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编者注：本文作者财新总编胡舒立，和习王阵营关系密切】
导读：短期行政手段和刺激政策早已效力递减，出路在于改革，在于政府职能和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上周，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GDP增幅回落至6.9%，为25年来最低。政府官员强调，这一增幅符合“7%左右”的预期目标。然而，在过剩产能难去、金融风险积聚、企业利润率走低等背景下，这一信息依然透出阵阵寒意。
相较增速，经济结构更值得关注，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可持续发展。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对于中国经济完成两个转变（从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从规模扩张式发展转为质量效益型发展）的任务来说，政府转型其实是目前最大的短板。
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服务业占比在2013年首超第二产业后，继续攀升，2015年首次超过50%。服务业税收已占全部税收的54.8%。而在第二产业中，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产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长明显快于总体。这些变化固然可喜，却也不乏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很大程度上系传统制造业低迷所致，二三产业相背的价格走势也夸大了这一变化。更重要的是，经济粗放式发展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观，服务业的价值含量有待提高，高技术服务业尤其成色偏低。
众所周知，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和组织方式改进。30余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此。然而，从本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明显降低，这一趋势亟待扭转。而随着人均收入提高，经济将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中国正处于转型之中。最具发展潜力的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广泛分布于医疗、卫生、教育、科研、通信、金融、交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部门，其中不少部门因供给短缺而招致民怨沸腾。显然，政府的首要职责，便是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尊重服务业“以人为本”的特性，促进公开竞争，严格保护产权，公正司法，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具体而言，政府既须适时调整对服务业的规制政策，还须改善公共服务，这是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两大瓶颈。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例如，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营业税改增值税，改善了营商环境，服务业得以加快发展。中国政府还努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业态和新产业、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目前仍然存在大量行政保护、政商勾结以及利用市场垄断地位妨碍竞争的行为。盖因政府部门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激励机制扭曲。改善管制、提供公共服务更多被视为只有投入、鲜有回报的负担。二是信息扭曲。公共服务源自本地居民复杂多样的需求，具有很强的本地化、非标准化特征，而“长官意志”依然盛行。
为此，应该改善一般服务业管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需要赋予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外部监督和问责之权。显然，这需要推进全面改革。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离开法治昌明、人文灿烂，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就不可能竞相迸发，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也不可能充分涌流。依照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学说，市场上的行为和现象其实与它们所“嵌入”的非经济制度息息相关。
国际研究还表明，在低收入阶段，大众更接受物质文明价值观，它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维持秩序、强大国防等；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进入中高等收入水平后，大众的价值观就会从物质文明价值观逐渐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它强调的是公众对政府更大的话语权、言论自由、更多的工作话语权、更人性化的社会、美丽城市和乡村等。显然，现代政府应当顺应这种价值观的转换，使大众对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有更高的呼声和更多的发言权。公民和法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不应局限于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逐季走低，2016年仍可能需探底。眼下，刺激呼吁不绝于耳。在某些人士看来，改革“远水救不了近火”。固然，经济需要维持平稳适度的增长，改革也需要有利的环境，然而，正是这种机会主义态度导致改革迟迟未能取得重大突破，进而导致今日的被动局面。当前人民币汇率走势便反映了国际市场对改革迟缓的忧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实践已表明，短期行政手段和刺激政策，早已效力递减。出路在于改革，在于政府职能和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
应当说，中国现存的政府体制相当出色地履行了在工业化后期的职责，不过，如何应对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仍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经济要靠创新驱动维持中高速增长，必须由全面深化改革来作体制、机制保障。深入实现政府转型，适应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这应当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