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晚年曾对徐方谈起自己在上海主持税务工作的往事。他半开玩笑地说：“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么的吗？我专干那敲骨吸髓的勾当。”
这句话出自一个晚年的顾准，多少带有自嘲和反省的意味。如果把时间拨回1949年，他却不是一个站在新制度外面的批评者，而是这个制度最有能力的建设者之一。
这也是理解顾准一生的起点。
顾准191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商人家庭，12岁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后来成为会计专家，编写过《银行会计》，还曾在大学任教。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进入根据地，从事行政和财政工作。
1949年上海易手后，34岁的顾准出任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负责人。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副困难局面。战争和通货膨胀留下严重后遗症，大批工厂停工或半停工，原料和销路都成问题，新政府本身也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政权可以依靠军队取得城市，却不能依靠军队长期管理城市。公务人员要发薪，公共事业要维持，军政开支需要支付。归根到底，都要有钱。
顾准的任务之一，就是把税收起来。
一
顾准是会计师出身。他管理税收的方法，也有很强的技术官僚色彩。
他组织普查纳税户，划分税务管理区域，建立税务专管员制度，由税务人员固定管理一定数量的纳税户。同时整顿旧有税制，废除部分苛捐杂税，并重新制定营业税、货物税、印花税等征收办法。
多年恶性通货膨胀又产生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企业账面上的资产价值已经严重脱离实际。
顾准允许私营企业按照当时物价重新估计资产，使账面资本比较接近实际价值。工商界和会计界对此表示欢迎。
在顾准看来，这是一个会计问题。
多年以后，他仍然坚持认为，如果不允许重新估值，按照累进税率计算所得税，在经济上就难以成立。他说，这“不是一项政策性的措施”，不过是“改进经济计算的必要技术措施”。
可是中央财政部门并不完全这样看。重新估值可能降低部分企业的纳税负担，因此被认为可能给资本家留下合法逃税的空间。
一个后来反复出现在顾准一生中的问题，已经出现了：
顾准认为是技术的问题，政治却认为首先是立场的问题。
1949年至1950年间，上海的财政税收迅速增加。据后来上海财税史料记载，1950年上海税收收入达到6416万元，比1949年大幅增长。
顾准的征税并不温和。
他后来回忆，当时严查逃税，又同时推销公债，压力之大，甚至可能使一些逃税企业破产。他因此收到过不少匿名恐吓信，公安机关还给他配了警卫。
这时候的顾准，并不是后来人们所熟悉的那个反思计划经济的知识分子。
他是一个革命者，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权财经干部。
二
顾准参与的事情还不只是征税。
1949年以后，新政权开始建立国营商业体系，通过国家贸易公司控制棉花、粮食、煤炭等重要物资的供应和销售。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自然成为试验的重要地区。
顾准积极参与其中。
国家逐渐掌握重要生产资料来源和产品销售渠道，再加上金融体系迅速国有化，私营企业即使在产权上暂时仍属于私人，经营活动也越来越依赖国家体系。
顾准后来在回忆中对此并不讳言。
他还谈到过另一件事情。
上海有大量外国企业和房地产。新政府并没有一开始就对所有外资资产采取直接没收办法，而是利用地价税、欠税和罚款等手段，使一些外资企业继续持有房地产的成本越来越高。
据顾准后来回忆，一些外国资本家最终以房地产抵偿欠税，随后退出上海。他甚至以沙逊等外商资产为例，并颇为自豪地总结说：
“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我们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
具体企业和房地产的产权转移过程，还需要结合档案逐项考证。但顾准这段回忆本身已经说明，当时的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造。
相反，他是执行者。
这是后来谈论顾准时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如果把1949年的顾准写成一个坚持市场经济、依法行政而受到压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符合历史。
他相信革命，也相信社会主义。
而且，他曾亲手参与建设后来自己逐渐发生怀疑的经济制度。
三
问题恰恰从这里开始。
顾准除了是革命者，还是一个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会计专家。
意识形态可以宣布国营企业优越，会计却必须继续记账。
企业用了多少资本？生产成本是多少？为什么亏损？资产如何计价？没有真实价格，怎样判断一家企业究竟创造了财富还是消耗了财富？
顾准在山东从事财政工作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曾说：
“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这句话当时并不惊人。
可是后来顾准的一系列思考，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最初的影子。
革命理论告诉人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会计却不断追问，这套经济实际是怎样运行的。
两者并不总是一致。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逐渐展开。运动有整顿腐败、打击偷税漏税等目的，但随着运动扩大，正常工商活动也受到冲击。一些企业停业观望，商业萎缩，甚至出现工商户自杀事件。
对于财政干部来说，这里面存在一个很现实的矛盾。
