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有警报。
1989年的六四，首先当然是中国人的历史。学生、市民、知识分子乃至部分体制内人士，以自己的方式要求政治改革。运动内部有分歧，有幼稚，有混乱，参与者也绝非后来叙事中整齐划一的圣徒。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确实行动过，而中共也用行动回答了他们。
这个回答，其实不只给了中国人，也给了世界。
六四以前，西方对中国抱有希望并不荒唐。毛泽东时代结束，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市场开始出现，外国资本进入，年轻人接触西方思想。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国家似乎正在向另一个方向走。日本提供日元贷款，美国扩大交流，欧洲企业进入中国，都有当时的现实理由。
但是1989年以后，情况已经不同。
六四等于做了一次极其昂贵的压力测试：当经济改革与中共的政治垄断不冲突时，中共可以改革；一旦政治开放威胁党的统治，究竟哪一个优先？
答案已经出现。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从此必须封锁中国，更不意味着美国有责任推翻中共。中国未来怎样，首先是中国人的事情。西方真正需要做的，其实简单得多：保护自己。
你可以继续贸易，可以投资，也可以相信中国未来可能政治转型。但国家政策不能建立在“也许”之上。政治转型不是算命，要看行动。释放政治犯、扩大新闻自由、建立司法独立、限制党的权力、使军队国家化——做一件，信一分；做十件，信十分。
可惜后来很大程度上倒过来了。
六四之后，日本很快推动恢复对华贷款，并帮助北京走出国际孤立；西方重新扩大对华贸易投资。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个更大的历史实验正式开始：让中国进入全球市场，让中产阶级成长，让经济自由最终推动政治自由。
这个理论不能说毫无道理，但问题在于，它把顺序搞反了。
正常的风险管理应该是：你先改变，我再增加信任。
当年的做法却越来越接近：我先给你市场、资本、技术和产业链，相信这些东西最终会使你改变。
两者的风险完全不同。
假如第一种办法失败，中共仍然不改革，中国可能没有后来发展得那么快，但美国、日本和欧洲损失有限。第二种办法一旦失败，事情就麻烦了：政治没有按照预期改变，资本却已经进去；制度没有改变，工厂已经建好；战略方向没有改变，技术、人才、供应链和出口能力却已经形成。
更有意味的是，六四之后两年，苏联解体。
西方从中得到的教训大约是：共产主义终究抵挡不住市场、开放与时间。
北京得到的教训却恰好相反：苏共失去党的领导、意识形态控制和军队控制，所以亡党亡国；中国绝不能重蹈覆辙。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西方越来越相信时间会改变中共，中共却越来越认真研究怎样避免被时间改变。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中国加入WTO以后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中国人自己的勤奋、教育、企业家精神、政府组织能力和庞大市场当然是发展的根本原因，不能把中国崛起简单归功于西方。但同样不能否认，美国市场、欧洲市场、日本资本、外国技术、全球供应链和国际金融体系，大幅降低了中国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成本。
最后出现了一个冷战时代都没有出现过的对手。
苏联有核武器和庞大军队，却没有中国今天这样的制造能力和全球贸易网络；日本经济曾经强大，却没有挑战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战略意愿；俄罗斯有意愿，却缺少中国的经济和工业规模。
今天的中国却把经济规模、完整工业体系、科技能力、核武器、常规军力和与美国进行长期竞争的政治意愿集中在了一起。
这当然不是六四以后某一个决定造成的，更不能证明另一条历史道路一定更好。历史没有实验组，也没有机会重新运行一次。
但是有一个问题，美国和西方今天应该能够回答了：
当年为什么一定要先相信中国将来会改变，才知道自己今天应该怎样保护自己？
其实根本不需要。
1989年已经提供了一次风险提示。警报响了，不意味着必须开战，也不意味着必须永久脱钩。它只意味着，此后每增加一分信任，都应该等待一分新的行动。
中国人当年已经用自己的代价问过一次。
中共也回答过一次。
西方看见了这个答案，却认为时间还会给出另一个答案。三十多年以后，它付出产业转移、供应链依赖和战略竞争的巨大成本，重新买回了1989年已经免费得到的信息。
历史没有如果。
但历史最大的遗憾之一，大概就是：警报其实响过，只是有人听见以后，又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