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母亲被控用健身带勒死三个孩子。五岁、三岁、八个月。行为事实没有多少争议，争议在于她当时是否患有严重产后精神病，以至于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陪审团讨论多日仍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这篇文章无意替陪审团审判她。案卷有八十多名证人、三百多项证物，旁观者凭几则新闻，不足以判断一个人在几年前十几分钟内的大脑状态。
真正令人疑惑的，是规则本身。
人的精神状态显然不是开关。正常与完全精神失常之间，有抑郁、焦虑、妄想、幻觉、判断受损、控制能力下降等无数层次。同一个人甚至可以一面相信不存在的人正在追踪自己，一面照常吃饭、计算、安排日程。
医学面对的是连续光谱，司法却必须输出零或一：有刑事责任，或者没有刑事责任。问题由此出现：那条线在哪里？责任能力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一，可能终身监禁；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九，可能因精神病而不负刑责。两边真实差异也许很小，法律结果却天壤之别。
这并非司法无能。法院必须结案，不能判一个人“承担百分之四十七的一级谋杀责任”。视力是连续变化的，驾照也必须设置合格线。但视力至少可以测量；一个人在数年前犯罪当时理解和控制行为的能力，却没有仪器可以读取。专家只能根据病历、言语、计划、现场行为和事后叙述倒推，而且控辩双方往往都能找到专家，得出相反结论。
更奇怪的是，我们只在坏结果出现时讨论这条线。
电影《美丽心灵》讲述普林斯顿数学家约翰·纳什在精神疾病中生活，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真实历史中，纳什获奖所依据的博弈论成果主要完成于严重症状出现以前，不能拿来直接证明精神病发作产生了诺奖成果。但不妨把它改成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一个人确实在完全精神失常、彻底丧失理解与控制能力时，写出一项足以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奖还应不应该颁给他？
如果完全精神失常时杀人不能归责，因为那不是一个自主主体作出的选择，那么同一状态下的伟大成果为什么可以归功？不能坏事发生时说“是疾病做的”，好事发生时又说“是天才做的”。
公式可以采用，正如机器故障偶然打印出的正确答案仍然正确；但荣誉奖励的不是纸面结果，而是发现、理解和创造。如果当事人当时完全没有主体能力，那么坏结果不应带来刑罚，好结果似乎也不应带来个人荣誉。清醒以后能够解释、证明和发展成果，可以奖励后续贡献；仅凭失控状态下偶然出现的结果授奖，逻辑上并不对称。
这并非全新的问题。道德哲学长期讨论责备与赞扬是否需要相同的主体能力；知识论也有“认知功劳”的概念：一个正确答案若只是幸运猜中，通常不算真正的知识成就。科学史上许多发现源于偶然，但获得功劳的关键往往不是事故本身，而是科学家认出了异常结果的意义，并完成验证。青霉素不是因为培养皿受到污染就自动成为科学成果，发现者还必须看懂污染意味着什么。
不过，目前并没有一种司法或诺奖规则，明确规定“精神失常期间产生的成果不得归本人”。现实中也很难出现如此纯粹的案例。精神病通常不是把全部能力同时关闭；一个人可能丧失现实判断，却保留数学推理。因此，法律上的不负刑责，也不能自动推出他没有获得学术荣誉的能力。
但思想实验仍有价值。它迫使我们澄清：精神病免责究竟意味着某项道德能力受损，还是整个人的自主主体暂时消失？
如果只是特定能力受损，就必须说明损坏了什么、保留了什么，不能只用诊断名称完成免责。如果主张主体完全消失，那么罪与功便应当一起消失。不能惩罚，也不能赞扬；只能处理结果，保护社会，救治病人。
杀害三个孩子的案件最终必须有一个法律答案。可是法律的零与一，并不证明人的精神状态真有一条天然界线。它只证明社会必须作出决定。
真正值得追问的或许不是陪审团为什么讨论这么久，而是我们是否把一条无法直接测量的连续光谱，切成了后果极端悬殊的两个格子；以及我们为什么只在免除罪责时认真讨论主体是否存在，却很少在分配荣誉时，提出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