会,这同样需要完善的机制。


◎李庄身陷“律师伪证门” ◎赵长青为黎强辩护的刑法界泰斗 ◎周立太直指“打黑不能扩大化”

风暴眼里的律师们

昨天,重庆打黑大审判最大的主角文强受审,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北京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案二审也在同一天开庭。

在这场历时逾百天的打黑风暴诉讼中,律师群这枚棋子呈现风云诡谲,从最初高压态势下的黯然失声,到泰斗赵长青出山风向扭转,北京律师李庄被问罪又让形势急转直下,成为观察这场审判全局的一个最佳视角。

法庭辩论,只能“瞎说”

法官说他“太罗嗦”,周立太忍不住反驳:“保障辩护人权利是刑诉法的基本权力,程序不公正谈何公正,你才是罗嗦”

2009年10月12日,国庆节后第四天,杨天庆团伙和刘钟永团伙涉黑案同日开审,重庆“涉黑涉恶”系列案件大审判在山城的细雨中拉开序幕。

公安机关之前发布的消息称,在2009年6月展开这场声势浩大的“重庆打黑”运动中,重庆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176人,起诉78件782人。战果能否最终转化为胜果,司法机关的定罪量刑最有决定意义。

重庆市检察机关组建了 20余个专案组,每一个涉黑案件的专案组都直接进驻公安机关相应的办案组,对侦查取证同步跟进,引导侦查人员围绕指控犯罪的要求开展侦查取证活动,先后向公安机关提出了1000余条补充侦查意见。

早在打黑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重庆市公安局就向全国“海选”了30多名资深律师充当专案组的“法律顾问”,网友对此的另一番解读是,公安局欲借助于律师更熟悉同行的诉辩技巧,有针对性地为此后的庭审做准备。

控辩审居中的法院,庭审未启之前就似乎定下了基调。2009年7月 15日,重庆市高级法院吴继生副院长介绍说,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一律不予假释;黑老大一律不予减刑;涉黑其他罪犯减刑一律公开听证。

山雨欲来风满楼,律师们感受到不小的压力。重庆律师肖志军在李义的家属慕名上门后,一开始并不愿意接,认为“律师作用很有限”,他的另一个合伙人也受到委托,但考虑到今后的生意,最终还是放弃了;连在万州和深圳之间游走、一向以敢言著称的律师周立太,也是念及与李义同案犯李志刚岳父是老乡才接下来。

打黑第一次开庭波澜不惊,对抗也不激烈,杨天庆的代理人———重庆本地律师唐用强一再婉拒本报的采访,原因是2009年9月8日,重庆市司法局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意见》,要求辩护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不纠缠细节”,不得泄密,不得指使、诱导委托人滋事;不得利用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媒体,发表影响案件处理的言论。

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无法会见当事人,无法阅卷,让周立太感觉在庭上辩论有些像“瞎说”——— 眼前一抹黑,从何说起?同年9月,重庆市公、检、法、司、国安五家联合发文,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必须经过公安局的批准,才能会见在押嫌疑人。对于质疑,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回应称,是按照公安部关于涉黑案件律师会见的有关规定执行。

10月13日,李义团伙案在万州开庭,两名法警推了两推车证据进入法庭,主犯李义辩护人肖志军手上,只有32页关于有罪供述部分。还有律师告诉本报,庭审前,主审法官召集29名辩护律师提醒:这个案子你们也知道怎么回事,开庭的时候说简单点。

庭审并不顺利,肖志军专门写了13000字的辩护词,没有多少机会可以读出来,每当问及“刑讯逼供”,就会被法官打断。到了庭审的最后,周立太发言时,法官说他“太罗嗦”,周立太忍不住反驳:“保障辩护人权利是刑诉法的基本权力,程序不公正谈何公正,你才是罗嗦”。

打黑此时在舆论上占绝对主动。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从网上舆情看,98%的重庆网民坚决拥护打黑除恶。媒体报道集中于黑社会性质团伙的斑斑恶行,血淋淋的照片激起山城群众义愤,不少人自发前去旁听庭审。56岁的重庆长寿区农民易大德还自掏10万元在报纸上登了一个整版彩色广告,上书“铲除黑恶势力得民心,顺民意。向奋战在打黑除恶一线的人们致敬”。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则称:“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

