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与汇款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示意图。(Adek Berry/AFP)
一部投资仅1400万的方言片，导演名不见经传，没有流量明星，演员都是素人，谁知上演后竟令无数观众为之落泪，短短几天内就一举成为近十年来豆瓣评分最高的国产剧情片。截止6月1日，票房高达14.48亿，反超多部商业大片升至年度亚军。
它就是今年大陆电影界最大的黑马——《给阿嬷的情书》。
电影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上世纪40年代，潮汕男人郑木生“过番”去南洋谋生，不幸在异乡去世。他的泰国友人谢南枝，此后以郑木生的名义，持续给他留在家乡的妻子叶淑柔寄侨批——把信和汇款合在一起送回去，帮她把孩子们一个个养大。这一寄，整整18年。多年后，郑木生的孙子辗转赴泰寻亲，才揭开了这个秘密。影片表现了中国社会长期匮乏的一诺千金、知恩报恩的情义，这正是它之所以能令无数观众破防的原因所在。
但在好评如潮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也受到一些诟病，特别是在内容的真实性方面。
如肇庆学院文传学院教授黎保荣在影评“《给阿嬷的情书》：有遗憾的美丽”一文中指出，这部影片“缺乏历史认知的深度，1950-1970年代这段历史的大事件，例如大饥荒、大跃进、文革，诸如此类，在电影中丝毫没有提及。”
这个意见有没有道理？我认为很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这就得从影片核心的那些信件即侨批说起。
什么是侨批？
侨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与汇款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在闽方言、梅县客家话及福州方言中“批”即“信”，亦称“番批”“银信”。其主要分布于广东潮汕、江门五邑、梅州及福建厦漳泉、福州等地。侨批业起源于19世纪的水客递送，后发展为侨批局运营体系，涵盖收寄、承转、派送等环节。20世纪30年代，广东侨批占全国侨汇总额80%以上。
常驻欧洲的媒体人与写作者胡同在“汇款、书信与政治：《给阿嬷的情书》没说的那些事”中说，“《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人落泪，但侨批的真实历史，远比银幕上的更沉重。1950年代的‘写信运动’，本以团聚之名发起，却逐渐异化为征集外汇的政治工程。”
据此文介绍，1950年代初，中共急需外汇，而侨批网络中流动的汇款，是少数可靠的来源之一。于是政府发起了一场历史学家葛亮（Glen Peterson）在其关于中国侨务政策的研究中称为“写信运动”的行动。到1957年，当局报告称，仅广东一省便寄出约五十万封信，每年帮助数千个家庭重续音讯。通过拆阅和审查信件，当局首次获得了关于中国跨国网络的规模与地理分布——谁在何处、资金流向如何、曼谷、新加坡、旧金山，还了解华人社区从内部看来是什么面目。随着地方政府纷纷发起以明确征集汇款为目的平行运动，从家乡寄出的信件性质开始改变。台山县代表于1950年9月议决，每位代表至少须写一封信给海外亲属，说明寄钱回国的重要性；他们甚至在纽约《美洲华侨日报》上刊登广告，敦促台山海外侨胞汇款。
“抵达旧金山、温哥华、纽约的洗衣工、码头工、园丁信箱里的，往往更像是一封勒索信。信中描述病痛、贫困、牢狱之苦，末尾是紧迫而具体的要钱要求。有些情形确实出于真实的绝望；但另一些，如葛亮所记录的，则出于地方干部——他们发现，以伤害亲属相威胁，是向那些远在天边、无从核实真相之人榨取外汇的有效手段。”
“到1951年12月，超过一千一百名旅美华人联署致函毛泽东及华侨委员会。他们写道：‘各地村庄的农会开始以莫须有的罪名控告侨属，将他们审判、拷打，强迫他们在限期内缴纳大笔款项……骇人听闻的杀害事件屡见不鲜。’路透社报导称，仅纽约市就有至少百万美元在此前两个月内遭‘勒索’。美国财政部派员赴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的华人社区收集证词。这些信件——同一批被‘写信运动’催生出来、本应传递家书与孝思的信件——于1952年初在洛杉矶公开展出，作为共产党勒索的证据。”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改中，许多侨属家庭还被错误的划定为地主，土地与房屋遭到没收。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中，许多华侨家庭的住所又被清空，腾出地方给公共食堂。1963年的“四清运动”，特别点名侨属家庭为调查对象，部分生产大队对这些家庭施以公开批斗、搜查、罚款与没收。
再接下来就是文革，侨属的命运跌落到了谷底。据“汇款、书信与政治：《给阿嬷的情书》没说的那些事”记载，“1966年，省政府暂停了整个海外汇款供给体系。与境外有联系的家庭，以官方用语定义，是‘反动的社会基础’。
1969年，广东省将这一逻辑固化为一套管理具有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规定，俗称‘黑六条’：凡与境外或香港亲属保持政治或经济往来者，一律‘从严处理’；此后不再从有海外或港澳关系者中发展干部。他们的信件被翻阅，钱款被没收，家宅被搜查‘四旧’。一些人承受不了调查与批斗，自寻了断。直到1978年，在数十年来始终试图保护这些家庭的华侨事务高级官员廖承志正式否定文革期间对待海外华人的做法之后，‘海外关系’才不再是一种罪行。”
真实的侨批史其实是一部血泪史，可是在《给阿嬷的情书》中，这一切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好似1949-1978的中国生活在另一个次元，那里没有发生任何运动，一家人还可以穿那种旧式民国小褂，可以穿旗袍，海外关系没有任何问题，每一分汇回来的钱都属于收信人，1960年的咸猪肉可以随便送人，而男人不回来仅仅因为想再赚些钱……村子没有支部也没有书记，也没提到有集体化、合作化、公社和大队，没有深入骨髓的泛政治化，没有批斗，没有阶级成分划分，没有枪决“恶霸地主”，没有暴力土改，甚至连文革似乎也不曾发生。
正如黎保荣教授所言：“我们当然可以说苦难年代也有欢笑，但是苦难就在身边，却化鲜血为鲜花，化残忍为一笑，这无异于为虎作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