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学生来访，送我一篇新加坡《联合早报》数月前发表的“重要文章”，题目是“中国须认清国情找对策”（以下简称《国情对策》），作者是四川退休学者曾永昌。学生说，该文对中国现有经济政策全盘否定，实为罕见。是否预示高层想“全面检讨”？甚至“改弦更张”？他们说我写的那篇《点评任正非》有深度有启发，所以希望我也能点评一下这篇似乎“很有来头”的奇文。
人尽皆知，《联合早报》素有“大外宣”雅号，它跟中宣部是否有特殊关系，咱不知道，但起码有合作默契（私下授意？），所以才敢发表貌似中立，实则亲中的另类观点。至于曾永昌何方神圣，无从考证。听说他常给该报写评论，以大胆敢言著称，可能是他们的“特邀撰稿人”？我不因人废言，也不因言废人，不在乎来头，只看论证是否严谨，逻辑是否自洽。只要言之成理，就给予肯定。能自成一家者，更刮目相看。
总体印象
粗读《国情对策》，感觉有高层背书或授意。否则，非但作者风险太高，闹不好还会拖累报纸销量。作者罗列的十二条经济问题，基本反映国内现状，没有夸大。它不像国内官媒，通常先搞“正能量”轰炸，用假大空套话轰你大脑，倒你胃口。这篇《国情对策》不同，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先把文章主题，用摘要形式列在篇头，直接扒掉知识精英们的内裤。从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北大名教授林毅夫，到清华国情中心主任胡鞍钢等人，毫不留情。明白指出，如今经济的严峻形势，源自他们的误判、误导和忽悠。从这个意义上说，体制内学者敢写，大外宣敢发，因此，这篇公然“抹黑”党国脸面的重头文章，应该算“奇文”了。
不过说句公道话，把经济困局推给所谓“误导”，又把误导责任，全推给几位书生，有欠公道。鼓吹“北京共识”、“中国世纪”和“东升西降”的人，队伍庞大，包括能进中南海忽悠政治局的名家大腕。与他们观点对立的专家学者，其实也不少，随便点一大堆，只是他们不受待见，长期遭受打压而已。因此，如果说误导有责，至少该有一半（或多一半）责任，该由被误导者自己承担，因为他们专拣喜欢的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仔细想想，如果高层有雅量，或足够理智，起码应该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常识，怎么也该找几个对立观点的专家，留在智囊班子内部“当反面教员（右派）”，允许他们提对立观点，哪怕束之高阁，留作备用，立此存照也好。等到左派馊主意导致严重后果，需要有人出来擦屁股的时候，起码知道，有先见之明的高人还在，或有替代方案，总不至于沦落到一筹莫展的地步吧。
说来也怪，历代王朝，稍微聪明的君主，都允许主战派跟主和派同时存在，自由辩论，好给朝廷提供不同方案，做出不同选择。只要不杵逆龙鳞，让万岁当面出丑，一般也不会杀头。只有一党专政，才愚蠢到只留一种声音，全是近亲繁殖，直到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时候，才想起透过外媒，释放一点变调的探测气球。
为啥要外媒放风，而不让官媒代劳？原因简单：惰性成阻力。就主事者而言，害怕担责换人，地位不保，当然不肯轻易变调。受众这边，也难适应，假大空时间太长，跟温水淋浴一样，舒服惯了，突然变调，冷水浇头，就算不激出大病，也得害场感冒。维稳压倒一切，对中南海来说，当然还是悠着点好。
以下是对具体内容的点评。写作方法，还沿用旧制：先把原文重点简要复述一遍，适当压缩，略去重复或无关文字。然后，另起段落，改用斜体，写下我的点评分析。最后，再对全文做总结性评价。
逐段点评
原文：21世纪最大事件是全球化终结，地缘政治崛起，中国不可能再有“以时间换空间”的机遇。…….中国4月份经济数据出来，消费全面走软，经济严重通缩。其实，去年5月份中国政府就紧急召开过稳经济大盘动员全国大会，中共二十大和“两会”后，也出台了很多经济政策，但新形势老思路，于事无补，一误再误。通缩难治，日本有前车之鉴。难处在于，当年日本有的没的，中国都有。内外发展环境的不确定增加了风险。当前，看到问题比看到成绩更重要。
[page]