审判的结果在意料之中。肖志军的万字辩护词只是判决书中的五行字,开审的三起涉黑团伙案件中,检方关于涉黑的定性都被法院采纳。肖志军只希望能“对当事人交待得过去,看到律师尽力了”。

泰斗出场,首摘“黑帽”

刑法界泰斗赵长青的出场,支撑起同案律师们的信心,舆论的天平开始微妙地转向

审判按照既定的节奏高效地进行着,2009年10月26日,有“红顶商人”之称的黎强团伙涉黑案开庭。拥挤的辩护席上,39名辩护律师中间,一个貌不惊人的矮个老人很快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是黎强的辩护人,西南政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界泰斗级人物赵长青。

为“黑社会”辩护,赵长青并不乐观。黎强去世多年的父亲曾是西南政法学院职工,家属找到赵长青时,他因为法律层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定性很模糊、律师的辩护往往“没有价值”而婉拒,后来实在抹不开情面才接手。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性难,重庆方面似早有意识。2009年10月25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公安局,就以“三长”会议纪要的形式(渝检会[2009]11号),印发了《关于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黑社会的“组织特征”进一步解释。

赵长青在发表否认黎强涉黑的辩论意见时,旁听席上就有重庆公安的“法律顾问”,他们态度不一。有人说赵长青“给西政长了脸”,律师王蕴采则认为赵只是从理论上阐述,在区域控制性层面,他们此前给公安关于黑社会性质定性的建议还是站得住脚。在法院的一审判决中,黎强被认定“犯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虽然惹上“黑社会狗头军师”的骂名,但赵长青,这位1997年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黑社会组织”相关问题国家级课题组组长的“黑社会专家”,他为黎强辩护的声音还是引起了舆论关注。特别是黎强案中9人成功脱去“黑帽”,外界也将之归功于赵长青,认为是泰斗出场,支撑起同案律师们的信心。重庆市公安局所聘律师,有人则称,赵长青之辩,令公安机关感到,相对于前期轰轰烈烈的扫黑抓捕,定罪是最大困境。

打黑,开始出现质疑之声。周立太关于“支持打黑,但打黑不能扩大化”的观点被放大;2009年 11月28日,在打黑风暴中落马的重庆市高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在看守所内离奇自杀身亡,更引发了外界种种猜想。

舆论的天平,开始微妙地转向。

“另辟蹊径”,身陷囹圄

李庄之祸,让律师刘洋意外“得福”———在录像的前提下允许会见,但担心被“套进去”,他一开始竟不知道如何询问

李庄案的出现,又让这种转向由高潮跌回低谷。

北京律师群何时首次出现在重庆打黑审判中,没有一个特别清楚的时间节点。周立太告诉本报,在2009年9月,就有北京的律师住在“黑老大”马当的大世界酒店,试图揽到打黑案的案源。在此之前,重庆200多名律师代理涉黑涉恶案件272件,只在北碚的王兴强案件中,有极个别四川省律师的身影出现。

根据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布的信息,截至2009年12月16日,到律协登记为重庆涉黑案被告人辩护的有8名律师,涉及6家律所,他们基本都是担任主犯的辩护人,在此后的龚刚模、陈明亮等案件中,出现主犯辩护人多为北京律师,其他从犯皆为重庆本地律师的场景。

不论是前期的会见阅卷还是后期的庭审,北京律师与当地律师相比并无多大的优势。北京律师杨航远费尽周折,将近一个月才会见到当事人,刘洋在启程赴重庆之前,还在为如何见到当事人马当而焦头烂额。

为龚刚模辩护的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选择了“另辟蹊径”,比如请刑法泰斗们的专家论证会,以及“跨区域捞人队”。他可能没有留意到,10月19日,重庆媒体报道说,有司法界“及时雨”之称的54岁重庆玉鉴律师事务所主任侯杰,在拿到家属250万元的律师费后,企图行贿警方以换取 “犯罪情节较轻”,被警方查获拘捕。

