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兆武/中国历史学家、翻译家
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国通史，每个教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当然国民党也有它意识形态上的标准讲法，既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唯心史观，叫作“唯生史观”，“生”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倡这个。
陆陆续续，历史所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戴了各种名目的帽子，都被当作“牛鬼蛇神”关在牛棚里。第一批是“走资派”，党委书记尹达、副所长侯外庐、熊德基先生都在其中，叫作“黑帮”。第二批是揪历史反革命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基本上凡有高级职称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第三批是“单干户”，我是其中一个。虽然我没参加过历史所的任何组织、任何活动，那也跑不了。
然后就是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可比“单干户”的罪过大多了，成了工宣队、军宣队的主要任务，长达四五年之久。斗起来声震屋瓦，大字报铺天盖地，每一张都气势汹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一张写着：“某某某，你赶快投降，否则死路一条！”义正辞严，好像他是主持公道的一样。没想到一个小时后，又有一张大字报贴出来，针对着贴上一份大字报的那个人，说：“某某某，你俩不要演双簧，你这个‘五一六’也跑不了！”搞得我真是目瞪口呆，不知道谁是真、谁是假。
前前后后，历史所不到两百人，抓起的“五一六”得有三分之一强，大部分都是二十几岁刚毕业的大学生。文革开头他们很多是造反派，戴着红袖标也挺神气的，可是后来都成了反革命阴谋集团。
记得有个叫L的青年，工宣队刚刚进驻的时候第一场是“忆苦思甜”，找他去做典型报吿。上去说家里怎么苦怎么苦，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让我们都觉得这个人非常值得同情，不久他做了排长。可是没过几天，第二场开始了，抓“五一六”。连长出来宣布，说L是个“五一六”，这人简直坏透了！我想那时候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一是思想麻木，好坏都无所谓了，另外就是非常奇怪：既然当初树了他做标兵，就表示他是非常好的，为甚么一翻脸又成了反革命？
而且有一点，我到现在都非常不明白。文革一开始，上面先是依靠红卫兵打倒了一批老革命当权派，后来又把那批革命小将全都收拾了，那么政权究竟要靠甚么力量来支持呢？历史所号称“红旗单位”，居然有将近一半的人参加了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我们研究室总共十几个人，只有五个不是，这比旧社会国民党来抓共产党的那个百分比还厉害。
在此之前，因为我已经进了牛棚，所以我不是“五一六”，不然也跑不了。最可笑的是，后来人手不够，就让我们这些“老反革命”监督那些“小反革命”，不许他们岀来，让我和王毓铨老先生天天抬一个大筐，给他们送饭去。那时候我们都是集中住宿，晚上不许回家，在几个办公室里打地铺。我们那间比较大，住了四五十人。有一天晚上我从锅炉房劳动回来，发现屋子里其他人都不见了，灯光昏暗，只有三个人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不讲话、不学习，也不看书看报，参禅一样瞪眼干坐着，干甚么呢？而且一连一个多月，天天如此，这就非常奇怪了。当然我也不好和他们说话，毕竟我也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何况一天劳动完了也挺累的。于是我就躺在床上休息，四个人各把一个墙角，一言不发。
过了几天，工宣队郑师傅来视察，在屋里转一个圈，然后把我叫岀来，说：“给你个任务，密切注意这几个‘五一六’的动向，有甚么情况马上汇报。”这下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都是“五一六”，赶紧满口答应。可越想越奇怪：我是反革命，怎么用一个反革命监督那几个反革命？其中有两位正是过去批过我的，真可谓天道恢恢，敢情这二位历史学家也是“五一六”？而且，既然让我监视他们，可见他们的罪过比我的还要大。
五代的时候有个人物叫冯道，做了五朝元老，每次改朝换代都有他的官做，自封“长乐老”。文革时候也是，至少每个当权的人都希望做“长乐老”。可问题是局势变化太快，“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在台上，明天就是阶下囚，今天我是反革命，明天就可以监督你们这些小反革命。包括中央文革在内，有的一两年、两三年、甚至几个月之内就下台了，走马灯一样不停的轮换，这也是文革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面了。
