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王程世清
68年江西出现了滥捕滥杀的“大屠杀”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才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5000人。有的自杀场面极为惨烈：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在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阿波罗网摘自《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撰文《军管年代——程世清在江西》
一
1967年7月下旬，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他于28日赶到北京，受领去安徽“三支两军”的新任务。其时，第十二军正驻守苏北地区担负海防任务。
在此前后，驻山东莱阳的第二十六军接到中央紧急通知，中央调该军政委程世清去解决江西问题，要他速来北京领命。
李德生一行下榻在京西宾馆。程世清来京后也安排住在这里。那些日子，“一辆辆满载着造反派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地转着，震天动地地叫喊着，‘打倒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凶首陈再道!’(当时陈再道同志在京西宾馆受到保护)，‘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后来又看到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团团包围。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被红卫兵‘兵临城下’，心里感到实在不是滋味……”(李德生《从十二军军管安徽的经历看文革大动乱》)
可以想见，此时，无论是李德生、程世清，还是日后接踵而来北京，领命去各省“三支两军”的野战军将领们，心中涌出一片迷茫的同时，也一定会升起一股天下板荡、疾风劲草的使命感。
1967年的夏天，历史给了程世清一个机会。
文革开始后，江西的造反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1967年1月26日，在“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头目万里浪、涂烈的策动和挑拨下，各造反派组织严重对立，武斗事件不断发生、不断升级。同年4月，在万里浪一伙策动下，数百人强行冲击江西省军区，抢走省军区党委会议记录本、军用地图和大批机密文件，14个军管单位的军代表被赶走。6月1日，造反派将受周恩来的委派来到江西“三支两军”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绑架，强行押到北京批斗。其后，当地武装部门以民兵训练的名义发枪给保卫当地党委政府的群众组织，引起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不满。6月29日凌晨起，万里浪一伙先后夺了工厂民兵的枪，夺了军分区哨兵的枪，夺了人武部的枪，夺了军区政治部的枪，夺了警卫团的枪……从此，全省各地夺枪不止，共有8.5万支枪、子弹1524万发被抢。当时的江西非常混乱，各类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弹药，省军区军队干部又深深地卷入到了江西地方两派争斗之中，局面基本已经失控，因此程世清可谓是“临危授命”。
1967年8月5日22时至次日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江西赴京四方代表。在这次接见中，程世清首次登场。
8月13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周恩来、陈伯达、肖华、姚文元等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了江西四方代表全体来京人员，共1300余人。接见时在坐的还有程世清、杨栋梁。接见时，周总理宣读并解释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一、江西省军区及部份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省军区司令员。
二、6011等部队将陆续进驻江西各地。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第二十六军6011师属于济南部队。据说，当时全国有十大值班师，所谓值班师的要求是，一旦发生危情乱象，一个星期之内，部队能够到达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个指定位置。作为北方甲种师，6011部队是其中之一，该师有18000兵员。)
三、中央决定由程世清、杨栋梁、陈昌奉(陈为长年驻南昌的独立师即6797部队师长，曾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不知是他写的，还是请笔杆子代劳的，他因《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一度在全国蜚声遐迩)、万里浪(“省大联筹”主任，江西省内最大的军用航空工业企业、原代号为“320”厂的洪都机械厂工人，“文革”前在江西省内是颇有名气的工人诗人)、刘瑞森、黄先(均是原江西省副省长)等人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组成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领导全省的“抓革命，促生产”。
随6011来江西的洛阳某军事院校的汝其，在抵达江西的当天及次日的日记里写道：
“沿途不断听到零星的枪声。红卫兵驾驶的吉普车在街上飞驰，车门两边，站着手执冲锋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
