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出生的一代人，1965年大多已经十六岁。对我来说，这一年最重要的事情，是参加上海中考，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那是文革前上海最后一次正常举行的中考。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和政治，志愿在考试前填报。那时读高中，通常意味着准备继续考大学；读中专和技校，则可以较早就业。许多家庭子女多、经济负担重，因此即使孩子成绩不错，也会把中专作为优先选择。
我从小对航空感兴趣，订过航空杂志。姑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在北京一家国防科研单位工作；舅舅也在南京航空学院任职。受他们影响，我把交大附中填作第一志愿，航空中专作为第二志愿。
那时没有家长接送考试，也没有补习班。复习主要靠自己，我做得最完整的一件事，是做完了一本几何习题集。至于语文和政治，因为当时政治教育已经明显加强，学习内容和时事、政治口号联系很紧，考试也离不开这些内容。
1965年8月，录取通知陆续送到家中。那天，我正在富民新村和弄堂里的伙伴打牌，听见有人喊：“傅为民，交大附中！”我这才知道自己被录取了。新村里还有一位小学同学也考入交大附中，另一位伙伴考入复旦附中。
我初中就读于静安区新成中学。这所学校在区内并不算重点，同班几位关系较好的同学，成绩也未必一直名列前茅，却分别报考了上海中学、复旦附中和交大附中。最后有三人考入市属重点高中，在学校里一度成为很受关注的事情。
班里还有不少同学进入区重点、本校高中、中专或技校。其中一位同学陆星儿，后来成为作家。她1968年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来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从事专业创作多年。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中考虽然把我们送进高中，却没有把我们送到原先设想的大学道路上。1966年文革开始后，高考停止，我们这一届高中生后来大多上山下乡。有人参军，有人被推荐上大学，也有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重新进入大学。
家庭出身与重点高中录取
进入交大附中后，我逐渐发现，1960年代的升学并不只是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家庭出身和政治审查。
当时的“家庭出身”，是根据父母及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经济地位和政治身份划分的。农村家庭常被划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城市则有工人、职员、资本家、小业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等类别。
这些划分直接影响升学、参军、招工和政治待遇。所谓“红五类”家庭通常受到优待，“黑五类”子女则受到严格限制。职员家庭处于中间位置，政治上不算突出，但一般也不属于重点排斥对象。
交大附中1965级新生中，干部和军人子弟比例较高。我所在的高一六班共有四十七名学生，据我后来了解，干部子弟约占四分之一，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也占很大比例。被划入“黑五类”的家庭子女，几乎没有机会进入这样的学校。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干部子弟成绩都不够，而是说明在达到一定成绩后，家庭出身和政治条件很可能影响最终录取。至于这种影响具体有多大，当年学生并不可能知道，只能从班级构成中看出一些迹象。
与高中相比，我初中班里的家庭背景较为复杂。有资本家和小业主家庭的学生，也有普通职员和工人家庭的学生。到了文革开始以后，原来只是档案中的家庭类别，迅速变成同学之间公开区分和攻击的依据。
交大附中的一年正常学习
1965年，交大附中共招收三百五十多名学生，分为八个班。其中一至四班学习英语，五、六班学习俄语，另外两个班是两年制预科试点班。
我被分到高一六班，全班男生三十四人、女生十三人。学校只有高中部，实行寄宿制，管理较为严格。我们平时住校，周六下午下课以后才能回家，周日晚间再返校。
