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从废止终身制到第三共和——中国当代自由主义思想人物史之十
说明：笔者原拟就几个关键思想转折向严家祺先生本人求证，因高龄精力不济等原因未能成访。因此本文严格依据其已经公开的著述、回忆录和同时代资料。这样既尊重老人，也交代史料边界。
一个思想人物的价值，有时要几十年以后才能看清。1979年，三十六岁的严家祺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废止终身制”。那时中国刚刚走出文革，毛泽东去世不到三年，“领袖终身掌权”仍是中国政治几乎未经反思的传统。严家祺后来回忆，“废止终身制”这个用语，就是他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的；鲍彤多年后也确认，自己记得最早在务虚会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严家其。
近四十年后，2018年中国修宪，删除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已经流亡海外近三十年的严家祺再次公开反对，要求保留这一限制。历史仿佛转了一个圆圈。从青年严家祺到老年严家祺，真正没有改变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一个现代国家，怎样防止最高权力重新属于一个人？
一、从理论物理走进政治学
严家祺1942年出生于江苏武进。1959年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1964年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来转向社会科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
这个知识背景很重要。中国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大多从文学、哲学、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政治思考。严家祺却带着明显的自然科学训练痕迹。他喜欢问：国家是什么结构？权力怎样产生？最高首脑如何更换？任期应该多长？国家元首与军队是什么关系？中央与地方怎样分权？政党与政府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后来构成《终身制和限任制》《国家政体》《首脑论》《权力与真理》等著作的基本主题。仅《首脑论》1986年出版后就产生很大影响；他与妻子高皋合作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也成为八十年代重要的文革研究著作。
严家祺因此不同于许多启蒙知识分子。他首先不是追问什么思想是真理？是追问：怎样的制度才能使权力不再成为灾难？
二、文革以后，他没有满足于“坏人干坏事”
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对灾难的官方解释逐渐定型：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些错误；恢复正确路线以后，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可以继续运行。
严家祺没有停在这里。1979年前后，他写《王朝循环原因论》《专制主义的两个特征》等文章，把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政治与现代最高权力结构放到一起考察。他后来回忆，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从“终身制”、国家元首和军权等角度研究中国政治。这个转变非常关键，因为问题从毛泽东为什么犯错误？变成为什么一个人能够拥有犯下如此巨大错误的权力？
传统政治思维寻找明君，现代政治思维防止暴君；前者相信换一个好皇帝，后者追问为什么还允许皇帝存在？严家其真正开始走向现代政治学，就是从这里开始。
三、1979：为什么必须废止终身制？
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是文革以后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节点。会上讨论领袖、人民、真理、民主、历史等一系列过去不能讨论的问题。其中一个尖锐问题就是：领袖应该终身任职，还是应该有明确任期？严家祺明确提出“废止终身制”。
这里不能制造另一个个人神话。中国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不是严家祺一个人推动的。文革结束后，中共本身面临干部老化、老人政治、权力交接和华国锋“接班人”模式等现实问题。邓小平随后也明确提出制度改革，并推动干部退休和新老交替。
严家祺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他把一个干部人事问题变成了政治制度问题。不是某一个老人应该退休，是任何人都不应该终身掌握最高权力。这两者看似只差一步，政治含义却完全不同；前者解决谁下台，后者解决以后所有人怎样下台。这就是制度。
四、从“终身制”进入“政体”
严家祺随后越来越系统地研究国家政体和最高权力。1983年出版《终身制和限任制》，1986年出版《首脑论》。他讨论的不再只是中国政治，而是把不同国家的元首制度、任期、权力结构放在比较政治的框架中观察。
这一时期严家其最鲜明的特点，是试图把政治去神秘化。领袖不是神，政党不是历史化身，国家也不是抽象道德实体，它们都是政治组织；既然是组织，就可以分析结构；既然是权力，就必须研究边界；既然是职位，就必须研究产生、更换和退出机制。这种看起来十分普通的政治学常识，在毛时代却具有相当强的颠覆性。
极权政治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就是把政治人格化和神圣化。人民爱领袖，领袖代表党，党代表人民。；质疑领袖便等于反党，反党又等于反人民。严家祺做的事情，是把这一整套神圣语言重新拆回制度问题：谁授权？任多久？谁监督？怎样更换？政治由此重新成为可以分析的东西。
五、他曾相信共产党内部可以完成政治现代化