“虽然已经过了‘三伏’，但气候仍十分炎热。热得没有办法睡觉，晚上只得到办公楼顶上的平台上去露宿。我见平台中央没有人，就把席子往中央一铺。别人忙制止说，中央不能睡，太危险。前几天晚上飞来流弹，差一点把睡在中央的人打伤。我只得在靠墙边找一块空地铺下席子。屋顶上虽然凉快，但铺底下太热。过了半夜，热气才能散尽。”
“这里形势的严峻远远超过了我们来以前的想象。”
“我们到了一个笼罩着浓厚的战争气氛的城市。”
——(汝其《支左日记》《天涯》1999年第一期))
那些日子，南昌市千千万万人家的心境，似雷轰电闪骤降时的牲口厩，真是一片牛惊马嘶!私为万恶之源的毛泽东时代，谁家能有多少财产?即使如此，也想着坛坛罐罐、箱箱柜柜得多找几个地方分散。少数人家有关系的，便赶紧将老人、病人送去外地或乡下。这时，风闻6011部队开进江西制止武斗，谁不奔走相告，惊魂甫定?一时间，如大旱之望云霓，小人国里猛抬头见了伟丈夫，“程政委”之称，在公元1967年南昌市流行口语排行榜上肯定排名第一。而且，直到次年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多的江西人，仍保持着这一满是敬仰且亲切的口吻：程政委怎么说，怎么说。
程世清一到江西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8月23日，抚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这一事件以后被毛泽东、周恩来定性为“军事叛乱”。当时，程世清等人派26军76师部分部队组成“支左”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抚州，目的是收缴被抢去的枪支弹药。
谁知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拒绝“支左”部队进入抚州，竟指挥军分区部分军人和基干民兵武装伏击了“支左”部队，当场打死5人，打伤57人。
当时笔者因观点不同怕受迫害由金溪潜逃到南昌，8月25日在“支左”部队护送下回到抚州，对此事比较清楚。抚州参与伏击的3211群众组织大多是复员军人，还有的是脱下军装的现役军人，实力是很强的。“支左”部队进入抚州的温圳时受到了阻击。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队表现出来极大的克制，没有反击。用高音喇叭宣传，向两边开炮威吓，可3211看到炮打不准，就认为是造反派学生，因为野战军是不可能这样放炮的，所以造成了“支左”部队的伤亡。程世清请示周恩来后，又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的传单，抚州军分区的军人竟向飞机开火，居然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受到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还公开宣布他们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9个县，不经允许任何部队不准进入。
面对这样的局面，程世清没有以“武力”强行开进，而是专门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上的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当做“最高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向抚州地区宣传。抚州军分区政委王景义(网上资料误为“王玉义”，特提出，以免以讹传讹)在听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刻“反水”，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自己受骗了，在紧急关头坚决反对再向“支左”部队开枪。王景义站出来后，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的力量开始分崩离析。王景义的这个行动后来得到毛泽东的专门表扬。
程世清对对抗“支左”部队的群众组织没有报复，而且还注意了“一碗水端平”。从1967年9月开始，翻了身的“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要大举报复，从南昌去赣州串联的5个“造反派”头头，煽动赣州造反派抓捕了一批各单位的“保守派”(联络总站)头头游街，并竟然当场枪毙了一个厂的武装部长，声言还要枪毙一大批。如何处理这5个“造反派”头头，当时赣州“支左”部队有些畏难情绪，害怕背上打击“造反派”的“罪名”。程世清则毫不手软，他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指杀人的造反派头头)就像纸老虎，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我命令立即把那几个枪毙人的造反派头头拘留起来，不得有误。”程世清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得人心的。
从8月到10月的两个月内，江西“支左”部队在程世清领导下，收缴上来了5万多条枪，初步稳定住了江西的局势。
9月17日，毛泽东接见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时，对程世清领导的支左工作进行了表扬。不久，中央文革小组也发来贺电：“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五个省和一个市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传达江西问题时，说江西搞得很好，应该表扬。”
二
然而，程世清这样理智稳妥的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时间进入到1968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程世清已经在江西站稳了脚跟，开始以“阶级斗争”开路，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上演了一段极为恐怖的“大屠杀”。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会。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一个新的对敌斗争的高潮。
