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在纽约受审，辩方说，思科、T-Mobile等事件只是“个别员工的个人行为”。公司有二十万员工，总会出几个坏苹果；管理层发现以后，也采取了补救措施。没有犯罪蓝图，只有美国检方把零星事故拼成阴谋。
这套说辞当然符合律师职责。律师的工作不是替公众寻找最合理解释，而是在合理怀疑中替客户开路。但离开法庭术语，只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华为自己相信吗？
被捕以后，中共采取了何等行动？两名与华为没有雇佣关系的加拿大人遭到拘押，直到孟晚舟回国当天才获释。一个普通私营企业的财务主管，引动的是外交、司法与国家机器。无论北京怎样解释，所有华为员工都看懂了：这家公司背后，不只是一间人力资源部。
那么，一个普通员工如果真正违背华为意志，擅自跑进美国公司的实验室，拆下机械臂零件塞进背包，给华为招来诉讼、制裁和刑事调查，他在赌什么？
偷成了，技术归公司，他最多领一点奖金、得到一次晋升。偷败了，美国司法找他，华为可以解雇他，中共也没有义务保护他。若公司真的痛恨这种行为，他甚至可能因为严重损害战略企业利益，在中国面对远超过失业的后果。
连与华为无关的外国人都可能卷入国家级报复，一个普通员工却敢冒着同时得罪美国司法、华为管理层和中共体系的风险，纯粹凭个人兴趣替公司偷技术。这样的员工不是忠诚，是在自杀。
世上当然有蠢人。一个员工一时愚蠢，可以相信；不同年份、不同国家、不同部门的员工，反复作出同一种“个人决定”，而且每次都恰好有利于华为缩短研发时间，就不能只用愚蠢解释。
真正的问题未必是任正非有没有签发一张“批准盗窃”的文件。成熟的组织不需要留下这种文件。上级只需规定项目必须完成，奖励带回有价值的竞争情报，却不询问来源；成功者得到功劳，失败者立即变成“个人行为”。公司拿走果实，员工留下指纹。
因此，法庭真正要查的不是华为有没有几个坏员工，而是这些员工为什么相信如此行动对自己有利。有没有内部奖金？上级是否知情？资料进入研发系统后，有没有人询问来源？公司是在内部主动发现问题，还是被摄像头拍到以后才忽然重视合规？
如果华为能够证明主动调查、停止使用、保存证据并通知受害者，“个人行为”尚有说服力。如果每次都是东西拿到了便使用，人被抓到才解雇，那么公司反对的恐怕不是盗窃，而是盗窃失败。
检方仍须用证据证明企业级犯罪，不能凭中共保护孟晚舟便直接定罪。但华为的辩词也必须通过常识检验：一家组织严密、奖惩分明，并能获得党国机器超常保护的企业，竟长期不知道员工在替它获取外国技术。
鬼是否相信，无关紧要。陪审团只需问一句：华为自己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