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有民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游行，支持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颁布对鲁西迪的追杀令。
英国印度裔作家鲁西迪（Salman Rushdie）在纽约一个文学节讲座，被一名恐怖分子上台持刀袭击重伤，成为自安倍遇刺后另一国际触目的遇刺事件。
鲁西迪曾经以为，伊朗对他下达的全球追杀令已经三十年。他匿居长达十年，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伊朗极端政权的仇恨，但显然失算。
伊朗方面，也对鲁西迪之遇袭，发出战狼式的欢呼。伊朗国内一份总编辑由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委任的报纸Kayhan发表社论：攻击邪恶的异教徒鲁西迪，我们对那个勇敢而有责任感的英雄，发出一千次欢呼。
虽然，伊朗政府对此并无正式的官方反应。
2019年，哈梅内伊曾在推特宣布：“对鲁西迪的追杀令，是坚实而不可彻回的。”（Solid and irrevocable）。伊朗的媒体也不断警告：“复仇之战”，迟早有一日会命中目标。
但是，伊朗国内也有极端的反美势力声称，鲁西迪的遇袭是阴谋，是伊朗的敌人实施的苦肉计。
伊朗核计划的一名顾问马兰迪，在社交媒体声称：“虽然我不会对鲁西迪流半滴同情之泪，但在我国重启核谈判的时候，为何有此巧合事件？为什么鲁西迪被刺之际，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均被传出有人悬赏暗杀的新闻？”
这类战狼式的仇恨言论，与如间谍小说的阴谋论解读，你是否觉得很面善？
在极权国家，仇恨的记忆很长，特别是独裁者。极权统治者需要很好的记忆，或者他们天生就有，将仇恨铭烙在脑海，成为武器，必要时由记忆的储藏库中，将仇恨的枪支，发给其统治的民众。
但相反，极权统治的国家的人民，对于许多事情的记忆力却很短。记忆成为一种政治武器：极权统治者需要不相称地拥有此一武器，或对记忆垄断。
导致鲁西迪被追杀的“撒旦诗篇”。
或许伊朗下一代的年轻人也忘记了鲁西迪其人，但哈梅内伊2019年在推特的宣告，很婉转地唤醒此一记忆。伊朗由政府控制的传媒，当然也决定了什么事情应该长期记住，什么不应该。
我没有去过伊朗，不知道伊朗的中小学教科书如何编写。伊朗对西方文明的仇恨，会不会由三千年前希腊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帝国，那一场著名的战争因希腊取得胜利，而会被今日伊朗的极权政府用来向下一代灌输：“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三千年前帝国主义祖宗希腊，就曾经对伟大的波斯人民侵略，造成了伊朗最早的国耻，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对伊朗犯罪的最早证据，虽然那时的波斯帝国与今日的伊斯兰文化完全无关。
记忆是非常凌厉的武器，只准我拥有，不准你分享。奇怪的是，鲁西迪身为知识分子，理应清楚记得三十年前的全球追杀令，他也应该知道此一命令偶然在推特还会被提起。
而推特竟然一度容许哈梅内伊拥有账户，而且在美国公然用英文散播此仇恨呼吁，虽然在哈梅内伊发言后，账户马上被限制，也足够显示西方自由主义那种“包容”之虚伪和可笑。鲁西迪一定迟至2019年都知道，哈梅内伊在推特的警告。为何他还以为此事在三十年前，到今日应该被淡忘？
对于西方许多商人和知识分子，1989年的六四，在布什与邓小平通了电话之后，经历克林顿、奥巴马、拜登，也都已经淡忘。
鲁西迪的惨剧证明，记忆的不对等，过度的宽容，加上精英知识分子那份 Feel Good的傲慢，最终令自己成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