程世清，满面红光，熊腰虎背，在全省境内不辞鞍马劳顿，走到哪里，他那个带豫南口音的宏亮嗓门，便如一门榴弹炮似地，隆隆地响在那里：
“我们江西省的形势是空前的大好，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宣传，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出现了崭新的阶段……形势大好的又一标志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提高，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掀起群众性的大批判和‘三查’运动的新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一小撮走资派、特务、叛徒，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发动一个持久、主动进攻的人民战争。在我们江西，从档案里清查到的叛徒、特务有四千多，方志纯又拉进一批。国民党在江西，庐山是大本营，上饶是集中营，1949年南下又一批国民党渣子，都留在江西，很多机构是原封未动。医学院原是中正学院，从干部到讲师，70%是国民党留下的，院长就是国民党员。盐务局、航务局、港务局，都是原班人马。学校更复杂，在干部和教员中，有一批坏人，党政机关，省人委挖出五百多，省委也挖了一百多。南昌七中是美国民教育会学校，是训练特务的……”
在这一背景下，江西出现了滥捕滥杀的“大屠杀”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开展“三查”运动才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5000人。有的自杀场面极为惨烈：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在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汝其的《支左日记》里有如下记载——
1968年8月20日星期二
省革委三次全会结束以后，各地迅速行动，立即掀起“三查”运动的高潮，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被揪了出来，但也有不少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老杨负责统计每天各地报来的斗争对象自杀数字。他忧心忡忡拿着报表对我说，三次全会才个把星期，全省自杀人数已超过五千，不得了呀!我说，我们的报表每天都上报领导了，他们是清楚的。
在“三查”运动的高潮里，随着程政委一个个别出心裁的口号：“深挖细找二、三线的敌人”、“再刮‘三查’运动的十二级红台风”……变成《江西日报》上赫然的通栏标题——
总共二十一万人的万年县，一下子抓出8107个“阶级敌人”。“凡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毒刑，诬陷逼供，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卫生院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当时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万年县志》1982年版)
在瑞金——“目前，瑞金全县共揪出三查对象5319人，其中叛徒830人，占全县原老干部的80%左右，特务266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48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354人;现行反革命和反革命两面派94人，还破获了反革命组织49起，331人。全县先后还组织了三批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难点单位，揭盖子，攻碉堡。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形成了进攻的强大力量，真正做到狠批深挖，许多难案都得到了答案……”(1968年8月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刘云在地、市各单位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的报告)
1968年9月25日星期三
接待组向我报告一个重要情况。
瑞金县一个干部来反映：二十二日县里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广东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敌人很猖狂，他们要杀我们，我们怎么办?要拿出成绩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二十三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七个人。他说，这个杀戒一开，不得了。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对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几天之内，可能全部杀光。
我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保卫部领导。
1968年9月26日星期四
瑞金县今天继续来人反映该县搞“民办枪毙”，乱杀多人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之内，全县各公社、大队大约杀了一百二十多人。大多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暗杀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真是骇人听闻!
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吗?