点评：全文主题，画龙点睛。纸币超发跟通缩共存，说明经济已经病入膏肓，仅凭止痛片和眼药水，救治无望。麻烦的是，当年日本通缩的时候，外部环境尚好，内部贫富分化，也远没到咱们的程度。如今，一面是大环境凶险提升，一面是体制性痼疾难除，于是陷入内外交困。最后这句“问题跟成绩”的提示，值得玩味，显示作者“此地无银”的小聪明。不过老关感觉，此类废话，对于保护作者安全，未必有效。如果高层一转念，或论敌想反驳，他们能找出千万条理由攻击该文，“问题跟成绩”的纸糊盾牌，根本抵挡不住明抢暗箭。
原文：问题一是产能过剩。中国的产能过剩是规模庞大且技术落后的过剩。世界工厂是曾经的自豪，…..，房地产业已是明日黄花，汽车行业掀起倒闭潮，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外贸订单锐减，工厂倒闭，就业困难，一些人35岁就找不到工作。…..二是高杠杆。中国高杠杆世界之最。印钞长期主导经济大跃进，现在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太大，银行的钱找不到出路。…..银行贷给高铁、电网，多数是死钱。……三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北上广深的房价是西部农村的150倍，是四五线城市的数十倍。……中国制造业丧失技术优势，不平衡不充分正在扩大。四是高投入低产出。粗放式发展是中国宿命。……大多回报率低，有的甚至烂尾。……中国用这么多钱摸著石头过河，再有钱的国家都耗不起。……五是世界工厂边缘化。……改革开放走的是弯道超车特色道路。上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杨小凯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有过一场发展道路的大辩论，林毅夫赢杨小凯的就是拿来主义。中国建成世界工厂后，以为工业革命就这么简单。自后，便炫耀以30年时间走完西方300年工业化道路的中国模式。问题是技术革命是个永恒的制度竞争，中国拿到3.0技术难以更新，而西方则升级为4.0技术，甚至5.0技术。……而今，中美技术代差是两代了。……六是外贸补贴政策是一锤子买卖。中国外贸引擎向来靠政府踩油门，……国企则凭借补贴和优惠政策，在国际市场以超低价，击垮质高价廉的资本主义私有公司。国企没有创新能力，没有政府关照，绝无可能凭自己技术创新的本事参与国际竞争，赢得市场尊重。大而不强，这是中国外贸企业的宿命。
点评：这一大段原文，涵盖了文章列举的12个经济问题的一半，虽经删减压缩，篇幅仍然不小。我不想（也没必要）逐个点评每种经济问题，因为它只现象罗列，缺乏深入分析，所以，我只想择其要者，点出问题症结，同时指出作者没有看透的关键点。重点有三个：
第一，究竟靠市场调节？还是靠拍脑门决策？从第一条到第四条，包括产能过剩，高杠杆，地区和城乡不平衡，高投入低产出等问题，都是经济运行脱轨失序的症状，病根可归结为一点：“政绩”优先，拍脑门决策，政治挂帅的产物。决策人跟本不在乎（估计也不懂）市场规律为何物。刘鹤等懂经济的技术官僚，常强调“市场（只有市场）才是要素配置的最佳手段”。因为他们知道，没法像毛年代那样，坚持用“看得见的手”，分配从粮油肉蛋到火柴肥皂的每样东西，最终把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但老关感觉，仍然有两个原因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无法真正树立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
一个是老祖宗留下的理论局限，或马恩列斯毛灌输的指导思想，认定资本肮脏，市场有罪，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可能优于社会主义的自觉计划。这套说教，从延安的马列读本，到如今的党纲党章，再到官定的大学教材，都没变过。因此，没法说清：为什么只有市场（而不是计划），才能实现要素的最佳配置。相反，官方理论还强调，即使我们离不开市场，那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是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的结果。将来的方向，人类的未来，最终还要靠公有制计划经济。
