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国清至少是历史上少有的“酷吏”，原桂林市市委副书记王同连说：“韦国清应该列入中国的《酷吏列传》里去，他的历史地位就在那里！”这已是历史的结论。韦国清搞大屠杀手段十分狡猾，他从不个人直接指挥，而是用操纵、纵容、默许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在张雄飞《酷吏韦国清文革二三事》一文中，介绍了几件具体案例。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韦国清等合影
广西文革期间杀了多少人
1983年1月我平反回桂林时，游行举的标语牌有两句口号：广西在文革中死难的六十万男女老少尸骨未寒！韦国清一身是血！我说的“六十万”，是民间传闻的数字，不准确。
这几个数字是权威的：
有人根据区民政厅“死者家属补贴”和公安厅“非正常死亡”的统计评估为20万人；
1983年“处遗”后官方统计的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是8万9千多人；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1983年率整党巡视组来广西视察后说：“有人说广西杀了20万人，‘处遗’得出的数字是8万多，我走了21个县，认为取两方面的中间数15万比较真实。”
这些人，均死在支持韦国清的“广西联指”党政军民学成员刀下，他自然要负主要责任。
韦国清至少是历史上少有的“酷吏”，原桂林市市委副书记王同连说：“韦国清应该列入中国的《酷吏列传》里去，他的历史地位就在那里！”这已是历史的结论。
韦国清搞大屠杀手段十分狡猾，他从不个人直接指挥，而是用操纵、纵容、默许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
如他当了区“革筹”小组长后，1968年3月5日，就用“区革筹”主要成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的嘴，说广西有“反共救国团”，6月17日，又操纵“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广西联指”总部立即发布《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造成广西各地数以万计的“广西4·22”成员和无辜群众因此冤案被屠杀。
又如当他用谎报军情和栽赃的手段，弄得中央也说南宁反抗武装镇压的“4·22”是“土匪”，是“国民党”，要“围剿”，要“实行歼灭”时，他就以执行中央指示的名义，操纵广西军区直接指挥部队，攻打南宁展览馆和解放路，把“4·22”彻底消灭了。
再如1968年7、8月，是广西各地大屠杀的高潮，韦国清所控制的“区革筹”不下令禁止，至到9月，待“联指”把要杀的、能够杀得到的人，几乎都杀光了，才下令制止。这叫纵容。
至于默许，下面就讲两个具体案例。
笑眯眯地默许杀人
1980年的一天，广西区纪委副书记徐江萍，把在南宁地委宣传部工作的处级干部温藩生找去，对他说：“有人向我揭发，1968年8月份，武鸣县梁同生产大队干部去见韦国清，请示能不能杀生产队的牛鬼蛇神？韦国清同意杀。我不太相信这个讲法，韦国清不会这样笨的讲‘我同意杀’。你帮我去调查有没有这回事？”
徐江萍1926年参加革命，曾和陈云在上海江浙一带搞过地下工作，延安时期，又当过陈云的秘书，和胡耀邦也是老战友，胡当中央组织部的科长，他当中央社会部的科长，经常来往。胡当总书记后每次来南宁，都要看看他。
温藩生则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老同志，文革中，因是“4·22”观点，被批被斗交给生产队管制，在广西的乱杀人高峰期他险些丧命，先是“联指”要把他装进猪笼丢下邕江，后又计划放他出去叫帮派分子乱棍打死，幸好一个“联指”小头头怕事，讲“他是地区革委会放在我们这里的，要是打死了他，革委会追究我们怎么办”，他才得以不死。1983年广西“处遗”前，他写过很多材料寄中央反映广西乱杀人的情况，他为人譧和，熟人都叫他“老温”。
老温觉得徐江萍要他办的事情关系重大，必须深入到武鸣县梁同大队去调查方可。
