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许成钢授权）
《华尔街日报》首席中国记者魏玲灵撰文说，北京屡屡抛出“修昔底德陷阱”，是因为它确实很有迷惑性。旅美华裔教授表示，中共这一说法，是为了掩盖中共极权体制的本质。
5月在北京接待来访的美国总统川普时，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他问川普，美中两国能否避免这类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由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认为崛起中的大国与现有的主导大国往往会走向战争。
魏玲灵说，北京屡屡抛出这一说法，是因为它确实“很有用”。但熟悉中共体制的斯坦福华裔教授许成钢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青睐这一说法，是因为其不想让人知道中国与西方的制度不同。
他说，“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共来说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剔除了这场竞争中所有真正重要的东西。在这种叙事中没有不同制度之分，只有两个大国——一个正在崛起，一个是老牌强国。
许成钢在2025年出版的《制度基因》（Institutional Genes）一书中追溯了中共如何将苏联式共产主义与本国的帝制官僚体系相融合，从而构建起一套旨在抵制改革的极权体制。
他毕生的研究均指向同一个结论：当今中国不是威权体制，而是极权体制。在一个普通的威权国家，无论统治手段多么残酷，只要远离政治，教会、寺庙或非政府组织等一些独立机构就尚有生存空间，但极权政党不容许这一切。所有组织都必须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许成钢告诉《华日》说，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关乎美国的政策制定，如果归类错误，就会把整套政策工具都用错地方。如果把北京视作一个普通的崛起中大国政权，就会将其对外扩张当成寻常的大国竞争，认为这种竞争可以通过管控、制衡以及划分势力范围来应对。
“接受这种框架会让西方付出巨大代价：这等于将一个积极向外扩张的党国体制，当作一个普通的竞争对手。”他说。
许成钢表示，当今中国是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延续，仍然是“中国特色的极权制度”。在习治下，尽管中国向人工智能（AI）和高科技国家治理工具投入大量资源，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却受到越来越严密的监控和管制。手段是新的，但政治逻辑却是旧的。
作为一名哈佛培养的经济学家，许成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了希望。1990年代初，他以世界银行（World Bank）顾问的身份就国企改革向上海市政府建言献策。和许多人一样，他当时相信市场力量或许能松动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
他曾对中国能够进行改革抱有很大希望，也期盼改革能带来民主。他说，自己当时并不确信，但心怀希望。
但随着习近平在2012年掌权，许多人士期盼的民主改革并未出现，中共高层越发朝着文革时老路上走。
9月下旬，习近平将回访华盛顿，他很可能还会再提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