二是党国体制的运作惯性。求政绩上项目，发号施令拍脑门，已成官僚常态，不但权力的傲慢可上瘾，更重要的是寻租捞油水，因而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就算有明白人，感觉这么胡来后果严重，肯定不可持续，但习惯和利益的驱使，无人可挡。再说，一来官员不是民选，当然没有为选民负责一说，只有为提拔者负责；二来，也没有独立的监督机制和客观公正的司法制度，种种行政黑洞，多数无从追究，只有少数在权斗中落败的人，才会成为牺牲品。
第二，“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究竟哪个更有道理？第五条说到世界工厂，提及有名的“林杨之争”，也就是来自西方的“后发优势论”，和“后发劣势论”之争。我校的课堂上，都能感受到那场辩论的冲击。林毅夫主张“后发优势论”，说后发展国家，不必沿用发达国家走过的技术研发老路，可以用拿来主义（包括合法购买和非法盗用）西方已经成熟的技术专利，弯道超车，快速起飞。林的理论被官方接受，成为教科书信条，还列入考试大纲。
杨小凯教授，并不反对“后发优势”的一般适用性，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他们也确实利用这个理论，加快了经济发展。不过，小凯提醒，西方同样有一种“后发劣势”（亦称后发诅咒）理论，那就是过度依赖“后发优势”，忽略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优势，不求体制改革，坚持抱残守缺，也就是国人常说的“中体西用”，认为只要引进“坚船利炮”，就天下大吉。结果坠入“后发劣势”陷阱，遭受“后发劣势”诅咒，只能永远跟在发达国家后面抄袭，永远没有赶超的机会和可能。
看看如今遇到的局面，西方技术引进不少，就是拒不改革已经远远落伍的理念和体制，于是掉入杨小凯警告过的“后发劣势陷阱”。如果说，小凯生前未能看到他跟林毅夫争论的最终胜负，那么现在，他应该可以告慰于九泉之下了。但我知道，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获胜而高兴，反而很痛苦。他更希望“后发劣势”理论，能成为国家认可的指导思想，从而为深化体制改革，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要公平竞争，还是要国家垄断？第五条说到外贸补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怎么说都不过份。首先，咱们在这方面的操作，的确取得明显效果，据说在粗钢、轮胎、光伏、五金、家电等许多产业，咱们已经占据世界垄断地位，甚至掌握了定价权。之所以能做到，靠的就是国家垄断提供的各种补贴优惠。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简称国垄资）为后盾，长期大量补贴，当然不难打败国外竞争对手。但是，它引发的反弹也很大，人家不但到世贸组织投诉，也引起外国政府警觉，开始用“反倾销税”等手段，保护本国企业。另外，咱们制造业所依赖的技术设备，基本都靠国外引进，自主研发数量少，能力差，当西方各国抵制封锁的时候，咱们反击的本钱很少。以芯片为例，人家一限制芯片出口，咱们的组装产品就难以为继。
再往深说，国垄资行为是正常贸易的一大祸害。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要制定反垄断法（也叫反托拉斯法），严惩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就是因为它违背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是破坏市场秩序的罪魁祸首。一国范围如此，世界市场何尝不是这样？只不过，世界市场，目前还没有一个超越国家主权，能严格执行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无论联合国还是世贸组织，都是无牙老虎，就算能做出公正裁决，也没有执行能力。
归根结底，咱们在世界市场的霸道行径，跟政府在国内欺压民企的行为，如出一辙。本质上看，咱们党国体制，就是一个不尊重市场，不服从公平竞争原则的搅局者。如今自作自受，面临各国抵制，世界市场排斥咱们，国内市场一蹶不振，应该到全面反省的时候了。
