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染红中国：中共建国初期的控制政治》
作者：洪长泰
出版社：联经
出版时间：2023年7月
第三章打击民间流行教派：一贯道与群众动员
1949年1月4日，解放军即将占领北平之前，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宣布要取缔一切民间教派和秘密组织：
查会门道门不仅为封建迷信组织，且常为反动分子操纵利用，以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在过去抗日战争中及目前解放战争中，都曾发生破坏作用，例如充当敌探、刺探军情、散播谣言、煽惑人心，甚至组织武装暴动，扰乱社会治安……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即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
中共以此公告天下，是要对旧社会中它视为两股邪恶势力的“会门”（帮会）和“道门”（民间教派）开战。以往这些组织紧密相连，以致坊间都把两者混为一谈。中共认为它们反共，非马上清除不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对会道门的攻击越来越厉害。1950年9月25日，中共西北局颁布特别指令，对华北教派中影响力最大的一贯道展开取缔行动。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与民间宗教不时发生激烈的冲突。自晚清到民国时期，这类冲突见于政府以建设现代文明社会之名排斥宗教迷信。二十世纪初的晚清维新派，以至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南京的国民党改革派，都大量拆毁道观，没收庙宇财产，将得来的资产用于兴建村校。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宗教的打击更狠，范围更广，协调行动更强。共产主义中国作为无神论国家，也像苏联一样，无法容忍宗教。马克思甚至嘲笑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中共对宗教的斗争，手法跟1920年代的莫斯科一样。有关这段历史，已有大量纪录佐证。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共在1950年代政权初立时打击正统宗教这段历史甚感兴趣，于是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论著，包括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讲述中共在苏州没收佛教房产，及有步骤地摧毁大批道观佛堂。宗教史家尉迟酣（Holmes Welch）在他极具创见的著作《毛泽东时代的佛教》（1972）中，称之为“灭佛”行动。另外还有2011年的专题论著，研究1950年代初共产党在上海镇压他们视为帝国主义傀儡的天主教会。该书涵盖了新政权镇压上海宗教的史实，包括没收教会资产，关押神职人员，驱逐外国传教士等；但也记载了教会领袖英勇反抗的历史，虽然最后还是敌不过国家机器的封杀。可是，官方镇压民间教派，尤其是攻击一贯道这些往事，却较少人知道。虽然偶尔有一些学者留意到政府镇压一贯道的行动，如1980年政治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关于共产党1949年底占领华北商业重镇天津的研究就曾提及，1但官方打击民间教派的真实意义及其过程，却甚少有人探究。中国民间教派的本质、这些教派的政治含义及它们在社会主义中国遭到怎样的对待，都是至关重要的题目，尚待学者探讨。
官方打压民间宗教团体并不罕见。这些组织通常被称为“教派”、“异教”或“救世团体”（类似活跃于民国时期的民间教派）。众所周知，这类教派在传统中国特别兴盛，尤其是在改朝换代或社会动乱之际。社会学家杨庆堃（C. K. Yang）称这些民间教派为“扩散式宗教”（diffused religion），是中国宗教常见的现象，长久以来都是农村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的核心。这些教派——尤其是那些宣扬千禧末世教义和救世主承诺重建政治新秩序的教派——都被官方称为“邪教”，当权者害怕它们会颠覆政权及偶尔会以军事对抗政府。清朝著名的白莲教之乱，便是民间教派反抗统治者的一例。
中共执政后，对一贯道等民间宗教甚为猜疑和不安。毛泽东和党高层认为这些教派比正统宗教（如佛教和罗马天主教）更危险，因为它们在农村的影响力渗透四方，尤其是华北，所以取缔它们是刻不容缓的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1949年9月通过《共同纲领》，正式提出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不过，“反革命”一词是个笼统的观念，涵盖中国共产党所有敌人，包括不被政府认可的宗教团体。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颁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双十指示），要取缔一贯道等教派。这个指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因为它界定了中共对宗教，尤其是民间教派的政策，从而导致国家权力迅速扩展至人民的宗教生活中。