在会见中出格的言行终于惹祸上身。2009年 12月12日,李庄因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捕,法庭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效,仅在一审8天后,李庄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一位重庆市公安局聘请的法律顾问也旁听了李庄案的庭审,在他看来,李庄并不构成犯罪,但因李庄案已经“政治化”,他也没有提出法律意见。

李庄落马,并没有为重庆方面赢得一致的舆论支持,反而因媒体披露案件时“文革”式的语言、审判程序上的瑕疵引来了质疑;公诉人当庭爆出的“李庄嫖娼”更惹上“道德审判”之名。

听到李庄被拘的消息,北京律师刘洋已经在赶往重庆的路上,虽然路上接到不少劝阻的电话,他还是去了。李庄扑朔迷离的“造假门”让不少仍在履行职责的北京律师产生 “兔死狐悲”之感,被赵长青所鼓起的气场,似乎又趋于低落。

但刘洋说,李庄之祸,亦让他意外“得福”———在录像的前提下允许会见马当。不过担心被“套进去”,刘洋一开始竟不知道如何询问,过了一会,自我安慰“只要自己不存心办坏事,嘴里不出现违反原则的话,应该也不至于把我怎么样”,方才重新找到感觉。

不过,在陈明亮团伙案件审理中,他最终还是忍不住“发飙”了:歧视律师把律师看成贼,只会起到反作用。而2010年1月5日,龚刚模案开庭审理,同案嫌疑人樊奇航的辩护人北京律师朱明勇最后也特别对审判长说,“樊奇杭不是龚刚模,我不是李庄”。

李庄案发生之初,文强的辩护人———北京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矿生用“律师界地震了”来形容,对于即将到来的文强案,这位一向口风谨慎的北京律师也态度坚决地拒绝了媒体,经常处于关机状态。在律师高子程的坚持申请之下,控方终于在李庄的二审中安排证人出庭,对于结果,他没有去想太多。

2010 年1月20日,重庆市“两会”开幕,“打黑除恶”自然是热点话题,薄熙来和新当选的市长黄奇帆都称,打黑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会搞扩大化。耐人寻味的还有重庆市高院院长钱锋的发言,他阐述了“三不”:不因案多时紧而压缩审判程序,不因舆论聚焦而动摇判案标准,不因罪行严重而限制被告人诉讼权利。

文强一审和李庄二审,都将是一把检验的标尺。

没有"黑老大"的日子

黎强的重庆渝强实业有限公司,“线路和车辆,以前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不教训下对方,我们就无法生存。

———“公交黑老大”黎强

黎强所用的拦车、砸车、信访等手法,其他公交公司也使过,包括国有企业。

——— 重庆交通领域资深记者

正在酝酿新一轮公交改革,方案已经上报。

——— 重庆交通委员会外宣人员

“猪霸”王天伦镣铐加身后,肉摊老板叶明自由了,可以到任意一个定点屠宰厂进货。但最近半年来,他多数时候仍到王天伦的今普公司买肉。

“公交大佬”黎强被抓后,车身上标着“渝强”字样的1000多辆没有编号的巴士,继续飞奔在重庆客运线上。渝强公司办公室内,一如往常的繁忙与嘈杂。

没有“黑老大”的日子,似乎并无太大起伏;而以往的种种黑道故事,能否彻底停演?

“以前啥样,现在还是啥样”

叶明是“以王天伦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受害者,2005年,因为跑去另一个定点屠宰厂——— 康隆食品公司进肉,被今普公司发现后遭殴打。

叶明的摊子在重庆市高新区渝州交易城农贸市场,那里的肉摊老板都曾被要求,买肉必须到今普公司。而今,大部分摊主像叶明一样,多数时候仍光顾今普公司。再走远些,能买到稍好点的肉,但大家嫌麻烦。更现实的情况是,折算下来,利润差不多。

