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看中国
许多中国富人的巨额财财产来路不正，在设法将资金转移至境外方面，富人们颇具创意。《南德意志报》注意到这一现象。《每日镜报》指出，《明镜》周刊一名驻华记者遭粗暴对待的经历说明，虽然新一代领导人走上前台，当局对新闻人士的打压如昨。
过去十年里，以各种手段、经各种渠道从中国非法流入境外的资金达到惊人的3万亿美元;目前全球每两个黑色美元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周一(1月7日)一期的《南德意志报》指出，资金外流的原因多种多样：
“某些人只是想更好地保证钱能生钱，因为，谁若在中国的银行存款，从国家所有的银行那里通常只拿到低息。其他的投资手段少而又少。直到数年前，购买股票相当普遍，但在沪深两地的股市暴涨后，股价惨跌，迄今未能恢复。多数中国人目前投资房地产。在沿海大都市，每平米价格已达欧洲水平—早已出现泡沫。
“资金外逃者中的第二大群体是官员。纸面上，他们的薪水少得可怜，然而，许多官员早已成为贿金百万富翁。不管是要签署某个建筑项目，还是发给许可，中国的官员们常会得到‘红包’。这个装了钱的小小的红袋子通常是孩子们在春节时得到的。不过，对中国的官员们来说，每一天都是大年初一。”
《南德意志报》指出，中国制定有非常严格的外汇规定，对触犯相关规定者的处罚也相当严厉。但仍有越来越多的富人们想尽各种办法，把钱转移至境外：
“据每年公布一次中国富人排名榜的胡润财富杂志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几乎近一半中国富人考虑移居他国。许多富裕的中国人为自己的财富担忧，对本国法院没有信任，并且可能自己也曾贿赂过众多官员。
“金钱贵族们移居的国家需满足三个条件：不能同中国有引渡协定;必须能向后代提供良好的高等教育;必须能发给所谓的投资者签证。···中国的资金难民因此特别愿意移居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或新加坡。”
《南德意志报》的文章指出，为转移资金，同时又不受任何损失，富人们表现出了无穷的创造性：
“根据中国商人们特别喜用的一种手法，钱根本就无需出境。谁若想把在中国的存款转移至境外，就找一名扮演双重角色的银行理财顾问。支付一笔费用后，银行理财顾问就会在境外设一个账号，通常是在香港，因为，那里没有严格的反洗钱法。之后，想把钱转移至中国的另一名生意人就在这个账号上存入双方商定好数目的港元。而在中国的一个账号上，有意将资金转移至境外的那位中国商人则存上同样数量的一笔钱。这样，钱根本就未离开过中国，而两名生意人却都转移过了资金”。
驻华记者工作条件恶劣依旧
《明镜》周刊驻华记者灿德(Bernhard Zand)去年11月底在贵州进行关于5名少年尸体在一个垃圾箱内被发现事件时受到严重干扰和阻挠。《每日镜报》指出，灿德事件表明，作为经济强国的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外国记者的采访自由进行的干扰和限制已达到何种程度：
“他的经历是驻华外国记者过去数月里所经历的新闻自由受到大规模限制的又一个例子。上周，刚传出消息，《纽约时报》记者巴克利(Chris Buckley)的签证未获延长。此前，他曾批评性地报道了中共政府首脑温家宝家人坐拥巨额财产一事。在报道了中国监狱的强制劳工现象后，去年5月，半岛电视台驻华记者陈嘉韵(Melissa Chan)的签证被拒绝延长。德广联记者阿德尔哈德(Christine Adelhardt)也在一个工厂厂区内被扣，原因是，她计划报道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
“阿德尔哈德和另外25名德国媒介人士曾在一封公开信中，紧急呼吁默克尔总理在8月底访问中国大陆时提及驻华记者在中国面临越来越恶劣的工作条件。即使默克尔总理向中方提出了这一问题，显然，她的话未产生作用。正如灿德所写的那样，预定担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赞扬他的“新闻界朋友们”所从事的“工作”，听起来犹如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