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中共开始推动干部年轻化。1982年1月，邓小平谈到老干部让路和中青年干部接班问题，称这是一场关系现代化前途的“革命”。此后，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专门物色和培养年轻干部。1983年，胡耀邦进一步提出建立干部“第三梯队”，要求选拔对象符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标准。
在这一过程中，“干部子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群体。高级干部家庭的子女原本就分布在党政机关、军队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中，随着年轻干部选拔加快，一些干部子弟进入培养和提拔范围。社会上因此出现议论，认为干部新老交替可能演变成父辈权力向子女传递。
1983年的“严打”，又使干部子弟问题受到更多关注。一些干部子女因刑事犯罪被捕，部分人甚至被判处死刑。官方强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社会则把这些案件视为检验“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标志。
同年12月，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提出，中央可以起草一份关于加强干部子女教育和管理的文件，让社会参与监督，约束干部子女的行为。起草任务后来交给中组部政策研究室。中组部内部对此意见不一。出身普通家庭的干部认为，一些干部子弟确实表现恶劣，应当专门加以约束；干部家庭出身者则担心，这会在“地富反坏右”摘帽之后，又人为制造一个“干部子弟分子”。
为了听取意见，中组部准备召开干部子弟座谈会。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国务院方面却先举行了另一次类似的会。
1984年2月10日上午，赵紫阳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主持了一次干部子弟座谈会。参加者有陈元、胡德平、刘源、陈昊苏、孔丹、秦晓等二十多人。从后来留下的回忆看，这次会议并没有明确讨论对干部子女的管理文件，内容更像一次关于改革和现实问题的漫谈。
当时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胡耀邦希望将农村承包制的经验推广到城市改革中，陈云对此较为谨慎，赵紫阳主持的国务院也有自己的改革思路。经济改革的主要决策权随后转到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干部子弟之间与不同领导和政策系统关系密切，因此，这次临时召开的座谈会，也被一些人理解为改革分歧在年轻一代中的投影。
不到一个月后，3月3日，中组部政策研究室召开了正式的干部子女座谈会，由主管年轻干部工作的李锐主持。会议要讨论的，是中央是否应当下发一份专门管理干部子女的文件，以及文件应该写些什么。
参加会议的干部子弟大体不赞成发文。
陈元认为，仅凭血缘关系，干部子女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阶层。每个社会群体都有子女教育问题，干部子女出现问题，也反映干部队伍自身的素质。他同时提出，干部子女政策应当从整个阶级利益出发考虑，并说，如果一个阶级连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就不能称为统治阶级。
孔丹则从文件本身提出质疑。他认为，“干部”这一概念范围不清：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工程师、厂长和经理是否都属于干部，他们的子女是否都应包括在内？青年受不良影响并非干部家庭独有，单独对干部子女制定文件，很难说会产生什么社会效果。他还指出，文件列出的许多“不准”，仿佛过去曾经允许干部子女享有这些特权，反而可能引起新的议论。
会议结束时，李锐概括说，与会者一致不赞成发文件。他表示，中组部对干部子女应一视同仁，但干部子女毕竟是“自家人”，中央希望他们争气，不愿再出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局面。
于是，原计划起草的《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没有出台，政策研究室准备发表的相关文章也停止撰写。
这次会议留下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细节：当中央试图通过一份专门文件约束干部子女时，参加座谈的干部子弟主要不是讨论如何限制权力和利益输送，而是质疑能否把干部子女单独作为一个社会类别进行管理。他们担心受到身份化约束，却较少触及这种身份可能带来的机会和资源。
多年以后，当年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的干部重新谈起此事，认为当时或许确实应当制定一个约束干部子弟的文件。随着改革推进，干部子弟进入金融、企业和党政部门的机会增多，如何防止父辈权力转化为子女资源，逐渐成为更现实的问题。
1987年初，还有一次更具政治意味的干部子弟座谈会。十三大召开前，薄一波主持党内人事安排工作。大年初二，他与王震召集陈元、秦晓、王岐山、薄熙成等七名干部子弟开会，听取他们对部分高级干部安排的看法。会议讨论了王兆国、尉健行、宋平和朱厚泽等人的去留。此后，其中一些人的职务确实发生了调整。
这表明，在1980年代干部新老交替过程中，部分高级干部子弟不仅是被培养、被管理的对象，也已成为中央在观察干部、讨论政策和人事安排时征求意见的一个非正式群体。
不过，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顾及了社会舆论。邓小平曾提出，高级干部子弟这次原则上不进入中央委员会，已经担任中央委员者除外。这一安排至少说明，当时中央已经意识到，干部子弟大批进入高层，会加剧社会对于权力世袭和机会不公的疑虑。
1984年的两次座谈会，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干部年轻化的关键阶段。一次更接近改革讨论和关系联络，另一次则直接涉及是否以制度约束干部子女。最终，约束性的文件没有出台，而干部子弟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却逐渐扩大。
从后来回看，这两次会议留下的真正问题，不是干部子弟应不应该被单独贴上标签，而是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群体，如何防止家庭关系变成隐性的选拔渠道。1984年，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却没有获得制度性的回答。
资料来源：徐庆全《1984年的两次“干部子弟”座谈会（外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