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新闻网宁成月报导/ 中国的目标是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因此正在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北京尤其重视太阳能发电，但这却对鸟类多样性产生了影响。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调查了中国2344个县，得出结论：减少污染排放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重大的生态困境”，必须以明智的方式加以解决。
中国对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大规模政策扩张，在全国两千多个县域的实际落地中，却对鸟类多样性产生了显著影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张慧明等人于2026年8月20日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研究，指出中国大规模扩张太阳能光伏项目导致耕地与草地减少，引发鸟类多样性下降。该研究揭示了减碳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绿色困境”，并建议未来需更谨慎评估光伏项目选址。
他表示：“我们的信息并非要放慢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步伐，而是要确保太阳能的发展更加重视环境问题。”
这位研究人员及其同事观察了中国的太阳能扩张政策、气候模式、土地利用、鸟类种群等因素。科学家们得出结论：太阳能扩张与鸟类多样性的下降密切相关。
虽然影响程度不大，但留鸟和候鸟的数量都出现了显著下降。相反，那些生活在不适宜太阳能发电的山区物种并未受到影响。
研究人员指出，中国太阳能发电的发展伴随着强制性的植被保护措施，但这些措施执行过于统一，实际上导致了生态质量的下降。
科学家们写道：“因此，太阳能开发可能会在无意中损害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他们呼吁在推进能源转型的同时，对安装地点进行“谨慎选择”，并采取更多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到2024年，中国太阳能发电面积已达到约4520平方公里——相当于法国一个小型省份的面积——预计到2060年，太阳能将占中国能源结构的45%。
Des panneaux solaires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en novembre2025© AFP
其实并不是“非得”把太阳能光伏板放在耕地上。在政策规划上最理想的方案是把它们建在西北的荒漠和戈壁滩上。
然而，在实际的商业运作和地方发展中，光伏项目频频挤占耕地和草地，主要是由电网、算账（成本）以及地方利益三层现实原因决定的：
1.距离与“输电损耗”的账
中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是西北（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等）的荒漠戈壁，那里确实不占用耕地。
但是，中国用电量最大的区域是东部沿海省份（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
把西北荒漠发的电运到东部，需要建设极其昂贵的“特高压输电线路”，而且在数千公里的运输过程中，电力损耗非常大。因此，东部和中部省份为了“就近发电、就近使用”，就必须在本地找地，而这些省份平坦的土地大多是耕地或草地。
2.基础设施的“便利性”（为什么挑平坦的农田？）
平地好盖楼，也好盖光伏：耕地通常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有现成的道路和电网接口。光伏企业把板子铺在农田附近，重型卡车容易进出，施工成本低，拉一根线就能直接并入国家电网。
山地成本高：如果把光伏板建在荒山、崇山峻岭上，不仅运输和安装极为困难，还需要额外斥巨资修建翻山越岭的输电线路，商业上非常不划算。
3.地方政府的“KPI”与农民的经济账
地方政府的减碳压力：每个省份和县市都有严格的“新能源占比”和“减碳”指标。在一些缺少荒山荒地的平原县城，为了完成指标、吸引绿色投资，地方政府往往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企业变相占用部分农用地。
农民愿意出租：对于部分种地收益较低的农民或村集体来说，把土地租给光伏公司拿固定租金（比如一亩地一年几百到上千元），收益往往比自己辛苦种粮更稳定、更高。
正因为耕地减少会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18亿亩耕地红线），其实在近年来已经出台了禁令：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已明确规定，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光伏项目。
“农光互补”：如果非要用普通的农用地，光伏板必须“抬高、拉宽”——板子离地面必须有2到3米高，板与板之间要留出足够阳光照下来的间距。这样，板上可以发电，板下依然可以开拖拉机种大豆、小麦或放牧，绝不允许直接把农田变成光秃秃的“水泥光伏大棚”。
这也是为什么《科学》杂志的这项研究非常有价值：即便允许了“农光互补”（下方保留植被），如果全国都一刀切地在板下种植同一种草，虽然保住了“绿化率”，却依然会因为生态单一而赶走鸟类。
全球几乎所有主流国家都在投资太阳能，这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绿色能源海啸。目前中国的太阳能累计装机容量已突破1200 GW（吉瓦）。它占了全球总量的约50%！
西方和印度等国也在开发太阳能，但它们在落地时遇到了“痛点”：
太阳能光伏的产业链（从硅料、硅片到光伏电池、组件），全球80%以上的产能都在中国手里。美国或欧洲建光伏电站，即使想大干快上，也必须排队向中国企业买面板。如果它们为了搞“脱钩”而硬要在本土建厂，制造成本会比中国高出几倍。
就像前面提到的《科学》杂志论文指出的生态问题，在欧美，要动用大片土地盖光伏板极其困难。环保组织的抗议（保护某种稀有青蛙或鸟类）、私人土地主的谈判、法律审批，往往让一个光伏项目拖上几年才能开工。
西方特有的“环保一票否决制”（法律成本极高）
任何一个非政府组织（NGO）都可以起诉政府和企业。哪怕只是为了保护沙漠里的一种稀有植物（例如加州的短叶丝兰）或者一种濒危的小青蛙，环保组织就能通过法院申请“临时禁令”，让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光伏项目直接停工两三年。
在中国，民间的动保声音很难在法律层面直接叫停国家项目。
伴随而来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困境”
《科学》杂志这篇关于中国鸟类的论文在全球引发共鸣——因为这个“绿色困境”不仅中国有，美国、欧洲、印度也有。
在美国加州的莫哈维沙漠，大规模的太阳能电站因为强光和镜面反射，把飞过的鸟类“误导”甚至灼伤，引发了动保组织的激烈诉求。
在印度，西部荒漠的大型光伏基建也正在跟当地特有的濒危物种（如大鸨）争夺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