新政权对民间宗教的攻击始于1949年，这为翌年7月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更为暴力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铺好了路。该场镇反运动透过一连串宣传手法推行，是个激烈的群众运动，目的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统治。毛泽东全力支持该场运动，在1951年清楚下达命令：“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他视早前发动的打击会道门行动为该次大型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同样的群众动员技巧也在后来的抗美援朝（1950-1953）等政治运动中广为应用。
威胁
一贯道由王觉一在晚清时期创立，尽管他声称该教义是在更早之前（尤其是明朝后）便已秘密流传下来。这个复杂又集大成的民间信仰，将儒、道、释、耶、回等宗教融合成一家，教义深奥隐密。虽然一贯道信奉多种教义，但其中心思想，如人类学者焦大卫（David Jordan）和宗教史家欧大年（Daniel Overmyer）指出，是围绕佛家无生老母及弥勒佛的神话。依据它的教义，世界会因三劫——过去、现在、未来——之最后一劫来临而陷于混乱。佛法无边慈悲无涯的无生老母，会派遣弥勒未来佛及其他神祇拯救凡间，因此教导众生要信奉一贯道来消灾避祸。
二十世纪初期一贯道师尊张光璧，又名张天然，传道力非凡，在华北特别是天津一带信众极多。抗日战争期间，他仍获得日本占领军允许，可继续传道。他甚至一度在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府担任小差事，并吸引政府内一班高官加入一贯道成为信徒。但他战后因通敌罪下狱，名声受损，于1947年去世。国民政府战胜日本后，在1946年下令取缔所有民间秘密组织。但因为一贯道在民间享有盛名，政府将它改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的行善组织，并与它保持联系。这种联系其后却被共产党视为罪证，指控该教派是被“国民党匪帮所掌握与利用的反革命工具”。一贯道面对中国内战结束及共产党即将获胜的局面，预报最后一劫很快来临。教派中许多领导人都逃离大陆，避居台湾和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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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政权对神秘莫测却又广为流传的一贯道深感不安，有以下六点特别的原因：
第一、一贯道高举神灵至尊，胜过凡间俗例——这是中国历代民间信仰中的常见观念——却与新政权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
第二、这教派追随者众，成了一股不可估量的民间力量，可以挑战共产党管治的合法地位。1950年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透露，一贯道在西北地区如甘肃省盘根错节，深入民心。绥远的一贯道道徒大约有三十万人以上，占全省人口的11%。河北省的情况更甚，尤其是北京近郊的农村，15%的人口都参与各教派，其中以一贯道的组织最为庞大。
第三、该教派的发展迅速，于1949年共产党接管之后尤甚，这符合历来改朝换代和社会政治不稳时民间宗教特别活跃的发展模式。1950年9月，西北局在报告中警告一贯道“〔在西北各地〕不断蔓延，陕、甘、宁大部分汉族地区已有很大数量”，更“有的全村在道”。
第四、一贯道的隐密行径令人难以分辨出谁是道徒。北京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1911-1983）认为他们是“无形的敌人”。
第五、政府发现很多共产党员，包括支部书记和共青团员，“也参加了一贯道”，严重令党陷于不稳局面。单就北京某地区来说，警队中有23%被揭发是一贯道信徒。更令人震惊的，是一次内部组织调查时发现“在市公安局一贯道约1,100人”。
最后，一贯道反对共产党。据官方称，一贯道到处造谣：“八路军提倡‘共产共妻’，无耻地歪曲了集体主义理想。”道徒也暗中颠覆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他们还勾结反政府势力。杭州的公安局断言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背后操控了这个邪教。1950年韩战爆发时，中共痛斥一贯道首领散播谣言，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而共产党很快就会失去管治中国的能力。因此一贯道阴谋扰乱国家稳定，在民众之间引起“恐美心理”。该年公安部指出，一贯道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反革命组织”，一定要镇压。公安部长罗瑞卿（1906-1978）指出，打击一贯道是镇反运动的核心，誓言要“认真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以致“取得镇反彻底胜利”。
镇压
镇反运动是按部就班推行的。首先由政府调查一贯道的组织。毛泽东先下令山西省的地方官员有计划地侦查1949年到1950年内一贯道的活动后，才对其首领采取行动。不到几天，便拘捕及囚禁了山西境内的重要道首。北京市当局也暗中有步骤地侦查京郊地区的一贯道活动，搜集“大批的罪恶事实材料”，达到“即时地掌握在我们手中，控制敌人”的目的。据估计，该区的一贯道信众多达十万，骨干分子有2,432人。
原先的官方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以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策略来奉行《共同纲领》所订立的基本原则。公安部队拘捕一贯道九个等级的领导中，有上层的师尊到中层负责传道的点传师。他们记下低层领导的资料，并鼓励普通成员以“退道”方式脱离这个教派。当地的公安开始逐步瓦解一贯道的组织。自1950年底到1951年初的短短几个月，北京地区便有九万多人退道。政府答应道徒一旦与一贯道脱离关系，停止宗教活动，不再参加集会，便既往不咎。还有另一种手法，就是政府要求普通道徒揭露和指责道首，尽力去“控诉或追究该道点传师、坛主过去欺骗罪行，追回被骗之财物”。
