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庐奇秀甲天下，人间之仙境，避暑之福地。
可是前三十年的庐山真不是一块福地，却是一个政治大戏台。
1959年7至8月，中共中央在此会议，史称第一次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遭贬，由此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噩运连绵，直至咽气的那一刻；“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响起，极大地加剧了已经开始了的大饥荒，几千万人饿死。
想我堂堂大中华，向以地广物博，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敢，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在那连续三、四年间自己都养不活自己，找点吃的都成为全民最困难、最要紧的事。朱门虽然尚有许许酒肉，但也已经远远不是多得能发臭的程度了。悲惨啊！
1970年8月至9月，中共中央又在此会议，史称第三次庐山会议，陈伯达遭囚，林彪遭斥，直接引发了一年后的“九一三事件”，在全世界面前宣布的亲密战友、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竟然抛尸异国荒漠。荒唐啊！
说起“戏”，从小到大最喜欢看的还是《失空斩》。其实这是三个情节连续的折子戏《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的合称。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的第一次庐山会议也好比是一出折子戏。
史学界一般将其分为前后两期，以7月23日毛泽东的大会讲话为界，前期为“神仙会”，后期为“反右倾”。
也有人将这45天的长会分为三个折子，每一个折子各占15天。
第一个折子：从7月2日会议开始—7月14彭德怀的信发出，7月16日毛泽东印发彭德怀的信。史学界有人特别强调这一阶段为“真正的神仙会”。
第二个折子：从7月16日至8月1日，又分上半折与下半折。7月23日前为上半折，左右开始遭遇战，矛盾犬牙交错；“723”毛泽东圣旨下，万箭齐发，将一个好端端的彭元帅射得就像一只刺猬似的。
第三个折子：从8月2日至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发出号召“对事也要对人”，众毛左倾巢而出，深挖猛追，大肆整人，庐山风声鹤唳，一片肃杀气氛。最终对“彭黄张周”作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结论，对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号召。
三折子也好，两折子也好，戏码儿至今无人写。
本文旨在说说这出戏，侧重于第三个折子戏。
一、彭德怀的“万言书”真没有什么好批的
1959年8月1日前，庐山开的是中央工作会议；8月2日后，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继续在庐山召开。
会议的焦点人物依然是“彭黄张周”，但会议的“焦点”问题却不再是彭德怀的“万言书”。
彭德怀的“万言书”真没有什么好批的！
说是“万言书”，却只有3400多字，其内容、范围、深度都远远比不上东北局一个中层干部李云仲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两万多字的信。
后人歌颂彭元帅的“万言书”是“秉烛直书”、“直抒胸臆”，其实这仅仅只是大而化之的美誉。
严格讲来，彭元帅的“万言书”并不直书，粗中有细的彭元帅在写信之时就有着许多的考虑。他考虑到自己与毛泽东在历史上一向有误会与过节；考虑到建国后两人的私人关系一向不融洽；考虑到近几年来毛对他更是不时假以颜色，“有理三扁担，无理三扁担”，阴阳怪气、蛮不讲理；更是考虑到大跃进正是毛泽东亲自抓的，“三面红旗”正是毛泽东自以为是的得意之笔，所以说，彭元帅写信时也有“投鼠忌器”的心理负担。他本来也只是想与毛泽东当面谈谈心，反映点问题，却不料机缘不凑巧，想见见不到，这才写了这封信。
他是不得不写的。会议前的农村视察，目睹了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悲惨情景，他的心情无法平静。
有一件事曾被很多人都提到，但是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不断重复地被提起。
七个月前的1958年12月22日早晨，彭德怀在平江县作调查访问时，有两位老人到住所来见彭德怀，其中一位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暗中悄悄地递给了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纸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首诗：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钢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这是一首打油诗，却有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彭元帅展示一读，心中无限凄惶。他小心翼翼地将纸条夹在笔记本里，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耳闻目睹了无数的饥荒景象再加上这首诗，彭元帅的一腔热血沸腾得不能自止，他决心到庐山上来“为人民鼓咙胡”了。“万言书”就是这样的背景与心情下写出来的，是饥荒中的乡亲们请他写的，是他答应了乡亲们要写的，他不能说话不算数！
虽然彭元帅的心中被老百姓的困苦搞得激荡无比，但是开篇也仍然是首先肯定三面红旗的“伟大成绩”，然后再说具体的错误。对于缺点与错误，他也是只挑主要的，次要的能不说的尽量不说，能说小的尽量说小，能淡写的尽量轻描，也没有作多少原因分析，更没有任何的“上纲上线”。
所以，这份“万言书”从内容到情绪都是一封中规中矩、平平常常的信。它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在中共高层中彭元帅是唯一敢提意见的人。
