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整风开始后，高等院校的学生被鼓励帮助党和学校领导整改作风。许多青年相信了这一号召，写大字报、办墙报、参加座谈，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思想僵化。他们大多没有政治经验，更谈不上组织反对力量，不过是凭着青年人的热情，说出了自己对国家、学校和社会问题的看法。
几个月后，鸣放转为反右。原来受到鼓励的言论成为罪证，积极发言的学生被划为右派，有人被开除学籍，有人被送去劳动教养，有人被发配边远地区。直到1978年以后，他们才陆续获得改正。那时，许多人已经年近四十，人生中最适合读书、就业和成家的二十年已经过去。
进入晚年后，这批学生开始彼此寻找，整理大字报、日记、处分材料和个人回忆。他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1957年的校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北大：“五一九”留下的名字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园内贴出大字报，随后形成持续多日的鸣放活动。学生讨论斯大林问题、新闻自由、教条主义、知识分子处境和学校管理，一些人还组织了“百花学社”，出版《广场》等学生刊物。
运动转向后，大批参与者被划为右派。谭天荣、陈奉孝、张元勋、沈泽宜等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有人被劳教、劳改，有人在长期监禁和政治迫害中度过青年时代。林昭当时并不是运动中最受注意的人物，后来却因继续反抗而被捕，最终在1968年遭到处决。
数十年后，北大学生右派成为最早系统整理1957年历史的群体之一。他们重新收集当年的大字报和刊物，撰写个人回忆，建立右派学生名录，并接受纪录片采访。经过校友之间的反复查找，整理者搜集到五百多名北大右派的资料。许多人已经去世，留下来的姓名、专业和遭遇，成为恢复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
这些回忆并不完全一致。当年的参与者对人物、事件和彼此关系有不同理解，一些始于1957年的争论，到晚年仍未结束。但正是这些有分歧的叙述，使那场运动不再只剩下一种官方结论。
北师大：受害者与批判者的共同回忆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是反右运动的重灾区。中文系1953级有二百多名学生，其中五十七人被划为右派，另有多人受到不同处分。一些学生只是为受批判的同学说话，也因此被列入右派名单。
雷一宁就是其中之一。她毕业后被发配到青海，右派改正后才回到广西。晚年定居美国后，她开始联系昔日同学，邀请他们写下1957年的经历。最终，十九位作者留下二十四篇文章，记录了“底层之声”“苦药社”等学生社团的活动，也记录了批斗、自杀、劳教和长期发配。
这些回忆揭示了运动中一些具体过程。学生采访教授，请他们谈对学校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有人用章回小说和讽刺文字批评官僚主义；还有学生质疑报纸社论。原本属于校园讨论的言论，随后被解释为有组织的政治进攻，社团成员也被作为集团处理。
北师大的集体回忆中，还有一类尤其少见的文字：当年批判者的忏悔。
王得后在1957年是积极分子，曾奉命写文章批判“苦药社”。他把同学的正常交往说成“勾搭”，把要求民主说成政治反动。几十年后，他重新看到自己写下的文字，感到羞愧。他承认，自己不能只用“奉命行事”解释责任。正是因为相信阶级斗争，习惯在每次运动中接受组织指定的敌人，他才会对同学使用那样刻毒的语言。
范亦豪既是后来遭受迫害的右派，也曾在此前的政治运动中揭发过老师、主持过批斗会。他在回忆录中没有只写自己的冤屈，也追问自己伤害过谁。他认为，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给领导和时代，个人仍须面对自己做过的事情。
这种受害者对自身责任的反省，使北师大的回忆超出了单纯的苦难叙述。
南开：从传递大字报到农场互害
北京大学的鸣放很快传到南开大学。几名在北大学习的南开学生，将北大的大字报抄写后寄回天津。南开学生把这些材料贴在校园里，引起天津几所高校的关注。后来，谭天荣等北大学生应邀到南开演讲，讨论教条主义、斯大林问题和哲学问题。
不少南开学生只是抄贴大字报、邀请演讲者、接待外校学生，或者公开赞成独立思考，便在反右中受到处分。有人被开除学籍、送去劳动教养；有人被发往天津郊区双林农场劳动考察。
到了农场，受罚并没有结束。管理者要求右派互相揭发，以此判断谁“改造得好”。为了争取回校和摆脱处分，一些人开始检举同伴。被揭发者可能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分子，再被送去劳教。原本同病相怜的学生，被置于相互猜疑、相互伤害的环境中。