“从王天伦被抓到一审开庭,那6个月,渝洲交易城农贸市场80%的猪肉来自今普公司。”辩护律师朱红刚试图以此证明,王天伦垄断重庆主城区41%猪肉市场并非暴力所致。

同期的另一组数据是,今普公司宰猪约54万头,同比去年增加近22万头,朱红刚认为,这又能撼动 “王天伦用暴力垄断70%生猪源”的说法。

王天伦谢幕,今普公司仍是重庆屠宰业的龙头。黎强下台,渝强公司暂由政府托管,但经营上一如往日。

渝强公司偏居于重庆巴南区一栋商住两用的老楼的一角,办公室狭小而灰暗,置身其中,让人难以想象,它的主人身家上亿。

面对记者,从经理到工作人员都不愿多言,说需征得专案组和巴南区宣传部的同意。

专案组去年7月份进驻渝强公司,黎强案一审判决后,仍然天天来坐镇。一名专案组成员说,因为黎强在上诉,还要二审。

“线路和车辆,以前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渝强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说。

“猪霸”一路绿灯

康隆食品公司老总甘在明最近心情不错,公司去年宰杀生猪19万头,前年只有11万头,增速可谓飞快。他曾多次被问及,这是不是跟王天伦被抓有关系。

“ 不好说,可能有一点关系。”甘在明确实没感觉到重庆屠宰业的格局与秩序有何变化。重庆主城区十来个定点屠宰场,今普公司仍是行业龙头,日均屠宰生猪 2000-3000头,今年元旦前后家家户户忙着做香肠、腊肠时,更是猛增至4500-6200头,而康隆食品公司,日均杀猪仅五六百头。

将生猪集中于少数几家大型现代化屠宰场,是重庆最近十来年的努力方向,今普公司的诞生乃重要成果之一。

1998年起,《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开始实施,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逐步推向全国。2000年8月底,该《条例》在重庆落地。此时,王天伦在猪肉行业已打拼20多年,名下有家名为永红公司的屠宰企业,坐拥“动物屠宰检疫示范场”、“农副产品流通经营大户”等殊荣。

大刀阔斧狂砍过后,成百上千的小型屠宰场消失了,保留下来的100多家都贴上“定点屠宰”的标签,永红公司是其中之一。

到 2003年,永红公司产值达2.8亿元,上交利税2000万元,但这不能让王天伦满足。他对重庆、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放心肉工程调查后,想投资2亿元,从德国进口屠宰加工成套设备,按欧盟标准建设西南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肉食品加工及配送企业。当年5月,他把这些想法写入信中,寄给时任重庆市长王鸿举。

3天后,王鸿举做出批示,予以支持。

接下来一路绿灯。当年6月份,王天伦从大渡口区政府手中拿到200亩地,综合地价每亩5万元,总计 1000万元,使用年限为50年。但当年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这块地的评估价是,3824.02万元。7月份,他注销永红公司,成立今普公司,自己投资仅为 1600万元,但外部输血有2亿多元(注:财政支持2339万元,银行贷款14300万元,政府补贴4517.5万元)。来年9月,公司正式投产,每日可宰生猪7000头,当时规模为全国第二。

王天伦运气好得一度让人嫉妒。今普公司投产当年,重庆主城区屠宰场被狠砍,从100多个降至20来个。与此同时,高新区工商分局率先在全区农贸市场实行“鲜肉场厂挂钩”制度,要求农贸市场和超市的鲜肉必须来自定点屠宰企业。尚未发现有公开资料显示,该制度立即在重庆主城区全面推行,但今普公司一口气与多家农贸市场、超市、食堂签订协议,有高新区内的,也有高新区外的。

王天伦一跃成为“猪霸”,重庆市“农业示范龙头企业”、“重点龙头企业”等荣誉接踵而至。

“公交大佬”拼命突围

初到重庆,一头扎到主城区,记者试图在马路边感受黎强的“公交大佬”地位,游走良久,不见“渝强”公交。问公交车师傅,才知它已被挤出主城区。

打开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官网,可以找到更准确的答案:主城区现有9家公交企业,其中8家属于国企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剩下那一家——— 学海客运公司,渝强旗下的强劲公司控股49%。

