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支联会案宣判刑期，案中各人均因所谓“煽动颠覆”判囚：邹幸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囚七年、认罪的何俊仁也判监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另被罚款一百五十万港元。关于此案，我已经评论过好几次，个中是非曲直无需再讲；至于那群终日驴鸣狗吠的跳梁小丑，肯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骂它们也嫌浪费笔墨。我最想谈谈的，是邹幸彤母亲在判刑当日所讲的一番话。
邹母对记者转述女儿多年前的话：“终有一日我要在法庭上和他们好好辩一辩！”后来正如大家在新闻所见，邹幸彤在法庭上自辩，句句铿锵，没背弃自己的初衷。邹幸彤还跟探望她的母亲说：“好爽呀，我终于可以除低件大状袍，痛痛快快代表自己讲真话，原来系咁爽㗎！”邹母称相信没有律师能替女儿辩护，因为她根本不是要“赢官司”，并形容女儿“不是一个称职的大状，只是一个出色的被告”。
读到邹母这句闪耀睿智光芒的话时，我觉得自己看的已不再是过眼云烟的新闻，而是百世流芳的历史。试想古往今来，称得上“出色的被告”者能有几人？雅典的苏格拉底应该是元祖了。公元前399年，一生敬神的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罪名很讽刺，是荼毒青年和亵渎神明。以法庭上的“抗辩风格”来说，邹幸彤和苏格拉底一今一古，的确互相辉映。
邹幸彤在求情环节拒绝“求情”，坚持以“陈情”表述信念，直言追求民主“根本一日监都唔应该坐”，并表明宁愿做“罪犯”亦不背叛良知。苏格拉底也一样拒绝求情，甚至在应该“打感动”的时候，讲出一些刺耳的真话，触怒陪审团亦义无反顾。先讲一下历史背景：苏格拉底受审时，有501名从公民中选出的陪审员，而根据当时雅典惯例，被告定罪后，原告会提出一项刑罚（τιμᾶσθαι），被告则可反提一个较轻的替代刑罚（ἀντιτιμᾶσθαι）——苏格拉底本来是可以凭此免死，改为流放或罚金的。
然而为了“痛痛快快代表自己讲真话”，苏格拉底选择走上一条没人走的路。据柏拉图《申辩篇（ἈπολογίαΣωκράτους）》所载，苏格拉底表示自己不会像当时许多被告那样，哭哭啼啼把家中孩子带到法庭上博同情，甚至明言自己这样说，可能会触怒陪审团某些人（因为他们当被告时就做过类似的“博同情”举动），令他们怀着怒气投下“死刑”一票。苏格拉底之所以坚拒耍花招，是因为他虔敬神明，认为陪审团判决该按照他们对神明起誓所说，必须建基于法律，而非个人一时的情感。
苏格拉底最“玩命”的陈情部分，是他提出一个极尽讽刺的“替代刑罚”。像邹幸彤一样，他否认自己犯罪，表示像他这样的人不该受罚，反而应该得到好处，所以他提出的“替代刑罚”，是“在市政厅免费用膳（ἐνπρυτανείῳσιτήσεως）”——这当然是殊荣而非惩罚，因为只有外国使节或城邦的荣誉公民，才有资格在市政厅免费吃喝。苏格拉底还扬言，自己的贡献大于奥运会驾马车的胜利者，因为“他只让你们看起来幸福，我却令你们真正幸福（ὁμὲνγὰρὑμᾶςποιεῖεὐδαίμοναςδοκεῖνεἶναι,ἐγὼδὲεἶναι）。”
然而苏格拉底对雅典的贡献，在当时审判者眼中都是“罪行”。在“求情”环节，苏格拉底问雅典人：“像我这样的人究竟应该受到什么惩罚，或者应该付出什么代价呢？”然后他便述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一辈子没有保持沉默；他抛下大多数人热衷的事情，如赚钱、置业、行军、参与公共演说、追求官职、结党等，只为了以私人身份给予每个公民最大益处。什么益处呢？苏格拉底说：