年仅十八岁的施建伟，因为接待北大学生而被划为右派。他原以为班里的年长同学如同兄姐，运动开始后，却看到一些人迅速翻脸，写材料揭发他。在双林农场，他又因拒绝不断“暴露思想”而被作为反改造分子批判。多年以后，他认为，农场最可怕的不只是劳动，而是通过告密和互害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反右结束三十多年后，施建伟回到南开参加纪念活动，看到了当年的受害者，也看到了曾经参与批判的人。没有人向他道歉，甚至还有受害者公开感谢当年的执行者对自己的“帮助”。他终于无法忍受，当场发言反驳。
在南开的回忆中，这种沉默同样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伤害已经发生，但很多参与者从未承认，也不愿回望。
武大：一张《火焰报》与一个班级的毁灭
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吴开斌等人，因学校迟迟不让学生参加鸣放，决定自己创办大字报《火焰报》。第一期只是响应整风号召，批评学校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随后，他们又刊登北大学生来信，介绍北大鸣放情况，校园里的大字报迅速增多。
学校后来宣布支持学生鸣放，整个珞珈山一度十分活跃。但反右开始后，《火焰报》被解释为向党进攻的“司令部”。吴开斌所在的中文系1954级班有三十多人，其中十一人被划为右派，九人被定为“极右”，四人被开除学籍送去劳教，一名学生在审查中自杀。
吴开斌被称为武大的“右派司令”。学校命令他在全校大会上检查，他却利用这个机会，用几个小时陈述自己对斯大林、苏联、新闻自由、胡风案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那些观点未必激烈，但在批判已经开始时仍公开说出，需要付出沉重代价。
此后，吴开斌长期劳教，在社会底层做苦工，一度靠卖血生活。被发配到粤北山区后，他仍在昏暗灯光下读书，视力因此严重受损。1978年以后，他才获得改正。
1998年，武大中文系老同学重返珞珈山。有人谈起往事失声痛哭，有人平静讲述。当年被宣传为“暴风雨中的海燕”的积极分子田蒂，在聚会上向右派同学表示内疚和道歉。另一位当年的左派学生史大浩，也曾在去世前向多位受害同学道歉，并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困难。
吴开斌没有参加第一次聚会。2005年，同学们再次聚会时终于见到了他。两年后，他猝然去世。令人感慨的是，主持治丧的人正是田蒂。她一身黑衣，最早赶到殡仪馆，安排了全部告别事宜。当年的批判者，在半个世纪后送走了当年的“右派司令”。
上海交大：没有言论，也要补出右派
上海交通大学最初的鸣放并不激烈。学生的大字报大多只是批评食堂、宿舍和学校管理。到了1957年下半年，全校公开批判的右派仍然很少。
1958年1月，学校突然停课，进行“反右补课”。短短两个星期，近三百名学生被划为右派。许多人没有发表过成体系的政治言论，只因一些日常说法或行为获罪。有人说农村生活苦，有人提到美国亲属家中有汽车，有人看苏联电影时打瞌睡，还有人说自己的头发像希特勒，这些都可能被解释成反社会主义或反苏言论。
近百名右派学生很快被叫出教室，命令收拾行李，装上卡车送往上海郊区劳动。他们起初甚至不知道自己受到什么处分。学校取消了他们的助学金，也不给劳动报酬，伙食费要由家庭承担。贫困学生因此陷入绝境。
一名来自山东农村的学生韩增义，家里无力寄钱。他的汗衫破得像蜘蛛网，裤子也只能勉强遮体。一个雨天，大家停工休息，他突然哭着说：“谁每月给我五元钱，我叫他爹都愿意。”一位同样贫困的难友偷偷给了他五元钱。
两年后，大部分学生仍然看不到回校希望。1960年，上海交大先后将一百二十多名右派师生遣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多数人被分配到基层工厂和农场，文革中又有人遭到第二次发配，从事修路、筑坝和采矿等重体力劳动。有人死于工伤和防洪事故，有人因不堪迫害而试图逃往苏联，被判处长期徒刑。还有人到1979年获得改正时仍未成家，全部家当只有一个铺盖卷。
长期流放使交大右派学生形成了很强的难友关系。改正以后，他们互相帮助调动工作、寻找亲友，后来又建立通讯录和难友群。与其他学校相比，他们也更坚持追索实际权益。有人要求学校支付1958年至1960年两年劳动期间被拖欠的报酬，有人要求补偿被克扣的工资和精神损失。虽然申诉没有得到预期结果，他们仍不断提出：改正身份，并不等于历史责任已经了结。
他们为什么要留下回忆
这些学生在1957年大多只有十七八岁或二十出头。他们响应号召，发表意见，随后被当作敌人处理。二十多年后获得改正时，读书、就业和家庭生活最宝贵的时期已经无法追回。
晚年整理回忆，并不只是为了证明个人无罪。他们重新抄录大字报，查找失散同学，建立死亡者和受难者名录，也记录那些曾经揭发、批判和执行处分的人。有些人道歉，有些人沉默；有些受害者能够反思自己早年参与过的运动，另一些人则仍无法摆脱当年的语言和思维。
这些记忆彼此矛盾，也带着个人立场，但它们保存了官方档案之外的历史：一句话怎样成为罪证，一个班级怎样被分成敌我，受难者怎样被迫互相揭发，学校怎样把学生送往农场和边疆，以及半个世纪后，同学之间如何重新见面。
一代人的青春已经无法归还。他们能够做的，是在自己离去以前，把姓名、事件和责任尽可能记录下来，使那些曾经被掩盖的人生不再无声消失。
资料来源：郭力《几所高校学生右派的集体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