即使当时站在“左”的立场上，持“忠毛”、“维毛”的态度，但凡心中尚存一许良知，其实对“万言书”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的。其中所谓“错误”全都是“正确”的代名词，其中所谓的对“三面红旗”的恶毒攻击全都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在向党的主席按正常程序发表的正确意见。
俗话说“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来”。但毛是另类，他不仅盯上了这只“无缝之蛋”，还硬要从这只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而毛泽东确实也具有这方面的特殊本领，从井冈山时期起他就是党内上纲上线的老祖宗[注1]。他挖空心思去寻找，发动众拥趸们：柯庆施、康生、罗瑞卿、李井泉、王任重、陈正人、张仲良、曾希圣、吴芝圃——几十个极左分子，几十个构造不一样的脑袋，几十双眼睛，几十只鼻子去找，其实是什么“骨头”也没找到。但是毛泽东说他找到了，居然还说找到了17条[注2]。
但常常被说起的也就两条：
一条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儿并不是彭元帅这样的大老粗所发明的，而是毛泽东批评别人时的用词。彭德怀不过是拾毛之牙慧批评党内存在的问题。很难说就是专门针对毛，也很难说没有针对毛。
俗话说，谁的头上有蚤子，就是说的谁。
另一条是所谓的“有失有得”。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谈到大跃进的成绩与错误也就是“得失”时，故意将“失”放在“得”的前面了。毛由此“逻辑推理”得出彭元帅“居心叵测”的结论。
这叫什么“逻辑”啊？历史上所有“文字狱”都是独裁者的捕风捉影。自欺、欺人、诛心为一切“文字狱”的固有属性。
即使这两条是能够打出油的芝麻，毕竟也只有两粒。所以当年在庐山上，与会者们对彭德怀的这两点渐渐地兴趣不大了，开始转入追查彭黄张周的组织联系，构陷“军事俱乐部”的罪证。
就此同时，“斯大林晚年问题”突然浮出水面，立刻成为全会新的热点、亮点与焦点。
(二)“斯大林晚年问题”与田家英的“三句话”
什么叫“斯大林晚年问题”？就是庐山会议上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们的伟大领袖是不是到了“斯大林晚年”了。其中的内涵很丰富：包括多疑，变态、专制、独裁——
后来查明所谓的“斯大林晚年问题”是周小舟说的。但同样内容的话，彭德怀可能说过，张闻天可能也说过。搅到后来，连当事者们自己也可能搞不清究竟是自己听说的还是自己先说的。总而言之，一棍子打下去，这几个人全都跑不了。
就在追查“斯大林晚年问题”的收官阶段忽地又引爆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所说的“三句话”，其潜在威力就好比是扔在广岛的原子弹，差点儿就将田家英与整个庐山都炸了。
田家英说有朝一日如果离开中南海，他要对毛说三句话：
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
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
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注3]
这三句话确实很厉害，对毛泽东的形象与威信有着颠覆性的作用。尤其是将田家英的大秘书身份与这三句话的内涵联系起来，可比“斯大林晚年问题”厉害多了。
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问题，田家英的“三句话”并不准确。
比如“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这一句，已经将天下治理得一塌糊涂，还谈什么“能治天下”呢？应该是“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
再如“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后来的发展远不是“有人议论”的问题，而是尸骨未寒，接班人却抓了未亡人。
再如“别人很难进言”也不准确，而是别人根本不能进言。
尽管如此，田家英的“三句话”仍然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少数的优秀分子对毛泽东的认识及批判的最高程度。
细致阅读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以及逄先知等的回忆，田家英对毛泽东的背后议论还远远不止这三句话，此外还有：
1、毛泽东“任性”；
2、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
3、毛泽东“喜欢让人写检讨”；
4、毛泽东时有“凭空捏造”之举：
田家英在谈到毛泽东有凭空捏造这一习惯与特点时，还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例作佐证：“反右派前，(毛泽东)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有次主公同民主人士谈话中，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鸣放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自己从未反对过鸣放’”。
5、田“反感江青及毛周围服务人员的情况”。
6、田认为毛“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
7、早在1958年时，田家英还与李锐说过一副对联：
隐身免留千载笑，
成书还待十年闲。[注4]
言下之意，毛泽东早就该主动交出权力，退出政治舞台，去专门从事理论著述，总结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为好。
这副对联又比“三句话”更厉害。但是，由于李锐没有与周小舟或其它人谈起这副对联，因而也就没有暴露。
8、田曾说：“如果可以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来搞。”这是大约在50年代末田家英对胡绳说过的一句话。[注5]
9、田“我对主席有知遇之感，但是照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要分手。”虽然这是在1963年后田家英经常对逄先知说的一句话，笔者将此一并收集在这里。[注6]