原文：七是城市化和房地产红利不在。去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个百分点。看起来不错，但却把没有城市户口的3亿农民工列为常住人口基数统计。……城市没有农民工的位子，这3亿农民工就要撒手走人。如此一来，城镇化率注定暴跌。……当今，房地产已成扶不起的阿斗。外国人在减少，……更不要指望城市政府会安置进城落户的农民工。……文旅经济，全国投资上万亿元，千篇一律，几乎个个亏损。城市化已经做过了头，大量基础设施闲置严重。……八是大政府小社会增加管理成本。蒋时代中央、省、县三级政权，毛时代中央、省、市、地、县、乡六级政权，现在是中央、省、地（市）、县（市）、乡（镇）、街道、社区（村）七级政权。财政支出是个天文数字。6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困死地方政府……出台行政收费法规开源，割老百姓韭菜。城管在城市暴力执法还不够，现在又新增设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干涉农民的经营自主权。这与邓小平小政府大社会，放开搞活的做法南辕北辙。九是国富民穷。老百姓缺乏消费能力是致命问题。……指望内循环几乎不可能。十是房子贬值风险很高。中国资产绝大部分是房地产资产，本身就很奇葩。……北京上海人口出现负增长，其他则或负增长或放缓。……城市化已经做过了头。产业、人口双重打压是不祥之兆。十一是银行暴利的黄金时代终结。过量印钞是双刃剑，直接造成汇率不确定，除了有利于投机，并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无人贷款，银行活不下去。……十二是人民币国际化。追求人民币国际化本是好事，但在黄金时代奋斗了八年，所有牌打完结算国际份额，也才占2.15%，和美日欧货币差得太远，上位成本太高!……中国经济通缩，经济总量下降，资产贬值是大概率事件。两件事叠加，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比现在更好。
[page]
点评：这段引文，涵盖了另外六大经济问题，咱们分头点评。针对第七点，城市化和房地产红利萎缩，我的看法，症结还是生产要素不能经由市场主导，实现最优配置。在诸多要素中，劳力、土地、和资金，是投入房地产的三大主要生产要素，其中劳力相对过剩了若干年，土地名义上集体所有，本质上国家垄断，任意从乡村低价收购，高价卖给开发商，维持土地财政。资金来自国有银行，按潜规则贷给权贵集团，高价卖房，逐级分赃，导致中国的房价总值，超过全球其它国家房地产的总和。尽管高喊“房住不炒”，但不见实效，空置率世界第一，鬼城随处可见，远远背离市场规律和实际需求。不过，对“城市化已经做过了头”的说法，我不认同。纵观各国城市化，包括中国近代伴随工商业发展的城市化过程，都是人口自由流动和聚集的结果，城市建设规模，随着农转非的实际需要逐渐扩大。房地产的发展速度，应该跟随市场化的自然过程。而咱们房地产的急剧膨胀，与其说是城市化的自然过程，不如说是城市化的扭曲过程。记得有地产大佬放话“房子就不是给农民工住的”。还有，批评农民工子女不能在城市入学的文章，多如牛毛，但说了也白说。因此，有国外学者批评，说中国有快速工业化，但没有相应的城市化，或者说，没有跟工业化同步增长的城市化过程。而脱离城市化的工业化，将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加速贫富分化，二是加剧城乡对立。
第八点，是大政府小社会增加管理成本。据《文学城》网站统计，中国官民比例为1：21，美国1:700、欧盟1:720、巴西1:610、非洲1:350、俄罗斯1:330、印度1:520。说中国养官比例世界第一，不算过份。一直高喊“精兵简政”，但越减越多？原因有多种，主要还是缺乏选民监督，政府有自我扩张的冲动。其中，权贵家族和关系网自我繁殖，是主因。这种现象，在县级熟人小圈子里，看得特别清楚。关于“农管执法”的事，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梁京评论说，“农管队伍”是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垂直指挥系统，经费中央拨，人员上面派，似有平衡和监管地方的功能，目的是保证非常时期的粮食供应，因为中央已对地方失去信任。梁京曾是体制内农业专家，如果他的话属实，那么，“农管”来头不小，将扮演什么什么角色，值得密切关注。