黎强从巴南区起家,那里名义上已成为重庆主城区之一,但在当地人的心理版图上,它还是郊县。“渝强”公交以巴南区为原点,向四周扩散,曾拼命挤向主城区,但在公交国有化政策的逼仄下,包括它在内的民营公交以败北告终。

黎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抱怨,2000年是民营客运公交的分水岭:2月份,重庆市政府提出,中巴要退出主城区;10月份,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给民营公交戴上一个紧箍咒:在主城区,停止审批新公交线路,停止客运车报废更新指标的启用。自此,他频频使用拦车、打砸、信访等非常方法争线路、争指标、争客源。

以中巴为主的民营客运企业不断受到挤压。2002年,重庆推出“3改1”,即3个19座以下的报废中巴换1个出租车指标,同时整合全市国有公交公司成立航母级的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实行“2改1”:即2辆20座以下中巴换1个出租车指标。与此同时,将原民营公交大车统编为“7” 字头,与国有公交车辆相区别。至此,2000年在主城区还平分秋色的国有公交和民营公交变成象与蛇,前者有公交车5000多辆,渝强公司等几家民企仅剩 470来辆。

一向高调的黎强联系其他民营企业,提议每家出资300万元,组建“共创公司”,如果公司董事因执行公司事务而被追究刑责,其他董事每人补助被追究者200万元。这个想法虽未落实到纸上,他的怨怼已表露无疑。

“7”字头公交车满腹怨气地上路了,飙车抢客成为常态,以至于网友戏言,乘客上车前要戴头盔、穿防弹衣,购买百万以上保额的意外伤害险。

2006年10月1日,一辆“7”字头公交坠桥,造成30死20伤。案发前9个月,该车累计违章164次,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次。

事情震惊重庆市政府,当月即剑指民营客运企业出台规定:线路营运车辆全部为企业自有自营车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营运线路私车挂靠经营;企业自有运营车辆不得少于100辆。

为保住公交指标,黎强随即收购了八九家民营公交公司,但这没有最终挽救他的命运。去年年初,重庆市政府决定,“7”字头公交要全部退出主城区,一辆公交换一辆出租车指标。

渝强公司去年7月份的统计显示,该公司拥有130条没有编号的线路,1027辆车,基本行进于重庆主城区边缘和区县一带,当地司机称之为“城乡车”。车子大多是私人的,挂靠在渝强公司名下经营。

理论上,民营公交还可能挤入重庆主城区,渝强公司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实际上没希望。根据去年9月起实施的“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申请主城区线路经营权的企业,班线客运或公共汽车客运10座以上车辆不得少于500辆,固定资产不得少于5000万元,并且禁止挂靠经营。主城区9家公交企业,有6家达标,而民营公交企业无一能跨过这道门槛。

恶性竞争如何根治

黎强自称在重庆客运市场处于“弱势”,而王天伦则一再声称“是政府给了我垄断地位”,一审期间,身为富豪的他反复强调今普公司一直亏损。

对于亏损一说,康隆食品公司老总甘在明是相信的,“最近几年,猪肉价格居高不下,屠宰企业游走在微利和亏损之间,稍不小心就会赔钱。”

去年11月底,刚刚控股今普公司的上海梅林将王天伦告上法庭,称其在董事长任上存在8000多万元可能性的呆坏账。

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去年8月份的一段话,亦似能作为佐证。

“定点屠宰制度实行10余年来,屠宰厂由10多万家减少到2.1万家,产能过剩、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仍较为突出。目前,全国生猪屠宰设计产能是实际屠宰量的1倍以上,一些省份甚至高达几倍。定点企业普遍“吃不饱”,行业整体利润率低下,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恶性竞争。”

王天伦无疑就是恶性竞争的典型标本。

黎强在庭审发言时,零零星星地给出一些走黑道的缘由:“在重庆,谁率先投入车辆运营,谁就更容易获得线路牌照,这是所谓的市场规律”,“不教训下对方,我们就无法生存”。

当地一名交通领域的资深记者称,黎强所用的拦车、砸车、信访等手法,其他公交公司也使过,包括国有企业。黎强被抓后,民营客运企业老板人人自危,大多躲出去暂避风暴,生怕被卷入其中。

