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因素的全面侵略
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的政治发展，使北京政权决定调整过往的香港政策。过往北京政权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刻板印象，以为只要赢得香港资产阶级的合作，就可以妥善管治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在1980年至1990年代透过统一战线策略让香港工商界权贵与亲中派结盟，期望如此就能够把权贵培育成1997年后的统治精英。他们最终选择让航运业钜头东方海外的老板董建华担任首位行政长官，并计划放手让信任的工商界权贵实行间接统治，而未有打算亲自介入香港日常的治理。
不过北京政权的如意算盘终究无法打得响。毕竟工商界权贵之所以与北京政权交好，主要还是出于各种利益的权衡：北京政权归根究柢是利用香港和中共国体制内的寻租空间，来换取权贵对中共国共产党的忠诚。可是随之而来的利益分配，却反倒使权贵无法形成团结的执政团队：他们反倒为争夺在中共国的利益，滥用与北京政权的友谊互相告状。北京政权亦对殖民地体制的运作有严重的误解：虽然工商界权贵曾在殖民地咨询体系内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偶尔能迫使香港政府迁就他们，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参与政治决策的经验。这些权贵的主要关怀始终是自己的生意，只会把咨询体系内的公职当成谋求私利的管道，未曾有过真正的执政意志：他们只会向政府提出各样的要求，把制定具体决策的功夫都交由公务员处理，然后否决那些对自身利益构成损害的政策提议。工商界权贵过往拥有的特权，都未有伴随相关的责任：如此他们既没有自行决策的能力、也没有顾全公共利益的意欲。
董建华为首的工商界权贵在1997年执掌政权后，香港的政商关系裙带主义盛行，使特区政权迅速陷入管治崩坏的局面。虽然董建华其后在2002年推动“高官问责制”，可是他并无法建立一个团结的管治团队，只好容让主要高官各自为政。特区政权的政策向来偏袒商界利益，却对普罗民众相当苛刻：他们不单剥夺民众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亦未有为民众提供纾解民生问题的公共服务。“高官问责制”同时使公务员失去过往的把关角色，使商界利益日趋横行霸道，而香港民众对“官商勾结”的不满亦随此与日俱增。由本地权贵主导的“高度自治”，最终令50万忍无可忍的香港民众在主权移交六周年当日向特区政权“赠庆”：在北京政权的眼中，容让本土权贵自行其是的“自治”已经沦为“社会动乱”的来源。
北京政权意识到间接管治成效不彰，就决定要在香港按照中共国那种“党政一把抓”的逻辑，以积极的干预政策推动香港的“二次回归”。他们采取典型的“从经促统”策略，先把香港纳入中共国经济体系之内，其后再顺着经济融合的大势推动香港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中共国化。
经济殖民与畸型的荣景
就在民怨在七一大游行前不断累积之际，北京政权已开始为其后的局势超前部署，在2003年6月29日与特区政权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CEPA）。这项协议取消香港与中共国之间的关税、并鼓励服务贸易自由化，容许香港的服务提供者到中共国自由经营。为鼓励跨境专业服务，该协议亦鼓励在维持专业水平的前提下，双方互认对方的专业资格。除此以外，CEPA亦支持中共国国营银行到香港开设分行，并以香港为国际资金外汇交易中心。北京政权与此同时亦开始推动俗称“自由行”的计划，让中共国民众不用随团就可以到香港旅游：“自由行”签证政策在东莞、中山和江门开始试行后，到2004年7月1日再开放予所有广东民众申请，其后又逐渐扩展到中共国其他地方。
香港经济在主权移交后长期不振，令CEPA这类自由贸易协定显得更具吸引力。香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名目GDP几乎一直陷入衰退：香港虽然曾在2000年取得4.0%的经济增长，这不过是科网股热潮带来的泡沫，2001年泡沫爆破后就遭打回原形。虽然考虑到物价等因素，香港的实质GDP在这几年仍算是有微弱的增长，可是这却反映香港经济正面临比衰退更严重的问题：香港在1999至2004年之间一直陷入通货收缩的状况。其中1999年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甚至来到负4.0%的历史低位。而香港失业率也在主权移交后急速攀升，到2003年更抵达7.9%的历史高位，而同年的就业不足率亦有3.5%。在主权移交和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间，香港曾出现多次企业裁员潮，减薪留职的情况也是司空见惯。需要支付房贷的中产阶级若失去收入，就会因房价下跌而陷入资不抵债的窘境，使他们多年的积蓄一笔勾销。
