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世人关注的“李刚门”案1月26日就要在河北望都县法院公开审理了。25日，40多名记者要求旁听此案，但却被法院以“法庭太小，无旁听席位”的理由遭“委婉”拒绝。因为是“公开审判”，保定市两级宣传部门除了派出大量人员“跟踪”记者外，保定市政法委和市委宣传部还与5家媒体达成“秘密协议”，让5家媒体各派一名记者参加旁听，以示“公开审判”，但报道时必须采用其提供的新闻通稿。
显然，法院给出的理由不能成立，真正的理由是当地政府害怕媒体曝光，不想让记者参与旁听。但既然已经放出风去，要“公开审理”，就不能不装出个“公审”的样子，于是就有了这则“秘密协议”。
尚不知在协议上签字的是哪5家媒体和哪5名记者，在此，我不想为获此“殊荣”的5名媒体记者表示祝贺，相反，我为他们感到悲哀。因为他们被当成了道具，成了任人摆布的木偶。既然签了协议，就得按照协议办，接受甲方的条件：报道时必须采用其提供的新闻通稿。既如此，他们何必参与旁听，干脆将拿到手的新闻通稿照发就是了。这样一来，公众还能知道庭审真相吗？
不知别人如何，反正我是不大相信新闻通稿的。众所周知，新闻通稿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官样文体，其最大功能是统一口径，最大特点，也最为人诟病的就是模糊和掩盖事实真相。往往是这样的，当某地发生了爆炸性的负面新闻时，当地宣传部门马上就会拟定新闻通稿通过媒体广为发布，在通报大致的新闻事实的同时，尽可能将关键的新闻元素掩盖起来，本着避重就轻，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轻轻地将事情淡化处理了。
在签协议前，这5名记者应该清楚，他们接受的是一纸不平等协议。作为记者，他们最清楚新闻通稿的上述特点和“权威性”，即便在庭审中掌握到了许多真实的信息和内幕，他们也不能对外发布，只能昧着良心照发新闻通稿。我不知道签协议前，他们是否提出了异议甚至抗议，但在目前的语境下，即使抗议也没用。如不签，甲方可以立刻让你走人，邀请其他媒体记者签字。记者没选择更没抗议的权利，这正是做一个新闻记者的艰难之处。
正如一位律师所说：“新闻媒体和官方通过权力交换的方式换取旁听资格，扭曲了公开审判的含义，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伤害。”他还说，“公开审判的含义应该是允许新闻媒体公开采访、公开报道。”上述“秘密协议”不仅与《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应该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要求相悖，也违背了2007年10月31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的通知》精神，通知明确提出：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
5名记者屈从于甲方的要求，在不平等的“秘密协议”上签字，此举本身就昭显了新闻采访权还很弱小，记者并不能充分享受自由采访的权利。而无采访自由权就没事实真相可言，就没有公众知情权可言，就谈不上舆论监督，因此一定要保障记者的采访权。就目前形势而言，要保证新闻采访的自由权，单靠新闻出版总署发的一则《通知》不管用，关键是要促成国家制定出台《新闻法》，用国家大法来保证记者自由采访的权利，非如此，就难以打破限制新闻采访的层层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