问题丛生的重庆公交已被摆上手术台。继去年出台第一部公交客运政府规章《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后,该市交通委员会外宣人员称,正在酝酿新一轮公交改革,方案已经上报,但详情不便透露。

屠宰业恶性竞争已成改革对象。姜增伟说,将对屠宰企业分级管理,逐步形成以跨区域流通的大中型现代化屠宰企业为主导,以面向本地市场的小型屠宰厂(场)为补充的产业布局。支持屠宰企业以多种方式兼并重组,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和低成本扩张,提高行业集中度。



打黑中的劳教潮

1月29日,重庆市未成年人劳动教养管理所拥挤的探望室。因被劳教人员增多,一些成年人也被安排在这里。

我就带了把小刀,你们怎么可以就把我关一年?

——— 被劳教的陈安贤

刀具放于当事人的挎包中,并未开启和亮出刀刃,更无行凶的主观故意和行为,充其量是治安处罚,认定为寻衅滋事,毫无事实依据。

——— 律师陈渝

这是市里统一的规定。

——— 重庆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从去年7月10日到9月30日,重庆市警方开展了非法枪支和管制刀具治安综合整治行动,共治安拘留 10372人,最终至少超过1000人被劳教。

“带刀者”挤满看守所

按照警方的理解,带有弹簧锁的刀具,不管大小,全是管制范围,汽车站、广场、甚至于菜市场都成为重点被盘查的场所

两分钟后,警察到了。那个向姐姐索要200元上网费的弟弟,被带走,并且刑拘7天。警察从他身上缴获了用来“威胁”家人的水果刀。他的罪名是“入室抢劫”。

姐姐李虞起初觉得,这不过是一起简单的家庭纠纷,求助于警方也是因为“有困难,找警察”,“拘留是不是有些严重了”?

这个弟弟读书不多,从小被家里宠养,李虞和母亲都有些束手无策,但也不相信弟弟会“动真格”。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7天后,2009年11月23日,弟弟并未按时回家。拘留的时间变成了“半个月”,随后又递增为“一个月”。

在第17天的时候,李虞接到了弟弟从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姐,快来救我,我被判刑一年了!”

在打黑风暴愈演愈烈的重庆,刑事拘留是当地派出所处理类似问题的惯用手法,李氏姐弟的遭遇不过是半年来发生在重庆普通人身上的一个缩影。从去年7月10日到 9月30日,重庆市警方开展了非法枪支和管制刀具治安综合整治行动,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此役共治安拘留10372人,最终至少上千人被劳教。

重庆律师陈渝手上也有几起类似的案件代理。相比于李氏姐弟,陈渝觉得自己的当事人遭遇“那才叫荒唐”。陈安贤是陈渝的当事人之一,2009年9月19日,在重庆玩耍的陈安贤欲乘坐长途汽车回贵州老家,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长途汽车站购买车票,安检时,其挎包内有一把“一个指头长的管制刀具”,当场被警方刑事拘留。

四天后,市民谯永刚亦有相同遭遇。当时他正和同伴黄某乘车前往工作地点。帆布包放在安检的匝机上,警报器响了。帆布包被打开,露出一把水果刀(注:笔录中写着“水果刀”,实为一把20厘米长,带有刀柄,单刃尖刀,带锁装置的不锈钢刀),安检员收缴了刀具,一名警察在保安的带领下来到了现场,谯永刚就再也没有回家,尽管家里只有个6岁的儿子。

带“刀”上街在重庆变成一件危险的事情,管制刀具的范围变得相当宽泛。按照警方的理解,带有弹簧锁的刀具,不管大小,全是管制范围。开双刃的刀具超过7厘米就是管制刀具;而单刃刀,刀尖小于30度,长超过10厘米就是管制刀具。“最短的管制刀具,刀刃只有5厘米”。

据公安部1983年颁布的《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管制刀具是指匕首、三棱刀(包括机械加工用的三棱刮刀)、带有自锁装置的弹簧刀以及其它相类似的单刃、双刃、三棱刀。

