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杀不是中共“一时失足”
6月4日，德国之声发表了特约记者泽林（Frank Sieren）的文章《从天安门到莱比锡》，对六四”血案作出了别出心裁的解释。该文引起了包括学运领袖王丹、吾尔开希，人权律师滕彪，“天安门母亲”等在内的各方人士的愤怒抗议。本文试图对这些愤怒和抗议作出解释，兼与泽林先生商榷。
(德国之声中文网)泽林先生的文章认为，"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并称"如果西方单方面夸大事实描述该事件，无助于任何人。这和中国政府对1989年的事件保持沉默一样的可耻"，呼吁"现实和公平的看待六四"。
让军队将坦克开上首都的广场和街道，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进行血腥屠杀，这是中共自己也从未否认过的清清楚楚的事实，包括德国之声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媒体，以及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李鹏、陈希同等人的回忆录，都留下了浩瀚的证据和记录。更何况天安门母亲、学运领袖和参与者作为历史见证人大都健在，25年来一直在为追究凶犯而奔走呼号。
人们呼吁公布真相，并非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反对中共掩盖历史、歪曲真相、淡化记忆。不可知论正是屠杀者想要达到的目的之一。这就是为什么，25年来，每到初夏时节，中国草木皆兵，大量异议人士被抓捕或软禁，媒体禁令不绝，互联网严防死守，连与此事件相关的隐语、联想都不准说出。中共还拥有越来越大的经济权力，令一些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时也自我审查。
在这种情况下，不在意痛失亲人还不许悼念的天安门母亲、追求民主却被迫流亡海外的有志之士、时时刻刻在谎言和恐惧中生活的中国民众遭遇的不公平，而为"六四"可能被西方媒体不准确报道为中共鸣冤叫屈，惹来愤怒和抗议当在情理之中。
尤为重要的是，25年来无数西方记者穷尽各种办法揭示真相的努力，为此遭遇种种刁难、阻止、骚扰、恐吓、殴打甚至监禁。可能存在的不准确报道，大部分正是中共封锁信息的结果。
令抗议者更不能接受的是，泽林先生一边宣称"可能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要求按照西方的"法制和公正理念"，"来区分一时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个案还是连环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连"，一边却以全知全能的姿态对这场历史事件作出结论说："确实：198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
这显然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无知。从"反右"、"文革"到"六四"，再到今天的"维稳"，中共的统治是一个系统性的延续，连习近平都强调前后三十年"决不能彼此割裂和对立"，不能互相否定。在这六十余年的统治中，人为灾害连绵不断，中共官方文件也显示数千万人死于非命。其中任何一场灾害都不是"一时的失足"，而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膨胀的必然结果，是中共对一切反对者都要赶尽杀绝的一贯做法，"六四"屠杀乃其中之一。沿用中共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思路，把"六四"定性为"“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也许用心良苦，但实在有些老套。
泽林先生引述前东德高官沙博夫斯基的回忆录，把邓小平、江泽民描述成为"一时的失足"而痛心疾首、痛改前非的形象。"沙博夫斯基后来回忆说，'（江泽民）那次承认领导的弱点令其大为吃惊"，"江泽民并未称呼示威者为反革命势力，而只称其为迷失的大学生"。还引述自称邓小平的好友、多次为中共“六四”屠杀辩解的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回忆说，"邓小平没有给施密特留下他会重蹈覆辙的印象。他最关心的是如何使中国重新回到对国际开放的道路上"。这显然不符合中共至今残酷打击异议人士的事实。
不仅歪曲中国历史，泽林先生还对德国统一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发表了独特的见解。无可否认的是，"六四"屠杀震惊世界，也让东德人民进一步看清共产党专制的实质。参与那场运动的中国学生和民众，为推动苏联、东欧巨变、结束全球冷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德国的和平统一主要归功于东德及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尤其是"江的语调对两德统一进程所产生的作用不可被低估"。我认为，这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抗争到底的东德人民极不公平。
作者：长平
没有纪念权利，谈何遗忘自由？
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关于六四的文章引发了一场讨论。中国时事评论人长平新发表了一篇文章予以回应。
（德国之声中文网）正如德国之声评论员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在评论"六四"纪念时引述的那样，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里写道："谁控制了历史，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今天，谁就控制了历史。"中共政权正在实践着这句名言。这也是我要和德国之声北京特约记者法兰克·泽林（Frank Sieren）讨论"六四"历史问题的原因。
作为对我的文章的回应，泽林先生发表了《以公平取代愤怒》。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中，他除了继续坚称"1989年是“新中国”历史的一次失足是不争的事实"之外，还对若干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作出了判断，例如：许多中国人想要忘记"六四"、消费比回忆对中国人更具有吸引力等等，留下了大量继续讨论的空间。
没有人可以逃避历史
一个德国作者说出"许多人想要忘记历史"这样的话，让我感到异常惊讶。我在德国访问过若干研究和处理历史问题的机构和个人，包括直属联邦议会的SED专制政权重估基金会（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 Diktatur)，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Stiftung 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und Zukunft），负责起诉昂纳克（Erich Honecker）、克伦茨（Egon Krenz）等东德领导人的前柏林市总检察长Christoph Schaefgen，西塔斯档案馆（STASI-Archiv）负责人Roland Jahn，以及身边的普通德国人，等等。访问中被反复提及的一个词是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反思历史），它让任何简单的逃避都变得不可能，也令人对德国人认真反思历史的态度肃然起敬。
中国人更熟悉的是从捷克流亡法国的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句："人类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他在小说中写下了在共产党专制下的捷克知识分子，与强制遗忘进行斗争的痛苦经历。从索尔仁尼琴到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为记忆而斗争的良知作家。
谎言来自于恐惧
我完全知道，在现实中国看不到这样的战斗场景。恰恰相反，你会看到很多人不愿意公开谈论"六四"和"文革"，说我们应该放下包袱朝前看。即便对现实强烈不满，很多人也不愿意反抗，因为反抗是徒劳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忍受和遗忘。了解历史的人应该知道，这种情况并非只出现在中国，前东德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样。从剧作家、异议人士到捷克总统的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将这样一个滑稽的画面定格在历史中：一个蔬菜店经理自愿地在商店橱窗上贴上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真的热衷于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这件事吗？不，在令人绝望的专制社会，谎言给他带来安全感。
德国之声北京特约记者法兰克·泽林（Frank Sieren）
假如去"文革"期间的中国，和现在的北韩进行调查，想必大多数人都会表示自己生活很幸福。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人和朝鲜人更喜欢专制，应该尊重他们"幸福的权利"？德国人对政府公开表达的不满，恐怕也比中国人多。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制度优于德国？
禁止的是纪念而不是遗忘
更何况，"许多中国人想要忘记'六四'"这种结论，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调查数据的支持。中共宣传部门也会对这种判断嗤之以鼻。我不止一次参加中共宣传会议，了解每到"六四"纪念日，他们都异常紧张，认为稍有疏忽就可能导致舆论决堤。中共的舆论控制一点不弱于前苏联时代的东欧国家。
人们当然有选择遗忘的权利。可是，正如我在社交媒体上的长期签名"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一样，权利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在一个没有纪念权利的国家，谈论遗忘的自由不仅奢侈，而且为虎作伥。在参与一个私宅纪念会都被拘捕、被判刑的政治环境中，"就像不能禁止人们纪念一样，也同样不能禁止人们遗忘"这种呼吁毫无现实根基，因此也就不像它想要显示的那样理性，而且很不人道。
作者：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