镇反运动初期，由1949年至1950年代中，一贯道不少首领虽然被捕，但很少被判死刑等重典。毛泽东警告：“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但在1950年夏，韩战爆发之后，政府的立场变得更严厉。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武装冲突，成为号召人民支持新政权和压制异议的好时机。毛泽东在1950年12月强硬地宣告：“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早期处理一贯道的手法如今被批评为太仁慈、不一致和无法发挥作用，不久开始有人批评这是个“右倾偏向”的错误，严重低估了该教派的威胁。政府警告民众，对民间教派“宽大无边”是很危险的。上海市委斥之为“太平麻痹”，原因是过于轻敌。1951年初，《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罗瑞卿批评官员对一贯道的广泛影响力判断错误，他引用四川情况为例：“如四川全省原估计只有点传师以上道首1,077名……一个市不完全的统计已查出6,559名，全省将大大超过原知数字。”使事情更加棘手的是，一贯道的首领经常更改教派的名称以逃避侦查。在西南各省被发现的217个新教派中，146个（即67%）其实是一贯道的化名。
政府打击民间教派的行动到了1950年下半年加速起来。北京市委在12月18日当晚，即京城正式宣布取缔一贯道的前夕，包围大批道首，取走教派的文件并充公财物。当局为了展示控制的决心，处决了一些一贯道首领，并大肆宣扬。在1951年1月处决的包括两个年老头目：刘燮元，据说是日本特务，后为国民党服务；刘翔亭，抗日期间为侵华日军服务。1951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头条新闻大书：〈反动道首刘燮元等伏法〉。
处决一直持续，北京市政府更大张旗鼓。1951年2月18日，当局又处决了31个道首，还有27名国民党特务。根据《光明日报》报导：“于当日分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同年3月，另一批反革命分子被处死，有199人，包括某个王廷枢。政府指一贯道首王廷枢是个“恶霸地主”，外号“南霸天”和“阎王爷”，曾抓捕几十个爱国学生，并逼令很多贫困农民自杀。报章称1949年建国后，王某仍不知悔改，继续秘密组织道徒，“屡次传递反动文件，散布反动谣言”。同时，旧日的道徒变身为告密者。1951年夏，西安有113个反革命分子和特务，以及159名一贯道“同谋犯”，被前道徒认出并向当局告发。
官方传媒也开始采取行动。共产党明白有效的宣传一定要配上让人认识的面孔，才能使作恶之徒的形象更清晰更具体。报章常显著地登载一贯道头子的照片（标题是“罪恶昭彰”），以及被判死刑的名单。1950年12月《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坚决取缔一贯道〉的重要社论指出：当局要求民众彻底摧毁这个教派的组织，“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到了反教派运动的后期，新政权的协调工作做得更好，执行时更加猛烈。各地区都为这场运动抢当先锋，纷纷设立了“取缔反动会道门办公室”。1952年9月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时，罗瑞卿宣布镇反运动“获得伟大成就”，他接着说：“三年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剧烈斗争……给了蒋介石反动派残留下来的反革命势力，即相当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等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10月时，在重要的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大会决定因应不同的地点和社会情况，必须以不同的方法打击民间教派。到了1953年，取缔一贯道运动推行四年半后，政府宣布工作彻底胜利。
镇反运动中被处死的确实人数仍未有定论，有学者说超过71万人。这个总数中，与一贯道有关的数字更难估计。罗瑞卿在1951年8月提交政务院的报告中，指出在被处死的反革命分子中，7.7%是“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被处决的民间教派头目的总数究竟有多少，恐怕要等更多的中国档案馆对外全面开放后才能知道。但毋庸置疑的是，共产党暴力镇压的手法确实是既坚决又有效的。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荣休）。香港中文大学学士（哲学），哈佛大学硕士（东亚研究）及博士（历史学）。从事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史、政治空间与仪式及民间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著有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中译本《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1937–1945；《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中译本《毛泽东的新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