这一点必须写清楚，否则无法理解1989年的思想断裂。八十年代的严家祺不是反对派，他加入过中共，并进入体制内政治研究的核心位置。1986年，邓小平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赵紫阳1986年9月的信明确提出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祺、贺光辉等负责；10月成立后，严家其成为负责人之一。
这里也不需要夸大严家祺的角色。他本人后来专门澄清，自己虽然是政改办负责人之一，实际主要是研究人员，发表意见；真正主持日常工作和发挥核心作用的是鲍彤等人。但这已经使他站到了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改革实验非常接近中心的位置。讨论的问题包括：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权力下放，干部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公务员制度，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
严家其当时显然仍然相信共产党可以主动改革自己，或者至少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力量，可以推动国家逐渐走向制度化和民主化。这正是八十年代改革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假设。
六、政改很快撞上了一堵墙
八十年代政治改革存在一个根本矛盾。可以讨论共产党怎样领导，却很难讨论为什么只能共产党领导；可以改革干部制度，可以研究公务员制度，可以党政分开，甚至可以增加人大作用，但如果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不能被讨论，那么所有改革最终都有一个不可触碰的天花板：一党垄断。
严家祺当时已经不断试探这个边界。他后来回忆，自己在政改办讨论中甚至提出中央政治局是否应该取消常委等制度问题；在其他研究中也讨论国家元首、国家军委以及比较宪法。
但八十年代的严家祺还没有完全放弃体制内改革。真正使这一假设破裂的，是1989年。
七、五一七：从研究最高权力，到公开挑战最高权力
1989年学生运动开始后，严家其逐渐卷入知识界声援行动。5月17日，他与包遵信等知识分子发表《五一七宣言》。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本，它没有再把政治危机归结为李鹏等某几个保守派官员，而是直接指向邓小平实际拥有的最高权力。宣言开头就用极尖锐的语言提出：清王朝已经灭亡，却仍存在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这句话与严家祺十年前提出的“废止终身制”，实际上首尾相接。
1979年，他在理论上问：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可以终身掌权？1989年，他在现实政治中发现：即使没有皇帝称号，甚至没有担任国家元首，一个人仍然可能凭借党内资历、军权和个人威望成为最终决策者。这意味着：废除名义上的终身制，并没有自动废除个人最高权力。
这可能是严家祺思想发展中最关键的一步。制度不能只规定一个人任职几年，还必须解决权力究竟从哪里来。
八、六四完成了他的政治决裂
六四镇压以后，严家祺其成为被追捕对象。他与妻子高皋南下，经广东秘密进入香港，随后飞往法国。严家其后来留下相当详细的逃亡回忆；关于“黄雀行动”的史料则显示，他的逃亡发生在这一大规模营救网络正式展开的早期阶段，因此简单说“严家祺由黄雀行动救出”并不完全准确。这里真正重要的不是逃亡传奇，而是他的政治身份发生了根本变化。几个月以前，他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是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参与者；几个月以后，他成为流亡政治反对者。
1989年7月，严家祺、吾尔开希、万润南、刘宾雁、苏绍智等发起成立民主中国阵线；9月，民阵在巴黎正式成立，严家祺当选首任主席。其纲领明确包括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发展民营经济和结束一党专政。
这才是严家祺真正越过体制边界的标志。过去的问题是怎样改革共产党统治，现在的问题变成怎样建立一种不需要共产党永久垄断权力的制度；从改革一党体制，到接受竞争政治，思想性质已经改变。
九、他没有从改革主义走向革命主义
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1989年的流血完全可以使一个人得出另一种结论：既然和平改革失败，那么只能暴力革命。严家祺其没有走这条路。他后来回忆，民阵早期明确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他本人甚至反复强调，成立民阵不是为了发动另一场革命，而是要使中国从“革命政治”走向“民主政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转折。中国近现代政治最大的陷阱之一，就是：反对旧革命的人，最后又发动一场新革命；敌人变了，革命逻辑没变。共产党曾经认为旧国家机器必须砸烂，旧统治阶级必须消灭，革命者代表历史，暴力天然具有正当性；如果反对共产党的人仍然相信同样逻辑，只不过把“阶级敌人”换成“共产党人”，那么制度变了没有不知道，政治人格却仍然活在共产党革命传统里。
严家祺越来越希望结束的，正是这种循环，不是再造一个正确的革命党，而是建立：不需要革命也能够更换政府的制度。
十、流亡以后，他开始重新设计“中国”
1989年以前，严家祺主要研究的是现存国家怎样改革，流亡以后，他的问题扩大成未来中国应该是什么国家？1992年，他先后出版《联邦中国构想》和《第三共和：未来中国的选择》。“第三共和”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有意思，它意味着严家祺已经不再满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进一步改革，他开始把未来中国理解成一次新的共和建构。