1991年7月摄于德国慕尼黑。左一为何兆武，左三为羊涤生
文革很多盖子都没有揭开，“五一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一开头大概是要培养一批革命小将，各个地方的红卫兵都去冲击当权派，几乎所有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可是后来不知为甚么，又把这些造反派都给收拾了，包括聂元梓、蒯大富这些有名的红卫兵头领。至此，老干部也打倒了，红卫兵也打倒了。“牛鬼蛇神”三分之一，“五一六”三分之一，前后算下来，历史所竟然有三分之二都是反革命？真正的革命群众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这个数字本身就很滑稽，革命的是少数，反革命成了大多数。如果真正按照民主原则的话，应该是反革命上台才对，政权究竟依靠甚么力量来支持呢？
我的妹夫肖前在人民大学哲学系，70年代末有一次见面，我说：“马列主义是科学，科学允许有误差，比如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但怎么能误差百分之八九十？比如全国五十五万右派，最后只剩下五个，（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万人，1978年后“一风吹”（即一笔勾销），只有极少数人未予平反。其中中央级五人，即所谓的“五大右派”，分别为章伯约、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怎会差这么多？还有那些‘五一六’，加起来总得有好几百万。”他的警惕性很高，非常正经的说：“话不能这么讲。我们是初级阶段，还在摸索，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文革时候把他也整的很惨，但他依然这么认识。
当然，后来这些“五一六”又全不是了，据说根本就没这么一个阴谋集团。不过当初，只要把你揪出来，你就非得承认不可，不承认是没有用的。
历史所资料室有位老太太叫李福曼，她是梁启超的儿媳、梁思永的夫人。她的姑姑李蕙仙嫁给了梁启超，所以她们是姑侄两人嫁给父子俩。1970年下干校的时候，我和李福曼在一个班。那时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行动都不太方便，可还把她下放到干校劳动，我觉得不应该。我比她小十四岁，还能干点体力活，所以常常帮她干，她也对我挺好的。前几年我去看她，她已经九十四岁了，不过记性还好。跟我说：一开始抓“五一六”的时候，一个和她很熟的女同志刘坤一私下里对她讲：“你可千万不能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啊。”李福曼说：“我当然不承认，我怎么会是‘五一六’呢？”
后来开大会，叫作“动员”，动员那些反革命自己承认。最后工宣队的人宣布，说：“你们这些‘五一六’，还是争取主动的好。现在，就自己站出来！！”当时就有好几个人站起来，她也跟着起来了，等于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李福曼跟我说：“我也不知为甚么，听到之后就站了起来。”其实也挺容易理解，他们是来专你政的，说甚么就是甚么，难道你还敢反抗吗？她一个老太太，特别像她那种世家出身的，还去参加反革命阴谋集团？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按理说，历史所几十年，结果培养出一半多的反革命，领导应该负有极大的责任。可是从来也不追问，反倒成了他的政绩，这是很荒唐的。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工宣队的人抓的越多越洋洋得意，这一点非常让人难以理解。
比如说我是一个领导，要抓贪污分子。假如我的单位里没有贪污，我应该感到很安慰。可是不行，阶级斗争是普遍存在的，你这儿是世外桃源？不可能，所以就抓。抓个百分之一不行，人家都抓百分之二十，你怎么能抓百分之一？结果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贪污数目越大，他就越髙兴。五块、十块的不行，几百、几十的不行，怎么也得上万字号。如果还不满意，那就上十万字号、百万字号。其实应该反过来，最好是没有人贪污，没有人是反革命，这样心里才安慰。可是没人贪污，他心里却不高兴，数目越多越高兴，这到底是一种甚么心态？是一种革命的心态，还是反革命的心态呢？怎么能反革命越多，心里就越髙兴呢？
不坦白从重、坦白从轻，结果那些坦白的人越说越离谱。有个青年叫G，交代说自己炮制了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吿，画好了一张中南海的地图，准备挖地道，进中南海施行暴动。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可是工宣队的人认为这个坦白得非常好，树立标兵，把他叫到大会上坦白，号召其他的“五一六”向他学习。这个人也很会表演，一边哭一边说，真不知是一种甚么感情在支配他和他们。到底是一种革命的感情，还是反革命的感情？
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听了我会很难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