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为人民币改革巧施木马计？”
《华尔街日报》6月2日文章 “周小川为人民币改革巧施木马计？” 认为，2009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说服中共领导人努力使人民币成为国际标准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利用了经济民族主义说辞来推动这项议事日程，通过使人民币更依赖市场力量而非行政命令，从而最终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洛伊木马策略：让这项政策主张听起来如此诱人，这样决策者们就会在没有意识到其潜在影响的情况下批准这些构想，就像特洛伊人接受了希腊人运来的漂亮木马，浑然不知里面藏了什么。”
文章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周小川构想出来的，周小川选择了一种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巧妙方式，然后将其改头换面，称中国需要更大胆、更迅速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他的鼓动下，中共领导人批准了这个构想。
周小川在2009年3月呼吁设立一种由一家全球性机构负责管理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以取代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认为美元已经不能胜任全球储备货币之职而人民币应该担当更重要角色。文章称，周小川大幅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构想获得中共高层支持。在一个月内，中国国务院批准了中国央行支持的一项允许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计划。从此，这项业务开始飞速发展。2010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总额达到人民币5,060亿元(约合780亿美元); 2011年仅第一季度，这个金额就达人民币3,600亿元(约合550亿美元)。
文章指出，这个决定所带来的影响几乎与经济民族主义背道而驰。人民币在海外的需求量越大，面临的升值压力也越大，中共政府设定人民币汇率的能力就越弱。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预计，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将削弱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控制力，包括政府设定几乎所有利率的能力。在五年之内，人民币将实现完全可兑换，这将削弱中国对资金流入和流出的控制能力。
“中国货币政策谁说了算？”
文章称，其他消息灵通的学者驳斥了有关周小川耍弄政治技巧的说法，他们说，即使周小川想推行这种策略也无法取得成功。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说，这是一种过于高明的解释；如果周小川有这么精明的话，他早就能够避开国内对他如此多的政治攻击。
《华尔街日报》4月15日的文章“中国货币政策谁说了算”中，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各官僚机构、各种神秘莫测的委员会以及影响力隐蔽但却无处不在的共产党相互之间较量妥协的结果。没有哪个官员可以在这方面一人说了算，这使得其它主要国家几乎不可能与中国协调经济政策。”文章还指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控制通胀的任务都由央行完成。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央行。但和美联储、欧洲央行及其它主要国家的央行行长不同，周小川的汇报对象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而前述行长则独立于政治领袖，他们因此可以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来抑制通胀。
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是能自由兑换，三是各国中央银行对该种货币的国际市场购买力之稳定性具有信心。人民币距离上述三点还很遥远。
何清涟分析指出，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权货币”，近期目标意在扩大中国在IMF中的话语权、投票权；中长期目标是让人民币在重构全球货币体系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周小川挑战美元地位，“实际是中共政府挑战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军事地位的小范围预演”。
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的解读
多年来人们发现，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同时，国内通胀的压力持续增大，已经出现了负利率的情况，这导致了人民币对内的贬值，出现了“外升内贬”的现象。中国百姓没有享受到货币升值带来的好处，如国际购买力提高，却尝尽了人民币贬值、通货膨胀、国内购买力下降的坏处。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外升内贬不是因为人民币的购买力“内外有别”，而是因为“内外有别”的政策限制了人民币的购买力，限制了民众的财富积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也必须升值；如果货币对内贬值，比如出现通胀，或利率过低、钱不值钱，那对外也应该贬值。钞票印得太多，货币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对外就会贬值。谁会要一堆越来越不值钱的纸张呢？如果对外不贬，就会引起硬通货的外逃。
外升内贬的存在，是由于对内对外存在两个价格体系。要保持两个体系，采用限制汇兑、汇率操控、进出口控制，就可以达到目的。当然，限制兑换就可以控制汇率，控制汇率也必须以限制兑换为前提，两者缺一不可。当限制兑换、外汇囤聚持续进行，滥发钞票就不可避免。滥印钞票是一定会出问题的，朝代终结时，人们看到最多的，就是货币贬值、钞票变成废纸。
谢田指出，外升内贬的结果，是百姓的财富被劫。解决的办法，是废除贸易和外汇市场的限制性政策。但这两个政策都是中共的利益所在，是控制经济的要诀，所以他们是不会放弃的。本来就迷信枪杆子出政权的当局，现在更是把军权紧紧抓到了自己信任的人、太子党的手里。他们会不惜动用专政的力量，来捍卫经济的特权。这一点，才是外升内贬现象难解的死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