1968年10月22日星期二
群众专政组组长庆贺一行三人，去瑞金县调查“民办枪毙”，乱杀人的问题，共去了10天，昨晚归来。
他说，瑞金县各公社九月二十三日起至十月七日，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有40多人是地富子弟，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四类分子。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
九月二十三日，杀34人;二十四日，杀90人;二十四日晚，县革委会徐主任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召集各公社干部开会，叫坚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又连续杀了三天。二十五日杀15人，二十六日杀16人，二十七日杀19人。到二十八日才基本刹住车。
瑞金县这次搞“民办枪毙”的，共有八个公社一个镇。其中杀得最多的是律阳公社，共杀了89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一半。这个公社从解放到现在才枪毙34人。这次杀人相当于过去的两倍半还要多。
——(汝其《支左日记》)
所谓“民办枪毙”，就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拿出成绩来向国庆节献礼。
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杀戒一开，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如此一来，瑞金县各公社仅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杀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根据可靠统计，受“民办枪毙”的波及，仅兴国县就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
直到此时，程世清感到局面有些不好收拾了，才下命令禁止乱杀人。程世清对江西“三查”运动中的恐怖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让我们这样看到，从而一定会引起后人深深玩味的是——
“文革”中，越是瑞金、兴国、于都这样的昔日“苏区”，杀人的事件越是蔓延难止，越是暴戾成风，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走火入魔，民间性的血色狂欢。在赣南的许多地方，恍如回到上世纪30年代红军被迫北上，国民党打回中央苏区的日子，不同的只是那时被称为“白色恐怖”，而现在的恐怖，则是“红色”的。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9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4102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17.1万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万多人。(《当代江西简史》)
江西开展“三查”运动的影响，还波及到了国外。1968年9月7日下午，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给外交部去电：驻在江西的水电部×工程局派有一个工程队帮助刚果(布)建设一水电站。最近，这个工程队不少人(大部分是技术人员，也有工人)到大使馆反映，国内亲属来信说他们被群众揭发有严重问题，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已没有资格援外，要他们自动申请回国，接受群众审查，否则从严处理。中国驻刚果(布)使馆人员说，刚果(布)与刚果(金)(即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只相隔一条刚果河，游泳就可以过去。而刚果(金)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问题处理不好，当事人随时可能游过刚果河，到东部的刚果(金)申请避难。外交部把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指示，由江西省革委立即派人调查处理。后将该工程局革委会的全体成员集中到南昌办学习班，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再来说一说“一打三反”。“一打三反”按中央文件的原意，是“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可“贪污盗窃”和“铺张浪费”本与百姓风马牛不相及，而在一个全部商业活动几乎都被政府垄断了的国度，民间的“投机倒把”活动，撑死了，也不过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就全国来说，“三反”并未成一个运动，“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
这“一打”与前些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明显不同，“一打”的打击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虽不是“文革”的产物，自从建国后疾风骤雨般清算“历史反革命”开始，以现实言论、思想治罪的“现行反革命”就对应而生了。但就规模与力度而言，这是建国后最大的一次，也是最严厉的一次。遇罗克，就是在个运动里陷入囹圄的，他的“罪状”是：“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书写十几万字的反动文章，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江西，总算在当年的报纸上留有踪迹的几件案子是——
吴晓飞，1949年生。“文革”爆发时，刚从福州市第五中学转学到南昌市第一中学。1968年5月6日，因其父吴亚雄(原南昌铁路局局长)被揪斗抄家，牵连抄出吴晓飞的两篇文稿。一篇是1966年10月开始写作的《论文化大革命》，称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又说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另一篇是写于1968年初的论述刘少奇一生功过是非的文稿，全面驳斥毛泽东强加给刘少奇的各项罪名，认为这一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两篇文稿迅速上报到程世清处，被其定为“全省特大的、罕见的反革命案”。5月7日下午，吴晓飞被捕入狱，连夜进行刑讯逼供。又将其全家拘捕审查，并牵连其亲友20余人，试图挖出一个“反革命集团”。其父在逼供中被折磨致死。
1970年2月27日，吴晓飞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处决。1980年，获得平反昭雪。
赣南医学专科学校教师陈耀庭、谢聚璋(女)，是一对年轻的夫妇。自1966年10月至1967年12月，两人书写和投寄了10万多字的文章和信件，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表示强烈不满，指出已给和将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并为刘少奇等从中央到地方遭到迫害的一批党政军领导人鸣不平。夫妇俩先后于1967年12月和次年2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3月，陈耀庭被执行枪决。谢聚璋被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71年7月死于劳改农场。
1980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作出为他们平反昭雪的决定，并授予夫妇俩“革命烈士”称号。
再一个是李九莲，1966年的高三学生，原赣州三中红卫兵“卫东彪战斗团”副团长。家庭出身工人，“文革”前任校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部长。
1969年2月以后，已经摘下红卫兵袖章，分配在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的李九莲，在日记里写道——可恨乎?宫廷里指鹿为马，无人敢言，是宗派分裂。还是阶级分裂?百姓难断是非，何必跟着瞎跑呢?真是欲加罪名，何患无辞!