“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者,一律拘留”的牌子随处可见,汽车站、广场、甚至于菜市场都成为重点被盘查的场所。在最开始阶段,仅陈家坪汽车站一处,重庆警方便查出60位携带管制刀具的乘客,其中拘留了25人,没收管制刀具69把。

来自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云生的说法,此次严打斗争规模空前,为重庆市198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整治行动,各项打击指标均创该市单月历史最高。一时间全市公安监管场所关押量持续上升,部分看守所、拘留所爆满。

有前科就得劳教

弟弟因“入室抢劫”劳教一年,李虞很愤怒:“哪有在自己家里抢劫姐姐的?”警察解释,“因为携带了管制刀具,并且嫌疑人有前科”

李虞的弟弟被劳教的地方是重庆市未成年人劳动教养管理所,尽管他已有20岁。因为被劳教的人数增多,一些成年人的劳教也被安排在这个原本救助失足青少年的地方。

1月29日这天,星期五,李虞与母亲来得很早,但前来探望的人太多,不大的探望室满满当当,外面的人伸长了脖子寻找里面的亲人,里面的人扫描仪般分辨着拥挤的人群。李虞见到弟弟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

隔着厚厚的玻璃,姐弟俩开始了三个月以来的第二次会面。交流是借助有线电话完成的,李虞在这头喊,弟弟在那头听,大多时候低着头,沉默不语。他在里面已经待了三个月,距离一年的劳教期还有9个月的光景。他还没有完全原谅姐姐。

“早知道这样,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报警”。李虞说,弟弟在15岁那年曾因抢劫被拘役4个月,5年过去了,自己再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将弟弟“送了进去”,“这简直不可原谅”。

在起初的拘留通知单上,李虞 看 见 弟 弟 的 罪 名 是“ 入 室 抢劫”。再次找到警察,这一次李虞却是充满了愤怒,“哪有在自己家里抢劫姐姐的?”警察最后解释说,这并不是判刑一年,只是劳教,“因为携带了管制刀具,并且嫌疑人有前科。”

劳动教养根据的是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最初的目的是对付“建国初期一些意在推翻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后来扩展为针对一些流窜的、惯性的,不务正业或者赌博、卖淫嫖娼等屡教不改人员。

因在程序上是公安一家说了算,法院、检察院无权干涉审批过程,劳教被称为“公安自留地”,近年来备受争议。至少在过去的半年间,劳教的实行在重庆遭遇了挑战。综合多份半年来由重庆市劳委会下达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在携带管制刀具前提下,其共性在于,“只要有前科”。

例如,另一份对于谯永刚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表述如下:曾因贩运伪造国家货币、殴打他人,使用假币被判刑和行政处罚,仍不思悔改,2009年9月22日,携带管制刀具窜至轻轨站,决定以寻衅滋事送劳教一年。

在被刑拘一个月后,陈安贤也收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做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劳教审2009字第3479号),《决定书》称,“因陈安贤贩毒被刑事处罚,仍不悔改,又于2009年19月19日,藐视国家法纪,非法携带管制刀具窜至南岸区南坪汽车站等公共场所,送劳动教养一年。”

对此,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答复记者的采访时,并没有详解理由,只是告知,“这是市里统一的规定”。

但同时,该委员会也强调,类似情况一般是以“寻衅滋事”论处,完全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如果不服,可以继续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律师代裕军说,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的,处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现在的做法,于法不通”。

派出所有指标,无法翻案?