“我一直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与其关心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τῶνἑαυτοῦ），不如先关心自己（ἑαυτοῦ），令品德和智慧都臻于至善；与其关心那些属于城邦的东西（τῶντῆςπόλεως），不如先关心城邦本身（αὐτῆςτῆςπόλεως）；至于对待其他一切事情，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以上一段算不上《申辩篇》最著名的警句，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段话，对我也启发最深。当中谈及“关心城邦本身”那部分，完全可以跟牵涉“国家安全”的支联会案接轨。什么叫“属于城邦的东西（τῶντῆςπόλεως）”呢？古希腊文原话非常简洁，几乎无法翻译，隐含的意思就是“城邦的财富、物资、名誉等”，即城邦拥有的一切外在利益。但苏格拉底认为，城邦利益不等同城邦本身，正如个人拥有的东西，不等于他本人。
现代古典学学者Paul Allen Miller和Charles Platter是这样注释《申辩篇》这句话的：“一个但求获取更多财富、物资、声望等等（τῶντῆςπόλεως）而做决策的城邦，从其本质而言，反显得自己不配拥有这些东西。情况就如个人一样，如果财产和荣誉并非从属于更高的道德理想，那么这些东西于城邦而言也是祸害（Just as in the case of the individual, possessions and honors will be bad for a city if they are not subordinated to higher moral ideals）。”
大凡识字的人都看得懂，在苏格拉底眼中，一个毫不在乎道德理念，光靠严刑酷吏逼人服从和闭嘴的邦国，非但不配拥有任何名誉、财富和影响，甚至不配称为“国家”，可以说它早就“亡国”了。今天被许多人挂在口边的所谓“国家安全”，难道不是这类“属于城邦（τῶντῆςπόλεως）而非城邦本身的东西”吗？在这样的社会，再多的“国安”都只是舍本逐末，还可能带来更大祸害。邹幸彤追求的理想，无异于苏格拉底：致力为公民本身谋幸福，而不是让他们看上去“幸福”。
苏格拉底本来可以不死，只要他稍为妥协，接受流放他乡，然后闭上嘴巴，安安静静过日子，那就可以苟存性命。可他偏偏“冥顽不灵”，坚称不能沉默，因为他认为每天谈论德性、反省审视宇宙人生的各种问题，才是人的最大福祉，“没有审问查考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注1）。邹幸彤的陈情文，不也讲过类似口吻的话吗？她说“能够揾得到自己相信嘅使命，揾得到可以并肩作战嘅伙伴，系人生最幸福嘅事”，更承诺今后不论狱中狱外，都会继续为理想奋斗，决不辜负当年烛海中对死难者许下的庄严誓言。
前两天得悉支联会案的判刑结果，看见邹母所说的话，已有一阵莫名的感动，甚至觉得香港能出现邹幸彤这样的人物，简直不可思议。翌日，我重看了一遍苏格拉底的申辩，只觉得更加不可思议——经典里的古人不再是纸上的幻影和书斋的空谈，原来一不留神，遥不可及的哲人已经道成肉身，在末世中现身说法。苏格拉底这位“出色的被告”，距离我们从没有像现在那么近。
注
1.苏格拉底这句名言（原文：ὁδὲἀνεξέταστοςβίοςοὐβιωτὸςἀνθρώπῳ）向来被译为“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英译亦然。我个人解读有点不同。原文“ἀνεξέταστος”一字，除了解作（一）被动的“unexamined”外，也可理解为（二）带主动意味的“不作查考”——字典证据是“without inquiry or investigation”（见LSJ古希腊语字典）、“qui ne recherche pas, qui n’examine pas”（见Anatole Bailly的Dictionnaire grec–français）。以上两部字典，皆引苏格拉底名句阐释第二义。古希腊语-τός形容词，大多仅有被动义，但某些情况下也有例外，Patreon另文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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