抓阶级斗争有什么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罢了。“一抓就灵”，有的时候也会失灵。比如下乡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吧，是根本错误，抓学生中的右派，原来不是取消了吗?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乃至青年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少了呢?还是多了?我看是多了，把政治那一套都看透了。
残冬的太阳余光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能持久的。尽管是这样，即使穿着棉袄还在发抖的人们，仍不得不赞叹——在人群中说：“啊，多么伟大，多温暖的太阳啊!”为的是……只有那些还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能大胆地说：“它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她还在给男友的第一封信里这样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终的估计……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男友的名字叫曾昭银，当时是驻福建的解放军某部队的战士。原来也是赣州市三中高三的学生，《卫东彪战斗团》的副团长。此时，他接到李九莲的来信，距他从赣州参军已经整整一年。他很快将信交给了部队政治部。部队政治部又即转给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处理。
1969年5月1日，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查抄了位于赣州市陈家巷七号的李九莲家。
在她房里，抄出同年元月至4月14日写的三十余篇日记。保卫部认定李九莲写给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为反动匿名信，搜缴的李九莲日记是反动日记，于同年5月1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其正式拘留审查。1970年元月，赣州地委常委会，依据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审查结论和赣州冶金机械厂党委、群众意见，讨论研究了两次，拟定对李九莲教育释放。
分工主管政法工作的地区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也是“支左”部队的一名副师长，不同意此意见，即去南昌，直接将李案材料面呈程世清。程世清听完汇报，匆匆翻了几页案卷后即说：“这不是坦白交代，这是向我们示威!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地反林副主席，在全国还是少有的!”程当即批示：“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副师长回到赣州，在地区“工代会”上传达程世清的指示后说：“李九莲犯的罪，都够杀头了，有人还说放了她!”
程世清干预的结果，迫使地委常委会决议被推翻。在拘押李九莲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拟就了判决书，称“其手段恶劣，罪恶严重，本应重判。但认罪态度尚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依法判处罪犯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程世清的定性和干预，多少“先承旨意”：李九莲的遭际，不过是日后造反派、红卫兵命运惊天逆转的前兆。当然，也标志了其中的一切怀疑和叩问者，与他们早先雀跃投入的“文革”的彻底决裂。
遇罗克、吴晓飞、李九莲，都是“思想犯”，或者干脆说是“良知犯”。倘若说有所区别，遇罗克还有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印在公开卖的小报上，一时洛阳纸贵，满国传抄;吴晓飞既然写好了两篇“反动”文字，早晚可能投寄出去，或张贴去大街上;但李九莲案发时，只是将自己不合时宜的某些想法，写在了日记和给男友的信件中。
李九莲一案表明——在1966年炙手可热的“红八月”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盛极一时，你的出身可以决定你的命运。可到了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则不管你血统如何，只要你有被当局视为异端的思想，就可以治你的罪，杀你的头，而且，一切经过堂而皇之的法律程序。按照古人的说法，这便是“诛心”，哪怕是藏在灵魂最深处的东西，哪怕仅仅是亲友间的悄然私语，都得一网打尽，无所逭逃。
