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游行的学生。(AFP)
每年九月十日前后，中国的校园都会挂起横幅。康乃馨，贺卡，公众号推文里的“感恩恩师”，表达着对老师的心意。这一天全国上下没有分歧，尊师重教，师恩难忘，谁都愿意说两句好话。
只有一个细节，说好话的人通常不提。今天的老师走进教室，开讲之前会下意识地扫一眼台下，看有没有哪只手在桌肚里握着手机。这不是敏感，这是被教会的。
八年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在政治学原理课上谈到修宪、人大制度和国企产权，被学生举报。学校随后给出记过、开除党籍、调离教学科研岗位，并提请取消她的教师资格。一个讲政治学的老师，因为在政治学课上谈政治，失去了讲台。
第二年，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唐云在课上批评时政，同样被学生举报，教师资格被取消，调离教学岗位。同一套流程，同一个结局，熟练得像走过很多遍。
2021年底轮到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的宋庚一在一堂新闻采访课上谈南京大屠杀的死难统计，说这个数字应该有可以追溯的名册和依据来支撑。学生把课堂视频拍下来传上网，两天后学校贴出公告，把她开除。
南京大屠杀是不容否认的历史罪行，这一点无需讨论。宋庚一的具体说法当然可以被质疑，学生完全可以拿史料站起来反驳她，大学课堂本来就该这样运转。真正荒唐的是，反驳没有发生。一段偷拍视频和一纸处分，先替历史下了结论。
湖南永顺县的乡村女教师李田田在网上替她说了几句话，说有问题的不是那位老师，是举报的学生、开除她的学校，和一片沉默的知识界。几天之后，李田田发出求救消息，随即进了精神病科。官方称是家属陪同就医，她本人此前发出的却是被强行带走的求救。两种说法互相冲突。
唯一确定的是，一个乡村小学的女老师替一个从没见过面的同行说了句公道话，然后进了精神病科。那时她怀着孕。
在中国，几句话和一张精神病历之间，原来可以隔得这么近。
一个人的核实
如果你觉得这是近些年才有的怪事，那要往回走整整六十年。
一九六六年夏天，北京的中学和小学里，学生开始打老师。最有名的一件发生在师大女附中，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被本校学生打死，成了文革中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这件事今天多少人知道一点。
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东城区宽街小学。同一个八月，这所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也被打死了。动手的是小学生。
十几岁的孩子当然会残忍，十岁上下的孩子也一样。但一整代孩子在几个星期里同时学会打老师，这就不是孩子的问题了。这说明一个政权只要愿意，几个星期就能把校园变成刑场。它做成过一次，就一定会有第二次。棍子会换成录音笔，批斗会会换成举报表格，一切文明得多，也安静得多。
而这些人死了之后，事情就到此为止。没有立案，没有验尸报告，没有名单。谁死了，怎么死的，死在哪一天，谁动的手，全部空白。一个国家决定不去核实。
于是有人自己去核实。
卞仲耘被打死那天，王友琴是女附中的学生，十几岁，在校园里。后来她去了美国，开始做一件没人要求她做的事：一个一个地查文革中被害死的人。姓名，工作单位，教什么课，哪一天死的，怎么死的，谁在场。查不到的就写查不到。她查了几十年，编成一本《文革受难者》。
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不了。
请留意她做的到底是什么事。她没有喊口号，没有下判断，她做的就是核实，就是把一个空白填上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日期，就是一个新闻系老师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做的那件最基本的事。
一个国家不肯做的事，一个学生用后半生替它做了。做完了，不许在国内发行。
这里就能看清那条线了。今天一个老师因为要求核实一个数字而失去讲台，六十年前一批老师被打死之后连一份死亡名单都没有。两件事看着不像，其实是同一件：核实这个动作本身，是被禁止的。
播了二十五年的那堂课
说到签名和表态，中国的教育系统里还有一堂课，播了二十五年。
2001年1月23日的天安门自焚录像，这段片子进了教材，进了课堂，进了每年的主题班会。老师负责放，学生负责看，看完签名，表态，交心得体会。无数中国人对法轮功的第一印象，也是唯一印象，就是这几分钟画面。
而这不是一份新闻记录，是一件先定好结论、再剪出来投进课堂的宣传品。
事发在下午，新华社两小时内就发出了英文稿，把自焚者认定为法轮功修炼者。两小时够发一篇稿，不够时间去核实五个人的身份。一个平时连矿难都要压上几天口径的通讯社，这次赶在调查之前把结论发向了全世界。它等的不是事实，是口径。
官方录像里，被烈火包围的王进东，两腿之间那只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完好无损，头发也没烧焦，而人烧成那样，头发是最先没有的东西。官方录像中那些近景镜头是谁拍的，完整原片在哪里，二十五年过去，一秒钟都没有公开过。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事后去了开封，查自焚者刘春玲的底细，邻居们没人见过她炼功。北京同时拒绝了记者对伤者的采访请求。同年8月，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发言，直指这场自焚是中共政府一手策划的。
身份无法独立核实，原片无法独立核验，当事人无法独立采访，结论却铺满了全中国的课堂。一个拒绝别人核实的政权，要全国的孩子签字表示相信。
哪个老师如果在放完片子之后问一句，完整原片在哪里，他冒犯的不是一段宣传片，是这堂课真正要教的规矩——有些东西不许核实。一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把这条规矩学会了，比学会任何一门功课都牢。
不在名单上的老师
还有一批老师，不在任何一份教师节名单上。
四川彭州敖平镇小学的陈礼清，退伍后到这所小学教书，一直教到退休。他一身的病，胃出血、支气管炎、高血压、风湿，1997年开始炼法轮功，身体好了。1999年7月之后，他被反复抓捕，2004年被判三年，投入德阳监狱。
监狱要他写下放弃信仰的保证，他没有写。于是被皮靴踹，被毒打到胃出血送医，饭里水里被掺过东西，出狱前还被注射过不明药物，从此精神时好时坏。回家后退休金停发，骚扰跟到门口。2022年1月31日他去世，81岁。
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位小学老师不肯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不信。
而讲台上那段录像，正在教他的学生怎么看待他。这是整件事里最深的一处荒诞。一个老师被抓走了，学校放一段片子告诉全班同学，你们的老师原来是那种人。片子是假的，老师是真的，孩子相信了片子。
当年那些学生只被告知一句话：老师调走了。
底线只有一条
今天逼老师填表、写心得、签保证的那只手，和1966年发下检举纸、催着学生表态的那只手，属于同一套系统。它隔一阵子就伸出来试一次，看你会不会写，看你写得够不够快，看你有没有犹豫。
师德的条目可以写满整张表。底线只有一条，不对学生说假话。这一条听起来实在很低。在有些地方，它是全部的代价。翟桔红付了讲台，李田田付了病历，陈礼清付了退休金和后半生。六十年前，那两位小学老师付的是命。
教师节这天，老师们会收到花，也会收到要填的表。花三五天就谢了。表要一直填下去，除非有一天，接过表格的手不再动。
一个老师能做的事其实很小。有人递上表格的时候，把笔放下。就这么一件事。
宽街小学那两位老师的死，至今没有一份官方名单。有人替他们记下来了，那本书在中国印不出来。而那些名字，本来只需要有人愿意核实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