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在美国起诉华为及孟晚舟数日后，中国工商银行（ICBC，简称工行）协助其从英国伦敦转走13亿美元。事件引发内部反洗钱人员的警报，但工行仍执意扩大与华为的合作。
ICIJ在2026年的腐败调查报告中聚焦“中国资本”。最新调查取得大量工行内部文件、内部备忘录、会议记录、尽职调查材料及电邮，揭示了一个制度性担忧：中共国有银行在海外金融中心运作时，把中共战略目标、北京总行的指令与“国家级客户”利益，置于当地合规、反洗钱与风险控制要求之上。
2019年2月2日，中国新年假期前夕的一个阴沉的周六清晨，工行伦敦分行便临时召集9名银行职员回办公室开会。管理层要求他们处理一项紧急任务，将华为英国子公司账户中的13亿美元迅速汇回中国深圳。
该笔交易本身并没有被指涉违法，但转账时机却十分诡异。
ICIJ说，根据他们查阅的工行机密文件，华为称需要将其“紧急资金”汇回国内。
调查人员取得并查阅了约20年、480万笔工行内部记录，包括客户档案、尽职调查报告、会议记录及中英文内部电邮。
曾参与该次会议的银行高管告诉稽查人员，这笔急转资金“很可能是因为那些负面新闻”——即华为刚遭美国刑事起诉的消息。
五天前，美国公开对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刑事指控，指控涉及对伊朗制裁规避、银行欺诈、洗钱等罪名。
孟晚舟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2018年12月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时，应美国要求被加拿大执法部门拘捕。华为否认不当行为，相关案件仍在美国法院审理。孟晚舟随后以750万美元获准保释，在加拿大豪宅内接受居住限制。作为报复，北京随后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一名前外交官和一名顾问——他们在中共监狱中度过了1,000多天。
北京总行凌驾伦敦合规管理
在孟晚舟被捕后，工行伦敦分行曾密切追踪华为的法律与制裁风险。ICIJ披露，当美国司法部在2019年1月底公开起诉华为后，工行伦敦的合规人员与高级管理层一度同意暂停与华为的业务往来，直至华为提供足够资料，让银行判断其存款是否可能与美方指称的犯罪行为有关。
但华为并未先提供所需资料。根据一份记录事件经过的工行内部备忘录，2019年2月1日周五傍晚，华为代表到访工行伦敦分行位于国王威廉街的办事处，要求“尽快”提取华为英国子公司的全部存款。
华为是工行伦敦分行最重要的存款客户之一。内部记录显示，华为被工行列为“战略客户”，该行为其提供贷款、现金管理等服务。当华为在工行伦敦分行为其英国子公司开设账户时，工行更将华为归类为“走出去”的中企客户。
在华为的英国子公司开户后，工行伦敦分行的客户存款总额增长了约66%。
报告指出，两位工行伦敦高管试图阻止华为提取这笔钜款，因为此举将造成该行的重大损失，但这些努力都是“徒劳”。在此之前，工行的北京总行已先批准了华为管理层的转账申请，并已下令伦敦分行执行。
2019年2月2日（周六）早上8点，北京总行高管召集九名伦敦分行员工召开电话会议。北京表示，总部将确保伦敦分行拥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运营。随后，几名高管当天上午将华为在伦敦的13亿美元汇往其在深圳的账户。
反洗钱主管内部调查遇阻
直到2019年2月4日（周一），这笔巨额转账的消息才传到伦敦分行的合规团队，并立即引起警报。时任工行伦敦反洗钱报告员的埃里克‧盖根（Eric Guegan）随即展开内部调查，并在接下来两周内对参与交易的人员进行了问询。
盖根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写道：“在伦敦办公时间之外执行付款并不寻常，安排团队在周六加班处理大额付款，会增加欺诈的可能性。”
他认为，银行在放款前应该进行彻底调查，但也指出，这一决定是“在华为和北京总部的压力下”做出的。