与此同时，联邦制进入他的思想中心。事实上，1989年6月离开香港前，他已经在公开信中提出，未来中国应以三权分立、联邦制、军队非政治化和国家化等作为宪法原则，并以法治结束王朝循环。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严家祺的思想变化。1979：限制领袖任期；1980年代：改革政治体制；1989：结束个人最高权力与一党垄断；1990年代：重新设计整个共和国。这不是突然“反共”，是一层层制度问题把他推到了这里。
十一、为什么是联邦中国？
严家祺认为，中国未来的国家结构不能简单继续高度中央集权。台湾、香港、西藏、新疆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条件，如果仍然只允许中央以单一模式治理整个中国，国家统一本身就可能不断制造冲突。所以他尝试用联邦制解决统一与自治，中央与地方，国家完整与地区差异，大陆与台湾，这些长期纠缠的问题。
这套方案当然远远谈不上最终答案。尤其台湾已经形成独立的民主政治共同体，香港的制度处境也发生巨大变化，新疆、西藏更涉及民族认同、人权与历史争议。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从“中国怎样统一”出发设计联邦制，与今天从各政治共同体主体意愿出发思考国家关系，已经存在明显差异。
严家祺的制度主义在这里也暴露出自己的局限：他有时过于相信制度设计能够解决历史认同问题。政治不只是结构，还有记忆，民族，利益，情感，创伤，以及当事人的自由选择。但严家其至少完成了一个重要突破：国家结构本身不是神圣不可讨论的；统一采取什么形式，也应该接受政治理性和人民意愿的检验。
十二、2018：他年轻时的问题又回来了
2018年，中国修宪，删除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严家祺立即公开反对。他指出，1982年宪法有关国家主席任期的规定体现了改革年代废除终身制的方向，因此不应该删除。
这里也必须做一个政治学上的区分。中国实际最高权力并不主要来自国家主席职位，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长期都没有相同的宪法两届限制。所以，不能简单把2018年修宪等同于法律上直接建立“国家主席终身制”。但它摧毁了一项极重要的政治信号：最高权力应该定期交接。更重要的是，随后中国政治越来越明显地重新个人化，领袖核心化，意识形态个人化，权力进一步集中，任期预期弱化。
严家祺1979年提出的问题因此重新具有现实意义：现代政治能不能把国家命运寄托在一个人的自我克制上？答案显然仍然是：不能。
十三、严家其是不是自由主义者？
这个问题需要严格区分。1979年的严家其，还不能简单称为完整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制度改革者，他相信科学政治学，相信制度化，相信共产党内部存在推动政治现代化的可能；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他越来越接近宪政民主；1989以后，他明确接受基本人权，多党竞争，结束一党专政，法治，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联邦主义。这时已经可以把他归入制度自由主义或者宪政民主主义。
但他的自由主义与胡平、刘晓波又很不同。胡平从人的自由进入政治；刘晓波从人的尊严进入政治；杨小凯从市场、产权和制度进入政治。严家祺最鲜明的入口则是政体，他始终在研究国家最高权力怎样组织，怎样产生，怎样限制，怎样交接。他首先是一位政体自由主义者。
十四、也不要把严家其神化成“未被采用的总设计师”
严家祺的局限同样应该写清楚。首先，他虽然参加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但并不是整个八十年代政改的“总设计师”。他本人对此非常克制，明确说自己在政改办主要充当研究人员。其次，他的思想有明显的制度工程色彩，从自然科学转入政治学的知识路径，使他特别擅长分类，建模，比较，设计结构，但真实政治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制度方程式。第三，流亡以后提出的“联邦中国”“第三共和”乃至后来更加宏大的世界制度构想，其中一些内容带有较强理想主义色彩。第四，八十年代的严家其同样没有完全预见市场化可以与一党专政长期共存，经济现代化甚至可能增强一个威权国家的治理和控制能力。这一点后来杨小凯“后发劣势”的思考，反而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解释。
但思想史从来不要求一个人预言全部未来。真正重要的是：他是否足够早地提出了后来无法回避的问题。严家其提出了。
十五、谁来限制最高权力？
严家祺一生写过很多问题，终身制，国家政体，国家首脑，政治改革，联邦制，第三共和，民主转型，后来甚至把兴趣扩展到更加宏大的全球制度问题。但把这些思想剥到最后，其实始终只有一个问题：最高权力应该怎样存在？
毛时代的答案是领袖正确，所以服从领袖；改革时代一度给出的答案是选择比较开明的领导人，并建立任期和退休制度。严家祺最终走得更远，问题不是怎样找到一个好领袖，是怎样建立一种即使领袖不好，国家也不会因此陷入灾难的制度。
1979年，他提出废止终身制；1986年，他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1989年，他发现仅仅改革共产党怎样执政已经不够；流亡以后，他开始思考第三共和与新的国家结构；2018年，他又眼看着中国最高权力的任期约束出现倒退。一个三十六岁青年学者提出的问题，陪伴一个老人走过了近半个世纪：
谁来限制最高权力？现代政治的答案并不神秘，不是明君，不是圣人，也不是永远正确的党；是任期、分权、法治、选举、议会、独立司法、自由社会和合法反对派。严家其未必为未来中国找到了全部答案，但他很早就发现了一条现代政治最朴素的常识：共和国之所以是共和国，不在于最高掌权者叫什么，而在于任何人都不能把国家变成自己的国家。
从“废止终身制”到“第三共和”，这就是严家其在中国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最值得留下的一条思想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