打击偷税，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如果运动使企业大量停业，税源本身也会缩小。
顾准主张按照税法和账目征税，强调“依率计征，控制计算”，不赞成无限扩大运动式征收。
今天看来，这不过是一个财政官员很普通的意见。
当时却未必如此。
四
1952年2月，顾准突然被撤职。
上海市委宣布处分时，对他的评价包括“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等。
关于顾准被撤职的具体原因，后来有不同解释。依法征税与运动式征税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方面，他本人强烈的独立判断和“不服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服用”是当年一些干部对顾准颇为传神的评价。
有人一方面承认他的能力，说像顾准这样的干部很难找到；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个人难以驾驭。
问题正在这里。
顾准并不是反对共产党。他本人就是共产党人。
他也不是拒绝社会主义改造。他本人参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早期建设。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他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习惯：遇到具体问题，他首先问这个办法在事实上是否成立。
账算不平，他会说账算不平；税率不合理，他会讨论税率；国营企业管理存在问题，他就研究国营企业为什么存在问题。
这样的干部在正常行政体系中未必是麻烦。
在政治运动不断强化的年代，却可能成为麻烦。
因为政治运动所要求的不只是把事情做好，还要求对事情为什么这样做保持一致的解释。
顾准第一次付出了代价。
撤职以后，他被不断调动和降职，后来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一个原本掌握上海财政税收实际权力的高级干部，逐渐变成了一个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
从个人命运看，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从思想史看，却可能是顾准真正的开始。
五
1950年代以后，顾准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价格和价值规律。
问题仍然来自那些很实际的事情。
一个企业怎样知道自己的产品应该生产多少？一种商品应该定什么价格？如果价格不是供求关系形成的，又根据什么判断资源是不是被浪费了？
1957年前后，顾准公开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这些问题后来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常识。当时却触及了高度计划经济的一些基本理论。
同年，反右运动开始，顾准被划为右派。
此后十多年，他又经历了更严重的政治打击。1965年再次被戴上“极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家庭也遭到毁灭性的冲击。妻子汪璧后来在政治压力中自杀，几个子女与他断绝关系。
1974年，顾准患肺癌。
临终前，他希望能够再见孩子一面。这个长期不愿违心认错的人，最后还是在一份认错材料上签了字，希望摘掉政治帽子，也希望因此减少对子女的影响。
孩子最终没有来。
1974年12月3日，顾准去世，59岁。
六
顾准的一生如果只归结为“知识分子受难”，是不够的。
那个时代受难的人很多。
顾准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曾经站在另一边。
他不是一个从书斋里走出来批评新制度的人。他参加过革命，管理过财政，征过税，建立过国家经济管理制度，也曾经为迅速清除旧经济秩序而感到自豪。
他知道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能够做成什么事情，因为他自己曾经操作过它。
后来，他也知道这部机器能够对一个人做什么，因为他自己成了它处理的对象。
然而，顾准思想变化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并不是受了打击以后产生怨恨。
他仍然在问问题。
最初的问题很小：一笔账应该怎么算？
随后问题越来越大：价格从哪里来？国营企业为什么会亏损？计划能不能代替市场？如果没有市场提供的信息，管理者凭什么知道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再往后，他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
如果没有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那么谁有资格以真理的名义决定所有人的生活？
顾准从会计走到了经济学，又从经济学走到了政治制度。
这条道路走了二十多年。
1949年的顾准所解决的，是新政权面前一个迫切的问题：
怎样建立一个有能力的国家。
晚年的顾准所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当国家已经拥有强大的能力以后，怎样防止这种能力相信自己永远正确？
顾准没有来得及看到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
但是他曾经亲手建设计划经济，又从实际经济运行中发现它的问题；曾经相信革命能够改造社会，后来又开始怀疑任何人是否真正掌握历史的终极答案。
因此，顾准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不是某一个经济学结论。
而是一种很简单、在某些年代却很困难的态度：
事实与理论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重新检查理论，而不是要求事实服从理论。
顾准的一生，正是为明白这个道理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