香港于主权移交后，不幸接连遭遇亚洲金融风暴和科网股爆破，使经济长期维持低迷。在中共国崛起的形势下，特区政权理应以政策推动香港的产业转型：可是特区政权却以“自由放任”为由选择向工商界权贵放权让利，而没有承担带动产业技术提升的积极责任。比如香港曾经有过设计积体电路的产业，并且早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他们曾经为摩托罗拉公司设计龙珠芯片（Motorola DragonBall），而这款芯片后来也成为Palm掌上电脑的处理器。可是由于特区政权无意推动扶持半导体产业的政策，最终香港无法与台湾和韩国这两个积极扶助半导体产业的国家竞争，使整个充满潜力的产业胎死腹中。“自由放任”的“无为而治”，最终沦为“无能为力”的方便借口，使香港的经济一直沉痾不起。
就在香港经济不断沉沦之际，中共国的经济却始终维持高速增长：在2000至2011年期间，中共国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8%以上，而在2003至2007年期间甚至一直高于10%。这样不论是特区政权还是一般民众，都期望可以透过区域经济融合振兴香港经济：这种想法亦符合当时流行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可是跨国经济融合若要修成正果，香港必须调整自身的经济体质，而发展优势产业、提升产业技术就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夫：若非如此，香港将无法保证自身在区域经济中的独特角色。可是特区政权和工商界权贵，却迷信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只想趁经济融合在中共国找到更多寻租的机会。这种短视的投机作风，最终酿成港中经济的不对称融合。香港无法在经济融合的过程中达成结构转型，使其经济角色变得相当被动：在2000年代后期，香港的经济极其倚赖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可是珠三角经济却有能力摆脱香港自立。此时香港大部分产业都无法与广东的企业竞争，能够在这种经济体系获利的，就只有金融业、服务业、以及寻租食利的地主和开发商。
在不对称融合的大势下，香港也成为全面去工业化的特殊案例。虽然去工业化是先进工业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普遍现象，可是这些国家把劳动密集的低增值工序移到海外时，仍然会掌握关键的生产技术和知识产权、并积极提升高增值产业的生产力。如此工业就业人口虽然仍然会不断减少，但工业生产的总值仍然能够不减反增。而香港的去工业化却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产出去工业化”：香港工业界只想运用党国体系的寻租空间，透过剥削廉价的劳动力牟取暴利。他们在技术研发方面则毫无作为，甚至把香港人发明的技术向中共国倾囊相授。如此香港的工业生产总值，就像工业就业人口那样烟消云散：虽然港中经济融合能带来庞大的账面收益，却使曾经辉煌的香港工业沦为可有可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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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使香港经济完全去工业化，从而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这基本上是把所有鸡蛋都放在金融业这个篮子内。在2007至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跨国投资者都把资金转往东亚避险，而香港则是他们主要的投资地。中共国趁著这个机会，就以香港为基地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并成功吸引大批海外资金。大批热钱的流入令金融业独大的情况进一步恶化，随CEPA南来的中共国金融机构亦垄断人民币的交易，使香港金融业逐渐沦为中共国资本的禁脔。这种畸形的产业发展无法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雨露均霑：香港权贵与南来新贵透过金融手段使其财富倍增，基层民众薪资和工作机会却未有因此受惠。
香港的经济虽然在2000年代后期取得可观的增长，可是社会流动机会却反倒大不如前。香港的财富在这几年的发展愈来愈集中，各层面的经济活动都被本地权贵和南来新贵的大财团垄断。虽然CEPA理论上能让香港人更容易到中共国发展，可是实际上能够受惠的，都是那些早已在中共国站稳阵脚的企业和专业人士。社会的财富分配日趋两极化，累积财富的财团则以低薪聘请基层员工、并以资源重整的名义减少聘请中等收入的员工，使中层职位的薪金停滞不前。如今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世代，既难以找到与能力相称的职位，其薪金使他们的生活捉襟见肘、而成为中产阶级也变成可望不可即的目标。过往透过教育从基层上向流动成为中产的机会，如今几已成为绝唱。