警方内部消息:派出所甚至被分配了“劳教”的指标,首次不达标的所长被警示,再次完不成任务“就地免职”

被劳教后,陈安贤一度表现得相当抵触,聘请陈渝申请《行政复议》。陈渝说,第一次见陈安贤,他情绪激动,甚至大喊“我就带了把小刀,你们怎么可以就把我关一年?”;第二次再见陈安贤,则安静了许多,“他告诉我,跟他一起被劳教的室友基本跟他的情况差不多,甚至还有大老板,也就安心了。”

来自警方内部的消息是,重庆警方有相关规定,在治安综合整治行动中,凡发现携带管制刀具的一律刑拘,发现有前科的则马上“劳教”。派出所甚至被分配了“劳教”的指标,首次不达标的所长被警示,再次完不成任务的“就地免职”。

重庆警方治安综合整治行动也是始自去年 6月的重庆“打黑”的主要构件之一。当体媒体报道称,王立军局长几次亲临前沿督战,一名办案警察透露,彼时作为重庆打黑除恶的重点时刻,“一切从重处理”,没办法,“是公安局长亲自批的”。

尚未得到警方证实的消息称,一些派出所为了完成任务,不惜花钱向超额的派出所购买“劳教人头”,3000块一个。李虞回忆,茄子溪派出所的警察是其家人请到家里协调,在最终的文件中,这一行为变成 “警察在巡逻中发现”,一度令人疑惑。

李虞至今没有给弟弟聘请律师,因为没钱。平时,李虞跟母亲经营着一家小面店,每个月几百到上千的收入,一家人勉强温饱。她做得更多的就是按时来劳教所看看自己的弟弟,说说话,尽管极少得到回应。探视的时间到了,弟弟在里面哭,李虞也红着眼睛离去。

聘请律师似乎也变得无济于事。陈渝跟他的同事分别为自己的当事人向政府申请的行政复议,最终都被政府驳回。陈渝说,据他所知,到目前为止重庆尚未有一起此类行政复议申请成功。

陈渝以及多位重庆律师均认为,刀具放于当事人的挎包中,并未开启和亮出刀刃,更无行凶的主观故意和行为,“充其量是治安处罚,认定为寻衅滋事,毫无事实依据”。尤其要指出的是,对于当事人前科的“着重强调”,更是有违法制精神。

这些意见在行政复议中都未必采纳。

一些人开始想其它的办法“捞人”。一位在重庆当地颇有人脉的人士说,常规的脉络关系已经不再被依赖。“法院的朋友说得很直白,只要打黑风暴在,这些人的劳教就必须执行,哪怕是错了,以后让你获得国家赔偿都可以!”

据《重庆晚报》报道,重庆年内力争抓获上网逃犯9000名以上,并确定了今年公安工作的重点:以打击“两抢一盗”为主攻目标,进一步促使打黑除恶工作的常态化和整治治安乱点的经常化。

这也引发了另一类担忧。此前,重庆知名律师曾多次表示,打黑除恶应该是个持续的过程,而不应该运动化,更不应该变成政治运动。“打黑本来就是政府分内的事情,如果运动化,很多事情就会扩大化。”

1月29日,重庆市新任市长黄奇帆再次公开表态,“打黑行动”是中央政府一直支持和倡导的正常的治安工作。在去年,打黑效果比往年好很多,并不是在“搞运动”,只是下决心打黑后出现的一种集聚效应。

律师陈渝没有对“重庆打黑”是否“运动化”发表见解。申请行政复议失败后,没有选择行政诉讼,而是将陈安贤所有的材料转交给陈户籍所在地的一名律师,期待异地行政复议成功的机会。他说,相熟的办案警察告诉他,这样的行政复议,在重庆是“翻不过来的”,还是让当事人回到户籍所在地申请行政复议吧,“没有这里的政治氛围,或许能成功”。

海外网友评论:

《才 70万?? 是不是删了几个零啊~~都不到一套2居室呢~~》

 发表人: James_lwt 所在地: 美国 
发送时间: 2010年2月5日 23:47:2 评论内容:
如果真的只拿70W而在位那么久的高官~~~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清廉的了~~~

《才70万...? 估计是给保住了。。》

发表人: calvinlyc 所在地: 美国 
发送时间: 2010年2月5日 22:2:39

《顶当代第一清官,商界奇才,警界奇才,文强。》

发表人: chinese 所在地: 美国 
发送时间: 2010年2月6日 0:8:51

《文强死定了》 发表人: milu

所在地: 美国 
发送时间: 2010年2月5日 22:58:27 评论内容:
这都劳教了,文强死定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深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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