第九点，国富民穷；第十点，房屋贬值风险；第十一点，银行暴利时代终结。这三点可合并点评。关于“国富民穷”的说法，我有两点补充，一，部分国人有偏见，认为“国”是指中央（朝廷？中南海？），民就是中央以外的其他人。其实从权力架构看，所谓“国”，应该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机构，所有吃皇粮的人都算。而所谓“民”，是指跟皇粮无关的各色人等。如果这么一算，那么，就能发现，如今所谓“国富”，也未必真富。起码，已有贵州等省，公开表示无力偿债，希望中央拨款。而中央，也发话“爱莫能助”，“自己孩子自己抱”。
二，顺便反驳一种谬论，什么“有国才有家”，“国富民才强”，“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比喻国跟家的利益关系。照此说法，似乎水流方向不是溪流奔江河，江河归大海；而是相反：大海倒灌江河，江河填满溪流，溪流由低往高，爬上山坡。凡正常思维，都知“先家后国”“民富才能国强”的道理。可是，官宣硬是相反，跟革命歌曲唱的一样：“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里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党成了水跟秧，人民成了鱼跟瓜。主次混淆，顺序颠倒，从来无人质疑。愚民宣传的结果，国与民的关系，就成了镰刀与韭菜的关系。“民穷”的结果，“国富”必成泡影。如今民企倒闭，外企撤离，国企亏损，失业严重，各级财政恶化。就算中央能无锚印钞，也不可能放开胆子不顾后果，向来习惯对外大撒币的中央，如今也开始捉襟见肘。
第十二点，人民币国际化。口号喊了多年，也有个别小国捧场，但成效甚微，人民币占国际结算的比例，一直没超3%。想跟美欧硬通货抗衡，须知前提条件：一是经济实力持久稳定；二是币值坚挺，信用度高。尽管欧美日也有纸币超发问题，但毕竟市场与法制兼顾，就算印钞，也是”有锚印钞“。而咱们属于“无锚印钞”。就连国际金融权威，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最近也承认，人民币取代美元绝无可能。如咱们经济复苏无望，长期处于低速运行的话，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恐成海市蜃楼。
原文：国家发达无一不是深耕政治制度、基础研究，然后推动工业革命的结果。历史从来没有仅凭任性的权力就可以不顾资源条件，无限扩张经济而成功的。
21世纪最大事件是全球化终结，地缘政治崛起，中国不可能再有“以时间换空间”的机遇，国际博弈得靠实力，当务之急是解决好举邓旗还是走毛路，要民富国强还是国富民穷的问题。至少得解决好保护私有财产，法治替代人治、禁割老百姓韭菜三大问题。
总点评：全文最后两段有总结性，所以我的点评，也得做个总结。先说国家发达的条件，作者提到关键三点：一曰深耕政治制度，二曰砸实基础研究，三曰推动工业革命。我都同意。应该说，三个条件没有先后顺序，基本同步发展，互相促进。咱们几十年的快速崛起，看似弯道超车，走了捷径，最后恐怕免不了还得重新补课。
然而，作者的回顾反思，蜻蜓点水，缺乏深度，这可能是体制内跟大外宣的先天局限，不必苛求。文章最后写道：当务之急是解决三大问题：第一，究竟举邓旗还是走毛路？第二，究竟要“民富国强”还是“国富民穷”？第三，完善法制，保护私产，禁割韭菜。这些都没问题，我只补充一点：就是思想路线的关键作用（或叫认知障碍）。就跟上次改开先从解放思想发端一样，假如没有真理标准讨论，不能破除“两个凡是”，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如果真想开启改开第二春，需要解决的分歧，不仅仅是毛路还是邓路问题，而是更为深刻的全面反思，系统检讨，为什么改革开放煮了夹生饭，走了回头路？这跟老邓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一手遮天，罢免胡赵，六四屠城，恶性走资，把社会矛盾积累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都有关系。邓说毛后期的问题“积重难返”，依我看，缺乏配套的邓氏改开（包括江胡习的国家垄断与恶性走资）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应该是积重难返的N次方。
好了，我的点评已经超长，必须打住。如果读者有兴趣，想听我详解如何才能开启二次改开？不改开又会如何？敬请期待更多拙作。
2023年7月15日，草于北京寓所
作者关凤祥为北京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