他在南宁地区有个熟人叫吕月茹，其夫李政文是南宁地委办公室政研组组长，因参加群众组织“4·22”，批斗时被打死了，“联指”用汽车把他的尸体拉到邕江丢下江去，然后连夜开会写了个通缉令，第二天张贴出来，讲“李政文是国民党特务、日本汉奸，于昨天晚上畏罪潜逃，特公告通缉”等等。而李政文根本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汉奸。他死了以后，就把他的爱人吕月茹，下放到武鸣县去了。老温决定找她帮助调查。
老温在武鸣县找到了吕月茹，她满口答应温藩生的要求说：“我熟悉原来武鸣县的县长邓维卓，他也是因为参加‘4·22’挨打死了，他的爱人叫李彩花，最清楚梁同大队这件事啦，而且李彩花还是梁同大队的人，她跟梁同大队干部的关系也好，让她去了解这个事，县长的老婆回娘家，谁也不会怀疑呀？我喊她去办。”
老温说“好得很！”就跟着吕月茹去找李彩花。在李彩花家，老温把来访目的告诉她，吕月茹也向她介绍：“老温也是受迫害的，他反迫害很坚强，是好同志。”李彩花听了马上说“我去！我回娘家探亲，谁也不会说什么。”老温又对她讲：“你回去，要调查清楚：是哪天杀的？哪天去请示韦国清的？韦国清是怎样讲的？他们回来又是怎样传达的？回来后是怎样研究杀人的？杀了多少人？头一天杀了哪些人？第二天又杀了哪些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弄清楚后列个名单，再写个材料，我们好向中央汇报。”李彩花说：“好，今天下午我就回去，明天就搞清楚了！”
老温调查到了韦国清默许乱杀人的完整过程：
1968年8月的一天，梁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等大队干部都去南宁，找到一个当年曾跟韦国清在梁同大队蹲点的公安厅干部，对他讲有重要的事情，想见见韦国清，当面向韦国清请示汇报，不知韦国清能不能接待？请他帮联系。公安厅那个人就去向韦国清报告，韦国清讲可以接待，并讲“明天晚上九点钟，在自治区青年团楼上办公室接待。”这个联系的人刚刚走出门口，韦国清又喊他：“来来来，你去通知贺亦然也去（贺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笔者注），一同去。”
第二天晚上，梁同大队的人，开了一部小型拖拉机，拖了一车西瓜，晚上九点钟到达，韦国清贺亦然也同时到了。梁同大队的干部从9点钟开始向韦国清汇报，接待到当晚零时以后才结束。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梁同大队的干部向韦国清报告：“韦书记，我们已经把那些反对你的‘4·22’和牛鬼蛇神都杀了。”韦国清听到“都杀了”，很高兴，笑眯——眯的，然后讲：“我告诉你们啵——，杀人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才能杀啵——。”他在说这句话时，把‘啵’字拖得很长。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都没有批评和明确制止梁同大队乱杀人。
汇报结束了，梁同大队的人，又坐拖拉机回去了。在路上他们讲：我们向韦书记汇报杀人，他虽然讲杀人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但是他笑眯眯的，又不批评我们，说明他是同意我们杀的。
半夜他们回到大队，就连夜研究杀“4？22”和牛鬼蛇神，马上杀了三十多个，都是拿木棒和棍子打死的；第二天晚上又研究杀了三十多个。这个大队一共杀了七十多人。杀的是下台的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以及与他们观点不同的贫下中农，其中还有一个女的转业军人，那个转业军人在部队还当过记者。所以说，这个大队乱杀人，是经过韦国清默许的。
当温藩生把事件的经过情形，以及被害者的名单等书面材料交给徐江萍时，徐老很高兴，立即寄给陈云。
巧妙同意放水淹南宁
椐有关资料记载：1968年7月30日至8月1日，南宁“4？22”的据点和区域展览馆、解放路被广西军区指挥的部队攻陷后，南宁市发生了“联指”武装及民兵滥杀无辜的屠城：“南宁七、八月这场大屠杀（不是武斗）死者不下一万人，肖寒（当时是南宁市委书记，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笔者注）则承认死了八千。南宁市公安局的人说，大屠杀过后，南宁市吊销粮簿的有五千人。无数工人、干部、学生、外地逃来的群众（其中只有少数四类分子）、市民被捉后枪杀，有的全家杀光。”“在踏平解放路的前前后后，杀了许多‘战俘’和群众。事后，当时担任广西大学联指广播员的×××对同学说：‘八月六日那天，我亲眼看见手无寸铁的4·22群众和居民群众，潮水般从解放路逃出来，联指的人用冲锋枪、机枪扫射，闭上眼睛都可以扫倒一大片，真够惨啊！这些事，我们联指的群众也看不下去。’”
