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去世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的一段访谈值得一读。李侃如对朱评价极高，认为他才华横溢、务实坦率，也是中国深化市场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关键人物。对于后来中国没有完全兑现入世承诺，李侃如也不认为朱镕基当年存心欺骗美国。他的解释是：朱认为中国能够逐渐做到，只是后来政治发生变化；如果有类似朱镕基的人才继任，那些改变可能实现。
这番话听起来宽厚，却暴露了美国接触派一个至今没有完全回答的问题：
赵紫阳怎么办？
中国不是没有出现过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甚至不是部长、总理，而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是总书记。论职位，他们已经站到了共产党权力结构的顶层；论改革意愿，他们恐怕比朱镕基走得更远。
结果历史已经做过实验。
当改革没有触碰共产党根本政治利益时，改革者可以大刀阔斧；一旦改革方向与党维持政治垄断的需要发生严重冲突，究竟是总书记改变党，还是党处理总书记？
胡耀邦下台了。赵紫阳不仅下台，此后长期被软禁。
因此，问题从来不只是“中国有没有一个朱镕基”，甚至不是“朱镕基如果当总书记会怎样”。接触派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认为一个人的职位和思想，足以改变一个拥有庞大干部体系、军队、宣传机器、安全机构和组织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
习近平时代尤其容易制造一种历史错觉。今天看到习近平拥有巨大的个人权力，很容易倒推认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本来就能决定一切。其实恰恰相反。习近平今天的权力集中程度，是经过长期政治运作形成的结果，绝非“总书记”三个字天然附带的权力。
更重要的是，即使真的出现一个拥有习近平今天这种权力、思想却接近朱镕基的领导人，也不能简单推出中国必然按照西方期待的方向演变。
因为市场化改革是一回事，放弃党的权力垄断是另一回事。
朱镕基可以关闭亏损国企，可以让数千万职工下岗，可以改革银行，可以降低关税，可以引入国际竞争，也可以利用WTO规则倒逼国内改革。这些事情非常困难，却仍然可以解释为一个共同目标：让中国经济更有效率，让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更富强。
真正的分界线在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改革要求共产党接受独立于党的司法、真正自由的媒体、军队国家化、竞争性政党，乃至接受选举失败后和平交出政权，这还是不是同一种改革？
恐怕不是。
到了这里，一个领导人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几个保守派，而是整个组织维护自身政治生存的本能。
这也是为什么李侃如的回忆越证明朱镕基真诚，反而越暴露当年接触政策的问题。
假如朱镕基只是一个骗子，那么事情反倒简单：美国识人不明，被一个聪明的中共总理骗了。
可是如果朱镕基完全真诚呢？
那么问题就严重得多。
朱真诚地希望改革，真诚地希望加入WTO，真诚地认为中国可以履行大部分承诺，也真诚地希望改善美中关系；然而在他退休以后，一部分改革仍然可以被削弱，一部分方向仍然可以逆转。
这说明决定中国长期方向的，从来不只是朱镕基的个人意愿。
一个国家制定几十年的对华战略，不能把关键假设建立在“下一届最好还是朱镕基”上。国际协议更不能依赖对方永远由自己喜欢、信任的政治人物掌权。真正可靠的判断，必须回答：即使下一任不是朱镕基，这套制度还能不能约束他？
美国接触派当年把相当大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发展、国际融合以及改革派领导人。他们不是毫无根据。1978年以后中国的变化确实巨大，朱镕基也确实值得认真研究。
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解释失败仍然停留在“后来没有另一个朱镕基”，那就还没有走到问题的底层。
赵紫阳早已替历史留下了答案。
中国不是没有出现过站在最高位置的改革者。真正的问题一直是：当改革者与这个党的根本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究竟是改革者改变这个党，还是这个党改变改革者的命运？
接触派如果不回答赵紫阳，就仍然没有真正回答朱镕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