1977年，始终不承认罪错、并以绝食相抗争的李九莲，经两次加刑后，终被认定十恶不赦，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与她同时被处以极刑的，还有因同情、支持她，并怀疑那个十月胜利的小学教师钟海源。
如果说程世清仅仅是个善于破坏旧秩序、旧世界的革命者，那显然是不全面的。他还是个对建立新秩序、建设新世界充满激情与创意的人。
在新秩序的建立上，程世清最出色的举措，就是将江西整成了一个兵营，军队的建制在赣鄱大地上全面铺开，无论是学校、机关，还是工厂、农村，几乎统统编成了团、营、连、排、班。在乡下，一个公社就是团部，大队就是营部。在中学，各个年级是营，班级则为连。一篇《关于江西拖拉机厂四车间试行军事编制的情况调查》称：“将车间380余人，编成三个连。班是连队的最小单位，每班10-12个人。党支部建在连上，排上有党小组，每班逐步都有党员。经过半个多月的实践，证明军事编制完全适用于工厂企业，对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效果很好。”(1968年9月18日《江西日报》)
各单位里能侥幸逃脱这一建制的，大概唯有厕所了。连劳改农场都笼进去了，将大批中学生送进去后，成立了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下属二十几个团，一团是赛湖农场，二团是芙蓉农场，四团是珠湖农场，八团是恒湖农场……在整个不沿边的中国中部地区，只有江西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
在“备战备荒”的旗号下，城市各方面大规模地搬迁——
南昌大部分工厂搬去远郊山区的湾里、石岗，程世清宣称要在此建立南昌的“卫星城”。这两个山窝子里，既没有生活配套设施，又都离城里三四十公里，几万人上下班，就靠挤刚开出的十几辆公共汽车，好几次挤死过人。开始用毛竹、泥巴、油毛毡建干打垒，有俩口子新婚住进去，顶棚未干，一下垮下来，压死在里面。机器一转，就算开工了，拉起人马，敲锣打鼓向省革委、市革委送喜报：“XX厂投产成功!”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几张喜报，城里总有过节似的热闹。
全省13所大专院校被砍掉8所，另5所被迁到边远山区。如江西师范学院和江西大学文科、江西教育学院合并，改名为井冈山大学，搬迁到井冈山脚下的拿山。江西医学院和江西中医学院合并，改名为江西医科大学，下迁到吉安县的青原山。中学也迁，南昌二中迁市郊梅岭，八中迁永修县马回岭，师院附中迁靖安县，十四中迁奉新县罗坊……除了教学设备、图书、仪器等由汽车运输，十几岁的孩子们统统徒步而去，“忠不忠，铁脚板下看行动”，“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一路上毛主席语录歌唱得震天价响。
自1968年8月起，四个月里，全省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生，到农村落户的已有98610人，同时有87所中学由城市迁往农村，计有学生35240人，还有5000余名大学生下乡当普通农民。加上随父母下放的知识青年，总数达20余万人。(1968年12月24日《江西日报》)
城市居民也下放，每天都有几百辆从各厂矿机关调集来的大卡车出发，主要下放地是奉新、靖安两县。虽然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但下放人员中鲜有在城里吃闲饭的，多数人是合作商店的从业人员，个体商贩，以及手工业者。程世清把合作商店和个体商贩一律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在一次商业工作会议上，他重拳一砸，喊出“打倒商人主义!”仅1968年里，南昌市就取消了400多个商业网点，下放291名有影响的工商业者。他宣布，江西是全国第一个“消灭了资本家”的省份。
程世清说过一句在江西几乎妇孺皆知的话：“江西决不做上海的殖民地。”
于是，手表厂、缝纫机厂、自行车厂、保温瓶厂……纷纷上马。在所有的工业产品中，他最青睐的是汽车和拖拉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69年底，他一声令下，全省各地同时展开生产1万辆汽车和10万台拖拉机的“大会战”。各地市专门成立汽车制造领导小组，由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程世清亲自以井冈山的五大哨口命名了新成立的汽车制造厂：“黄洋界”，“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八面山”。何止这五家汽车厂，先后有15个汽车主机厂、306个配件厂、152个拖拉机总装厂、102个动力厂“参战”，其规模之大，战线之长，参加的人数之多，在江西的历史上，也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可能除了搞“两弹一星”，空前绝后。