盖根质疑，工行团队忽略了此前暂停处理华为业务的决定，未有核查款项是否与美方指控有关。他形容，部分伦敦人员急于迎合北京总行的表现为“不合常规”。
这位反洗钱报告员提出了最为严厉的判断：“华为有可能试图将资金汇回国内，以避免美国制裁调查人员冻结其资产。”“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与总部的关系，并考虑何时应该采取强硬措施。”
盖根在向工行伦敦高管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建议，对华为进行“强化尽职调查”。这类调查是银行针对被控存在不当行为的客户的标准程序。
仅15分钟后，伦敦分行总经理韩瑞祥就回复该邮件，并传达总部的明确指示：“继续与华为开展业务。”
不断挽留华为这一高风险客户
当月稍后，华为邀请工行伦敦分行高管到其伦敦办公室会面。华为表示，会内部标记与叙利亚、伊朗、古巴以及部分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的交易，且这些交易不会经由工行伦敦处理。
但这次会议并未消除盖根的疑虑。他在内部报告中认为，华为对反贿赂与反腐败政策的说明“并不令人信服”。
几周后，工行的一家外部尽职调查公司得出结论，把华为列为工行伦敦分行的“极高风险”客户，理由包括不仅与中共政府存在密切关系，还在包括美国、所罗门群岛和巴西在内的多个国家面临腐败、欺诈和其它犯罪指控。
报告也提到，虽然华为长期声称自己并非中共国有企业，也不受中共政府控制，但工行内部文件承认，对华为的所有权、管理结构以及中共政府介入程度，“没有独立证据”可以验证。
尽管如此，工行伦敦分行并未切断与华为的关系。盖根在最终报告中称，高级管理层曾进行一场“持续不断的行动”，以保留华为的业务。2019年10月，他辞去职务。
曾为多家大型银行提供咨询服务的洗钱专家格雷厄姆‧巴罗（Graham Barrow）对ICIJ表示：“归根结底，华为和工行的效忠对象是一致的，那就是北京（政府）。”
2023年改为先付款后补文件
ICIJ的调查指出，即使华为继续被列为需要额外审查的高风险客户，工行对其支持并未停止。
美国2019年将华为及多家关联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后，工行仍为华为在悉尼和法兰克福开设账户，并成为华为约8.5亿美元境内债券发行的主要承销商之一。工行也持续通过融资协助海外市场采购华为设备；自2003年起，ICIJ的资料显示，工行已承诺为华为或采购华为产品与服务的实体提供逾20亿美元融资。
在2023年，华为抱怨工行的尽职调查要求拖慢了付款速度。一名工行北京总部的经理紧急要求伦敦分行加快审批流程：“如果我们无法为华为提供更高效的支付解决方案，工行总部与华为集团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可能会受到影响。”
于是，工行伦敦分行同意华为的交易“先付款、后补文件”，即先让资金通过账户，之后才索取交易资料和支持文件。一名银行人员向伦敦同事转达总行立场：“总行也提到，华为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美国诉华为法律战开始
上周，美国诉华为案在纽约联邦法庭开庭，该案的判决结果将决定这家中国公司是否违反了制裁法和其它罪行。
“整个公司的运作模式就是盗窃、谎言和掩盖。”司法部律师泰勒‧斯托特（Taylor Stout）在法庭上说道，“20年来，华为就是这样……滥用美国金融体系……从而主导了全球电信行业。”
一名华为的辩护律师布莱恩‧赫伯利格（Brian Heberlig）驳斥了这一指控。他说：“华为的成功是靠自身努力得来的。犯罪并非事先计划好的。”
华为审判的开始正值中共党魁习近平计划访问华盛顿特区，与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会晤，讨论贸易和其它敏感议题之际。
华为在海外的业务扩张一直被认为是中共影响力的一部分。欧盟安全研究所高级中国分析师蒂姆‧吕利格（Tim Rühlig）告诉ICIJ，华为对党国而言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