面对社会财富分布的两极化，特区政权却是毫无作为，仍然一如往日地高举反对“福利主义”的大旗：这个政权只会看重北京政权、本地权贵和南来新贵的权益，没有意欲推动弥补经济发展副作用的社会政策。金融业的发展令大批热钱流入香港，并大举投入在香港的房地产投资，使香港房价在2000年代后期毫无节制地暴升。随着租金水涨船高，大批小本经营的商号亦因经营困难纷纷结业，让大财团的分店取而代之。基层民众亦无法再负担住宅单位的租金，而在基层社区置产的房东则纷纷把单位分拆成2至3坪的套房。这些被称为“㓥房”的分租套房，大部分都密不透风、也没有完整的厨厕：可是这些套房的租客，却有不少一家三口的家庭。
特区政权对于老人、病患和弱势群体的问题无动于衷，未有为社会必须的公共服务提供足够的拨款：他们反倒要求服务机构采用商营企业的运作模式，又模仿“市场竞投”的方式缩减拨款。他们也削减对医院管理局的拨款，并指控贫苦病患“滥用医疗资源”，意图迫使他们到私营医疗机构求诊：公营医疗服务的轮候时间日益漫长，其超负荷的营运模式亦令医护人员士气不振。香港的教育体系亦不再是相对平等的上向流动机制：他们以提供“多元优质教育”为由，让中小学以“提升教学质素”的名义，申请转型为学费高昂的“直接资助学校”。而大学则在联校招生之外增设“多元收生”的渠道，应征者则多为国际学校的学生。就实际效果而言，香港的教育质素并未因这类政策而有所提升，反倒让学校成为复制社会阶级不平等的机制。
而伴随CEPA而来“自由行”政策，更促成香港民众与中共国人之间的族群矛盾。我们在第一、二章讨论婴儿潮世代的中共国情结时，曾提及港中区隔的历史事实乃这种浪漫主义能够维系的时代背景：虽然婴儿潮学运高喊“认识祖国”，可是他们终究只能雾里看花，他们脑海中的中共国也不过是镜花水月。如今真实的中共国却活生生地展现在香港民众的面前，使仅有的浪漫想像烟消云散。中共国在2000年代后期不断爆发食物安全危机，而市场上亦充斥着鱼目混珠的伪冒产品：如此大批中共国民众争相申请个人游签证，到商誉良好的香港大批搜购奶粉、食品、药妆等民生物资，甚至绕过中共国法规发展成有组织的地下平行贸易产业。香港民众无法与中共国“水货客”集团竞争，难以购入生活上必须的民生物资：比如在中共国于2008年爆发“毒奶粉案”后，香港市面上的奶粉几乎被从事平行贸易的中共国游客抢购一空，使香港的妈妈们陷入困境。过往主要由街坊小店组成的地方社区，有不少亦转型为平行贸易的“批发中心”，不堪社区安宁受损的民众则与中共国“水货客”频起冲突。
访港旅客的数量在2000年代后期不断攀升，其后中共国更把个人游签证计划推广到各大中型城市后，使旅客数目于201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这时候每年都有五、六千万人次的旅客造访香港，当中有四、五千万是来自中共国的“游客”，而当中大约三千万人次的旅客并不会在香港过夜。这样的旅客人数显然已超越香港的承载能力，而个人游签证计划亦明显遭到滥用。这些访客除抢购民生物资的“水货客”外，亦有少部分来自大城市的暴发户。这类旅客特意到香港搜购黄金首饰、以及各种外国品牌的奢侈品，虽然这类贵客的人数相对而言不算太多，可是他们却有惊人的消费力，继而进一步推升主要购物区的租金。而银楼、名牌店和药妆店这类服务中共国贵客的商铺，亦逐渐在黄金地段把香港民众惯常光顾的消费娱乐场所排挤掉。这些中共国贵客恃著高昂的消费金额，自视为救济香港贫苦民众的“恩主”，并以不可一世的态度对待店员以至旁观的民众。
“自由行”政策的外部效应，使香港民众的日常生活遭受损害，并酿成民众与中共国人之间的族群冲突。香港人在批评滥用个人游签证的中共国旅客时，后者往往会不礼貌地反唇相讥，而特区政权却反倒怪责香港民众抱有“排外”心态。这样的发展正好反映港中关系的本质：中共国不是香港民众真正的“母国”，反倒是霸道地宰制香港的“殖民国”。而中共国贵客的“恩主心态”，乃中共国即将在经济层面以外对香港的政治和文化展开全面侵略的征兆。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哲学硕士。现为港裔新住民民间学者，研究与趣包括东亚沿海国家的本土史、东亚沿海世界与东亚大陆帝国之角力，以及东亚模式近代化与自由民主的互动。老家在香港鲗鱼涌林边，自少与山猪为伴，偶会舞文弄墨。庚子年因言贾祸，得蒙友好襄助东渡台湾，自此即以友邦为家邦。近畿新居旁虽无山猪出没，惟登高远眺盆地内之京华傻事，亦一乐也。著作包括《城邦旧事：十二本书看香港本土史》（青森文化）、《香港，郁躁的家邦：本土观点的香港源流史》（左岸文化）、《思索家邦：中共国殖民主义狂潮下的香港》（前卫）；亦曾翻译《法西斯主义：牛津非常短讲》、《民粹主义：牛津非常短讲》和《逆天抗命：香港如何对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说不》（译作皆由左岸文化出版）。
书名：《未竟的快乐时代──香港民主回归世代精神史》
作者：徐承恩
出版社：左岸
出版时间：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