将军走到哪儿，都是战场，将军出口即是命令。程世清在全省农村强制推行“早、小、密、矮”四字规章，提出早稻播种越早越好，苗越小越好，插秧每亩要3万株以上，并一律要种矮杆品种。千百年来“鸡鸣早看天”，现在全省农民都看程政委的脸下地，他说：“种矮杆路线对，减了产不批评;种高杆路线错，增了产也不表扬。”
将军见什么，什么都是可以裁决成块的兵营。1969年冬，程世清提出“一化带七化”，即“思想革命化带动社队公路化、耕地田园化、灌溉水利化、良种矮杆化、养猪糖化饲料化、运输车子化、路边村旁绿化”。不久，又指示“新农村基本建设模式”——“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靠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边上”。在将军的一双疾扬不止的大手下，江西的山山水水像面团一样被搓揉，被挤压，即便是鄱阳湖上饱经风浪的老麻雀，也会心力交瘁……
看着脚下一个个战役，如同新春的爆竹一样砰砰然炸开，他大约有一种“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感觉。程世清的膨胀感，给1969年10月间先后下到江西的邓小平、陈云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毛的《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只是一笔带过：“父母亲到步校后不久，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来看了他们。对邓小平，程世清倒没有当面严声厉色地训斥，而是大谈‘文革’后江西‘飞跃的变化’及他在江西的‘政绩’……”
陈云的秘书在回忆录里，则有较详细的描绘——
当天下午4点多钟，招待所的一个工作人员急急忙忙来通知说，省委书记程世清来招待所看陈云。话音刚落，程世清就到了。我们对于程世清这种事先不打招呼，突然来访的作法，心里有些不快。看到他要和陈云说话，我们就离开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程世清走了。
第二天上午，陈云在院内散步时对我们说：昨天程世清来批评了我，他说我过去管经济没有管好，发展太慢。他说江西准备年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把国家现在每年进口的100亿斤粮食包下来(即国家不进口，由江西每年多向国家上缴100亿斤粮食)。我问他江西有那么多钢板吗?如果江西每年多向国家上缴100亿斤粮食，剩下的粮食还够江西老百姓吃的吗?他说江西有办法解决。我没有问他用什么办法解决，因为我知道这是根本做不到的。真是军管经济，胆子好大啊!以后的事实，果然验证了陈云同志的话。(肖华光《记“文革”中陈云同志在江西的日子》)
整整过了十年，陈云对程世清的一番话仍记忆犹新。
1979年3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陈云谈到当前的经济形势时说：
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程世清，全国那时搞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交十五亿斤粮食。那时，全国每年进口粮食一百零七亿斤，江西全年只产一百九十七亿斤稻谷，折合一百三十三亿斤大米。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老百姓只剩下九十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调整国民经济，坚持按比例发展》)
“军管经济”，或者说“将军们管经济”，在江西，使国民经济受到极其严重地震荡与破坏。
以工厂大规模搬迁而言，仅南昌市轻化行业就拆迁114个工厂，拆掉厂房60万平方米和不少生产线。搬去了湾里、石岗的，虽然投产捷报频传，实际上却没有一家厂具备了开工的条件，只充分具备了工伤与其他意外伤害频频发生的条件，以至于几年后许多厂子又不得不迁回城里。据有关部门计算，全省因搬迁工厂这一瞎折腾，造成直接损失3.2亿元，白白耗去钢材万吨。
以汽车、拖拉机的“大会战”为例，几百家工厂互相争设备、争投资、争人员、争材料，本来就较弱小的地方机械工业的布局与结构完全被打乱。据统计，历时三年的“大会战”，浪费国家资金亿元，钢材2.9万吨。仅制造的“安源—70”型拖拉机零部件积压，损失即达649万元，1200台半成品成了一堆废铁，专用设备也基本报废。“起宏图”——这种走起来“突突突”乱叫、还一路冒黑烟的车子，由原来的板车工人开着，更造成了大量的交通事故，成为当时全国没有、江西独有的一大街头风景。
在农业和农村建设上，所谓“一化带七化”、“八字头上一口塘”……这些喧嚣一时的话语尘土，也未能在江西的大地上开花结果。相反，放眼望去，许多地方是劳民伤财的后遗症，一片民不聊生的常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