[page]解放路一带的“4·22”据点被攻占后，在下水道里，还藏着许多武装人员和居民群众。为了肃清这些不肯出来的“土匪”，同时为了清洗“4·22”区域到处都是的血迹，和用大水冲走那些虽有汽车搬运，但火葬场烧不完的尸体，“广西帮派丧心病狂地炸开南宁上游百色县之澄碧河水库的闸门，还炸了几个小水库，放大水淹南宁，据说是为了淹死躲在地道里的‘匪徒’，其实，还可洗净血迹斑斑的杀人场。这场大水灾使大半个南宁被淹，从火车站到百货大楼，要坐船，历史上没有过这么大的水，而且，8月中下旬，并没有下大雨，根本不可能发大水。”
另一个知情人温藩生这样说：“为了炸开澄碧河水库，公安厅派三个人去请示韦国清，韦不直接答复，而是大声说：‘这种鸡巴事还来问我，我哪管得了这样多事！’去的三个人领会韦国清的意思是同意炸，南宁‘联指’指挥部就打电话给百色‘联指’指挥部，说请示了韦国清，‘韦国清说“这种事还来问我”，我们可以自己干了。’百色‘联指’指挥部就派人去炸了。与此同时，南宁这边通知下游的西津水电站关闸，这样江水就流不下去迅猛暴涨，很快淹了南宁。为了让水进南宁市中心，“联指”又派人去炸市内风景区南湖的埧，水流进了七星路一带。放水的目的，是为了淹死仍躲在地下水道里的人和洗清街上的血迹。”
还有“桂林老多”赴京代表杨福廷、唐玉星、李田等回忆：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筹”组织他们去南宁解放路，参观“4？22”“放火烧房子”等“罪行”时，他们看见解放路的街道，留有一人多高被水淹过的痕迹，还看到街道上东一具，西一具，约有30多具没被大水冲走的尸体，有的尸体，面部已变成骷髅，但长长的头发还粘连在骷髅上……
诬陷韦祖珍上了“林彪贼船”
韦国清等在文革中，人都杀了那么多，给活着的人制造冤假错案，就更多如牛毛了。原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韦祖珍，就是一个受害者。
1971年发生了“林彪事件”，在批林中，区党委宣布广西“上了林彪贼船”的，是韦祖珍。
文革后从知情人回忆的事实以及后来平反的情况看，韦祖珍显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韦国清，为了掩盖与林彪死党黄永胜的共犯，就给韦祖珍，扣上“林彪分子”的帽子，以表明自己是个和林彪集团毫无干系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韦国清就是广州军区政委，与黄永胜的关系十分密切，并深深得到林彪的赏识。1968年6月份，在桂林“支左”的6955部队团政委孙云魁，在长沙会见“老多”负责人杨福廷时说：“3月份广州军区已经开会，定广西‘4·22’是反革命组织了，你们不要抵抗了，抵抗是没有用的！”这不就是韦国清与林彪集团相勾结，镇压屠杀群众的罪证吗？
记得广西当年批判韦祖珍时，《广西日报》列举的罪状，不外乎有这么几条：一条讲他诬蔑广西的大好形势，说广西的生产，就像乌龟爬沙，越爬越下来；第二讲他否定广西建设的辉煌成就，回百色时，说上林县没搞什么建设，街道还是那条“五寸街”，东兰县没有什么大变化，“变化只有一个，把我家门口的大榕树砍去了”；第三讲他攻击贫下中农，说生产队的干部不行，他家的生产长就会去捉“蚂拐”（青蛙——笔者注），是“蚂拐队长”；第四就是讲他上了林彪贼船，至于如何上的？让人只看见政治帽子，看不见令人信服的事实。所以，报纸上越批，人们越觉得韦祖珍是个幽默可亲、敢讲真话实话的人，他的罪状，显然是他的顶头上司——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主持罗织的。
关于韦祖珍，温藩生同志这样回忆：
“1980年初，曾当过韦祖珍的保卫科长的南宁专区水电局副局长莫文骝，带我去见韦祖珍，想通过徐江萍与陈云的特殊关系，争取为韦祖珍平反。韦祖珍见了我很高兴，拉着我的手就讲：‘讲我是黄永胜安插在广西的钉子，哪有那回事啰，在军委大礼堂开大会，黄永胜喊“韦祖珍到了没有？”我讲“到了”，他讲“组织上决定调你回广西工作”，我讲“服从组织分配”，马上去组织部办手续就来了，黄永胜连谈话都没有跟我谈，怎么讲我是他安插在广西的钉子呢？还讲我上了贼船，没有那回事，在庐山开会，毛主席讲给林彪当主席，我只是表示同意，怎么讲我上了贼船呢？老温，我把在庐山会议的笔记本给你看，你就知道我讲的是真话了。’”