每天课程和自修时间安排得很紧。下午上完课后，学生必须离开教室，参加体育锻炼或课外活动；晚上有两节自修课，大约八点半结束，九点熄灯。那时学校强调“又红又专”，只顾学习会被批评为“只专不红”，因此即使想延长学习时间，也不容易做到。
尽管如此，进入重点高中以后，学习压力仍明显高于初中。同学们大多把目标放在大学，尤其是复旦、交大等上海高校。大家吃住在一起，关系也较为单纯。我记忆中，入学第一年没有严重的同学冲突。
食堂一般八人一桌，每周交一张菜券。饭菜有红烧肉、肉丝和油豆腐塞肉等，条件在当时并不算差。先到食堂的人负责分菜，同学之间很少为多少发生争执。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生活补贴。
学校的老师大多有丰富教学经验。语文老师要求每人准备一本练笔本，每天写下所见、所闻和所想，虽然不算正式作业，却几乎篇篇批改。这种训练后来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
我还参加了校广播站，负责读稿和播放音乐。广播站设在食堂旁边，星期天值班时，我会播放《长征组歌》《东方红》等唱片，再到食堂打饭，回播音室边吃边听。
因为喜欢航空，我又参加了航模组。一次活动中，组长给火药团钻孔，因摩擦引起爆炸，一团火球冲向屋顶。幸好他戴着眼镜，眼睛没有受伤，只是镜片被烟尘蒙白。那次意外后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高中阶段，我还加入了共青团。初中时我没有入团，进入交大附中后，政治学习越来越多，加入团组织被视为学生要求进步的重要表现。审查时，介绍人给我提过一个生活作风方面的意见：有一次我周末回家，把泡在盆里的衣服留给同学洗了，今后不应再这样。
入学后的氰化钾失窃事件
1965年秋季开学后，学校食堂一度戒备森严。饭菜要经过检查，校内有公安人员和警犬。后来我们才知道，暑假期间，化学实验室丢失了一瓶氰化钾。
氰化钾是剧毒物质，一旦被用于投毒，可能危及全校师生。当时学校已有上千名师生，因此这起失窃事件引起了极大紧张。
后来据校内传闻，案件与一名化学实验室女管理员和食堂工作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有关。女管理员涉嫌偷取氰化钾，试图伤害对方家属。涉案人员很快被控制，但装有氰化钾的瓶子一度没有找到。
为了寻找这只瓶子，校方和公安人员根据当事人的交代，在学校周边河浜、沟渠和粪池中进行打捞。我们这一届新生也被安排参加搜索。我所在班级的几名同学曾下到粪缸里寻找玻璃瓶，最终没有找到。
后来学校曾举行有关案件的处理大会。我只记得那名女犯在场，神情较为镇定，至于判决结果，已经记不清了。
这件事没有公开报道，在学校内部也很少长期谈论。多年后再向同学问起，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曾发生过这起事件。对我们这些刚入学的新生而言，它却是进入高中以后接触到的第一件令人震惊的校园事件。
正常学习的结束
我们在交大附中的正常学习，只维持了大约一年。
1966年夏天，我们曾到宝山郊区参加“双抢”，帮助农民抢收、抢种。八月初回校时，原来安静的校园已经完全改变。操场上搭起席棚，墙上贴满大字报，高音喇叭整日播放口号，学校各处都在开会、辩论和批判。
我原来参加的广播站也被新的组织占据。课桌还在，正常课堂却已经不存在。老师不能照常上课，学生也不再按班级学习。我们这些1965年入学的高中生，实际只完成了一年系统教育。
随后，家庭出身成为公开斗争的依据。红卫兵组织兴起，学生被分成不同阵营。“干部子弟”“黑帮子弟”“狗崽子”等称呼在校园里出现。过去一起吃饭、住宿、上课的同学，开始因为父母身份、政治观点和所属派别互相攻击。
有人参加大串联，有人抄同学的家，有人被批斗、关押或殴打。学校后来经历复课、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但原来的高中教育已无法恢复。
我们这一届学生原定1968年高中毕业，却没有参加高考。毕业分配时，大多数人被安排上山下乡。此前通过中考进入重点高中的道路，在短短一年后便中断了。
1965年的中考，曾经被我们视为人生新的起点。六十年后再回看，它更像是一个时代转折前的最后一场考试。我们曾经穿着白衬衫，佩戴交大附中的校徽，准备读完高中、报考大学；一年以后，校园停课，升学道路关闭，个人命运被卷入另一段历史。
资料来源：傅为民《共和国同龄人的16岁花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