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田家英对毛泽东的反感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对大跃进运动的看法，也包括对反右派运动的看法。这些看法都很尖锐，很厉害。超过庐山会议上的“俱乐部”与“秀才们”的所有言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这些议论都是田家英日积月累的真实感受。田与毛朝夕相处，对毛观察细致，体念深刻。但是他对毛泽东的崇拜越来越少，批评越来越多，整体认识正从正面向负面的演变之中。他也将他看得越来越透，越来越扁。物不平则鸣，无处可鸣，只好与知心老朋友背后议论而已。
“无所适从，很难侍候”是出自心底的呐喊！
作为一个部下，对顶头上司有这样尖锐的看法且已经成为“成见”，那么与上司的关系怎么能处得好呢？即使是忍气吞声长期忍耐了，但终也会有一天忍耐不下去的那一天；即使是一时半时没有暴露，也终有暴露的那一天。
一旦忍耐不下去，一旦暴露，必然是惨剧。
因此有人认为田家英的“悲剧”是自己造成的，作为一个秘书，他太不安分守己了，太不守规矩了，太犯上了。
毛泽东的文字秘书大多没有什么好下场，有人说只有一个叫徐业夫的似乎是例外。其实这也是很难结论的。徐是74年病死的，仅活了58岁。徐虽然“伴君如伴虎”，却恪守了“疏不间亲”的古训。据传曾被毛誉为“诸葛一生帷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元帅都对这位小徐秘书感佩不已。叶说：“只有总理和小徐读懂了主席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些人都不行。”
徐业夫的年纪比田家英大，个头儿也比田矮小，职务也比田低，但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徐在处理高层关系时确实也比田家英老成持重。
但问题是：
1、徐业夫始终只是一位接接电话、打打电话、抄抄写写的秘书，而田家英则不是。
长期以来，每当毛泽东的农村政策需要调整时就派田下乡调查研究，除了提供第一手材料外同时还提供观点与建议。田家英频繁参与国是，事实上早就成了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不可或缺的主要助手。
田家英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也自我赋予了一种责任：他是能够对党国大事发表意见的；他也是应该对党国大事发表意见的。隐瞒实情、隐瞒观点，既不符合他的性格，也不符合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座右铭。
田家英似乎至死也没有能彻底看透彻，他归根结底仍然只是一个秘书。
毛需要他发表意见时他才能发表意见；毛不需要他发表意见时，他不仅不能发表意见，甚至最好连意见也不要有；
毛需要他发表的是支持自己或接近自己的意见，需要他提供的是支持自己意见的证据，而绝不是“唱反调”的意见与证据；
即使毛能容忍田发表一点不同意见，那也是绝不能超过自己底线的。
但是，谁也把握不住毛的底线在哪里，因为毛的底线是不断变化的。
比如说：从1958年下半年出现“农村公共食堂”后，公共食堂立刻就被毛誉之为共产主义的萌芽，谁要是反对公共食堂谁就是反革命。安徽省委的张恺帆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就被毛泽东直接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革命。“公共食堂”这个底线1961年年中才被突破，而且是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
又如，人民公社是1958年七、八月份才出现的，立刻就被毛泽东誉之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不仅有“农林牧副渔”，而且还有“工农商学兵”；是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金桥。于是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的这个特点就成为毛泽东的底线。直至1961年的“六十条”出来后这个底线才被突破，改为“生产队”所有制，而这时的“生产队”其实是生产大队；又半年后，这个底线又被二次突破，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时的“队”才是“生产小队”。
正当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想再作第三次突破，改为“包产到户”时，毛泽东就死活不答应了。终毛之世，这个底线始终没有被突破。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即使是更为原则的“群众路线”与“党的领导”，也并不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底线。
例如群众路线。田家英向他反映包产到户是群众的普遍要求，毛泽东就说：群众的意见是要听的，但这样的要求不能听。
又如“党的领导”，毛泽东曾将党的领导誉之为“三大法宝”，毛泽东还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党的领导”在哪里呢？只剩下他自己及他的老婆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
所以说，没有人能预测到毛的底线究竟在哪里？有时他表现得有几分与时俱进，有时却又逆时而动。全凭他的心血来潮及政治需要。
2、作为秘书，徐业夫与田家英都有一个共同的“天”，那就是毛泽东。一旦毛泽东不信任他们了，那就是“天”塌了。
但是徐业夫只有这一个“天”，而田家英的心中还有一个“天”，那就是天下老百姓。
徐业夫虽然只有一个“天”，日子也并不好过。我们就不知道徐同志的工作多么忍辱负重？不知道他遭过多少白眼？也不知道他受过江青的多少辱骂？更不知道他为什么58岁就病死了？
田家英的心中有两个“天”，而且在田的心目中，老百姓这个“天”更大更重要，为了缺衣少食，灾难深重的老百姓的利益，田家英不惜一再冒犯毛泽东这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