温藩生把他的笔记拿回去看后，又去对他说：“我反复看了你的笔记，你没有反对中央。”韦祖珍又一肚子委屈地向他说：“我在红七军时，就和韦国清在一起，我们是老战友，他竟这样对待我！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要我去西园宾馆开常委会，一进会议室，他就出来叫：‘韦祖珍！’我答‘到！’他说‘现在决定送你去北京，让你在北京交代问题，飞机已经准备好了。’讲完马上把我铐起来送走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把我放回来。”
徐江萍很同情他，要他写材料向中央告状。恰巧此时，中纪委五室主任张珉率领的中央工作组，来到南宁调查广西的文革问题，温藩生等便向张珉汇报韦祖珍的冤案，并告诉张珉，韦祖珍已经得了晚期癌症，本人希望在去见马克思之前得到平反。
第二天，张珉便把韦祖珍用小车接到明园饭店，亲自听韦祖珍申诉，然后向中央报告，建议为韦祖珍平反。
中央同意张珉工作组的意见，指示广西区党委写为韦祖珍平反的报告上报中央，这样韦祖珍才获得平反。但是，当温藩生在韦祖珍家里看到广西区党委的平反书时，发现写得很精糟，就对韦祖珍说：“那天我临走前，不是建议你，平反书要达到六条要求，才能签字，这个平反书，还留有‘尾巴’，你怎么就签啊！”韦祖珍说：“唉，老温呀，我看见有‘平反’两个字就签字了，因为我等了这么多年，高兴啊！”
当韦国清被撤掉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政治局委员时，韦祖珍已经住进了解放军303医院，他的夫人带老温去看望他。
老温在病床边把韦国清被撤的消息告诉他，问他：“这个好消息你高兴吗？”韦祖珍用几乎听不到的微弱声音说：“高兴……”，就再没有气力说话了，只把手竖在床上和老温握手。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握手，第二天，韦祖珍就与世长辞了。
广州军区（韦祖珍原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广西军区、广西区党委要为韦祖珍开追悼会，可是，在区党委写的悼词中，连韦祖珍在长征中当过红军师长都不写，韦祖珍夫人就不同意开追悼会。为此，广州军区政委亲自来南宁说服韦夫人：有意见可以提，追悼会还是要开，希望要以大局为重。
要为韦祖珍开追悼会了，老温问韦夫人请不请韦国清参加？韦夫人愤恨地说：“不请！老韦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开追悼会不要叫韦国清去！”所以，在韦祖珍的追悼会上，有邓小平、中央军委、国防部长等等送的花圈，唯独没有韦国清的花圈。
为了推卸责任保护自己，把下级当作“人肉盾牌”，是韦国清的一贯伎俩。例如1957年“反右”前，徐江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的副院长，那年自治区人大会议的检察工作报告，本来应当由检察长林方作的，林方不作，让他来作，这个报告是别人写的，写好后又经过韦国清看过批准同意的，他只是在大会上宣读，可是后来却因念这个报告，被这个报告的批准者韦国清打成“右派分子”。
不让路就判你十年
《乔老爷上轿》是文革前有名的戏曲，文革时候，南宁的一个“4·22”画家借题发挥，画了一副漫画叫做《韦老爷上轿》，于是“国清同志”就有了一个出名的绰号“韦老爷”。从下面我的一个好友、广西文联原办公室主任×××讲的一件小事，足可以看到“韦老爷”的威风，可能不止八面。
文革期间，韦国清和贺亦然坐小车去百色，途中有辆大卡车在前面开，那时百色因地处山区，经济又不发达，公路狭窄，路面都是土石的，汽车开起来，烟尘遮天蔽日，韦国清坐在大卡车后面的小车里，自然很不舒服。可是，前面那个卡车司机，不知是路面小呢？还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吃不得土？还是年轻气盛，对大官看不顺眼？无论后面小车的司机怎样按喇叭，他就是不让小车超过去。
这可把韦国清气坏了，到了百色，就打电话回南宁下令追究。那个司机也真傻，车屁股上挂着牌子，还跟大官作什么对啰？结果被判了十年徒刑，文革以后也没有放出来。不过，那小伙还真是一条梁山好汉！
2010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